历史的过客——刘仁静

原标题:历史的过客——刘仁静

年末的这段时间，我们简直太忙了。

忙着关注世界杯的小组抽签；

忙着小心拆除招牌的施工机械；

忙着悼念挑战极限的辛苦少年；

忙着填满双十一、双十二的购物车；

忙着吐槽在网络上发酵的一桩桩案件；

忙着站台袁立，手撕浙江卫视，或是反过来。

匆匆而过的这一年仿佛什么都没干。

聚会应酬错过了年初制定的减重计划；

加班出差错过了妻子孩子的重要纪念日；

拥堵的交通让自己疲惫不堪，让睡前读书的小小愿望都一并错过了。

这一年我们仿佛又是过客。

见证了越来越精致漂亮的闺蜜；

见证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别人的孩子；

见证了体格越来越棒，球场上威风不减当年的老干部。

我们会感慨生不逢时。

错过了战争年代戎马一生的骄傲；

错过了改革开放商海一搏的岁月；

错过股市、楼市、比特币的暴涨；

错过了财务自由的一夜黄粱。

历史总是相似的。

一个历史的过客终究只是过客，

哪怕是在烽火正盛的年代，

哪怕是在千年巨变的潮头浪尖。

（上文划分成诗文格式，谨以此纪念今日病逝的余光中先生）

1927年7月南湖上，微风清扬，湖水波澜，一只小船在湖心荡漾，漫无目的。

船舱内，坐在角落的刘仁静，并没有注意到坐在另一个角落里谨慎少言的新中国缔造者，他眼里是慷慨激昂的张国焘和事业有成的包惠僧。

中共一大，不像多数人想的那样风光，会址是为了躲避巡捕而临时议定的，会议的具体时间也无从考证了，因为主席和董必武太忙，挥挥手，说他们忘记了。

就连与会的人员也充斥着投机分子，十三名代表，半数脱党，叛党，甚至成为汉奸和刽子手。

相比于其他与会代表的光辉岁月或者劣迹斑斑，刘仁静的故事更为跌宕曲折，甚至离奇有趣。

在旧军阀时期，中国的思想社会百家争鸣，有识之士都在寻求救国之法，共产主义是一个方向，但谈不上什么主流。

而在这同一个方向内也有很多不同的组织，不谈散落在各个城市的共产主义小组，单是已经成立党派的就有“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共产主义同志会”，“中国社会党”，“大同党”等八、九个之多。

这其中有两个标杆性的人物，一个是北京小组的李大钊，一个是上海小组的陈独秀。

号称“南陈北李”，颇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味道。

为了尽量团结有相同信仰的同志，上海小组提议召开中共一大，创建“中国共产党”。

如今感受这个名字，确实有一种大象无形，大方无隅的威压，毕竟八千多万党员，执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

但在当时这个名字并没有比上文提到的几个党派更有气势，反而平淡普通了许多。分散在全国的小组成员一共才只有五十余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有识之士都没有把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当做一回事。

当时的刘仁静还是个十九岁的少年，师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里信仰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

会期临近，在上海的陈独秀推脱自己有事，不能参加，派学生李达和李汉俊参会。李大钊当时正在讨薪，觉着讨薪比开个会更重要，也想找两个门生，代自己参会。

问了一圈，除了张国焘，几个成名的弟子都不愿意跑去上海，毕竟手里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

组织学潮，搞工人运动，或者跟老师一块讨薪，总之，就是没人愿意去参加一次听起来就没啥前途的党派会议。

最后，这个历史的机遇落到了小师弟刘仁静的身上。

在中共一大的会议上，刘仁静是小字辈，他见识了前辈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也见识了政治运动给个人带来的光辉和荣耀。

返回北京后，刘仁静更加笃信共产主义，表现也更加出众，当选了共青团第一任书记，同时疯狂的撰写文章，宣扬共产主义。

如果按照这个剧本继续发展下去，刘仁静一定会成为早期共产党最出色的领导人之一，但人生的岔路口发生在1922年。

刘仁静是个学霸，精通英语和俄语。也正因为如此，受邀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陈独秀点名带上他。

这一去可了不得，刘仁静结识了“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列宁同志，还结识自己一生的领路人或者说领错路的人——托洛茨基。

年轻人嘛，难免骄傲自满，但刘仁静回国后，不单单是骄傲自满可以形容的。

他展露了一种钦差大臣的风骨，要知道，进步青年都不简单，凭什么听你颐指气使？

这种格格不入的工作状态马上就让他脱离了群众的拥戴，也脱离了组织的关爱。

天有不测风云，列宁去世，斯大林接棒，托洛茨基与共产主义的新领袖势同水火。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托洛茨基作为苏联的缔造者之一被迫远走他乡，另立中央，成立与第三国际分庭抗礼的第四国际。

其实托派与斯大林的主要争执在于是否提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是政治家，坐实苏联领导人后，需要在国际上不断的和资本主义国家妥协或者说苟且。

但托洛茨基是十足的革命者，他提倡的是不断革命，直到全世界都进入社会主义。

随着苏联信仰群体的分崩离析，国内的路线之争也开始显现。

刘仁静自称是托洛茨基的代言人，自然而然的与受苏联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划清了界限。

脱离共产党之初，刘仁静神清气爽，觉得没了组织的束手束脚，可以一展宏图，以列宁嫡传弟子的身份引领中国革命了。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刘仁静飘飘然的态度得罪的不是一两个人，在“托派共产党”内，他同样被排挤出了核心圈。

共产党之间的路线之争在国民党看来根本就不明白，该抓你还是要抓你。

庆幸的是刘仁静人气不高，被捕的时候连个领导都混不上了，所以仅仅做了三年牢就刑满释放。

重获新生的刘仁静只把躯壳带出了监狱，而遗忘了灵魂。

他去投奔托派的老领导陈独秀，两人恩怨纠缠，随即闹翻，刘仁静公开撰文批判陈独秀，陈独秀行使权力开除了刘仁静。

他去投奔曾经的师兄张国焘，发现张国焘已经背叛革命，栖身于国民党。

也罢，少年时代不断求索，却走进了死胡同，索性自己也去找国民党讨一口饭吃吧。

在重庆，曾经熟记马克思语录的共产少年变成了国民党的一根笔杆。

但一九四九年总会来的，刘仁静面对国民党仓皇败退的颓丧模样，怎么也想不到，当年工人阶级办不到的事，一帮农村泥腿子竟然办到了。

毕竟自己参加过一大，纵然路线不同，怎么说也是建党元勋。刘仁静决定脱离国民党，留在大陆。

建国之后，刘仁静来到北京承认错误。

可能他自己也没想到新中国这么仗义，不但原谅了他，还给他安排了非常体面的工作。

要知道，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斗争非常惨烈，路线不同者被清洗掉的大有人在。

纵使托洛茨基远走他乡，最后还是被苏联特工秘密杀害了。

起初，刘仁静奔以为可以安安稳稳过完下半生了。

没想到，平静的生活终究还是被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撞击的支离破碎。

1952年，全国肃“托”，刘仁静吓坏了。

他耐心的解释着此“托”非彼“托”，但没啥用。幸好领导人出面，自己才免于牢狱之灾，但工作没法干了，只能赋闲在家，领一份救济度日。

1966年，文化大革命，曾经保他的人自身难保，刘仁静自己更是在劫难逃。

今天批斗，明日抄家，曾经自诩为“小马克思”的理论家却被今日供奉马克思精神的红卫兵们揪进了秦城监狱。

刘仁静二次入狱，令人意外的是，七十岁的老人不但活出了二十岁的脾气和倔强，还把当初丢在监狱的灵魂找回来了。

据他自己说，公安部的领导曾专程去监狱找他谈话，态度十分和气，条件也简单，只要他写一份认罪书就能出狱。

他偏不干，最后写了一个“不及格”的东西，辜负了首长的一番好意。

文化大革命之后，刘仁静带着重拾的灵魂回到家中，仿佛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经历了半生放逐，刘仁静一下就火了。

1979年包惠僧去世，刘仁静成了唯一在世的中共一大代表，一个古稀老人成了明星。整日间被宴请、访谈，拜访者络绎不绝。

不知道刘仁静在晚年是怎样一种情感，在追梦的年纪见证了伟大的历史时刻，却在筑梦的年华颓然放弃，临至生命的终点，又重拾旧日的激情，把烽火岁月的故事讲个后人听。

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时不过一年，刘仁静遇公交车祸意外死亡。

刘仁静是历史的见证者，却没能成为历史的书写着，他见证了历史，但仅仅是个过客。

陈独秀拉着新生的共产党跳进火坑，李大钊听命于苏联，曾被骂做汉奸。这是历史局限，他们认为阶级的斗争要优先于民族的斗争。

但他们没有一刻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被人铭记，也被人歌颂。

我们也如此，憧憬明天，我们也能成为闺蜜，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成为老干部。

我们年轻，可以走错路，但千万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