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看柏林：德国人对历史的刻骨铭记和反思是这个国家能够担当世界责任的基础

原标题:粗看柏林：德国人对历史的刻骨铭记和反思是这个国家能够担当世界责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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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我再次来到德国，访问柏林这座城市，街头宏伟的建筑令人印象深刻。

德国经济很发达，也盛产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我们去看了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和两位大人物合影。在洪堡大学，看到了马克思语录，大意是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的确，他老人家的改造力度蛮大的。

像四年前一样，这次仍有很多的感受和思考，需要沉淀一两天再写出来。今天就先把上次到来时写的“粗看柏林”系列分享给大家。

粗看柏林

2014年7月7日

到柏林的第二天，恰好是77卢沟桥事变的77周年纪念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结成同盟，是所谓的“轴心国”。他们到处点燃战火，直到失败。

到德国，不免会想到这段历史。

昨天傍晚，飞机将要落在柏林时，能见度极好，我看到绿树掩映下的红色屋顶，看到农田里还没有收割的一片金黄，看到田野里慢慢流淌的河流，禁不住想，当年，盟军进攻时，这里的安宁也许是一片火海！

见鬼，这次出来怎么总离不开战争？怎么在维也纳谈一战，到了柏林，该谈二战了？

果然，今天上午，我们到了伯尔基金会，基金会的专家专门为我们谈德国的历史。

同德国伯尔基金会成员麦克先生合影

这位专家体格健硕，我目测要将近三百斤，而名字很长，以至于基金会的朋友介绍时也无奈地说，他的名字太长，就叫他麦克吧。

因为时间不长，所以我希望有重点，就先提了要求。我说，我想知道两个问题，二战以后，德国是怎么看待这场战争的，又是怎么处理和邻国的关系的？再就是，东西德统一后，怎么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麦克说，这正是我想说的。

几十年的历史，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融合，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说完的，可是，在日记里又不可能长篇大论，于是我偷懒，把喻杉的微信贴在这里：

“今天是抗战纪念日，我们在柏林的一天非常有意义。东道主伯尔基金会为我们请了一位德国政治及教育方面的专家麦克先生给我们介绍二战后德国是如何反思他们的历史及如何重新与邻国建立互信关系的，尽管只有我们两位听众，但麦克先生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他既介绍史实，又谈他的分析与观察，整个上午的交流太丰富无法在此一一转述，只说最让我受启发的是，对历史的认识只有在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后，才能真正拥有行动的力量。他告诉我们，德国的政治家及民众并不是从战争结束就有反思的，对盟军的纽伦堡审判当时的德国上下是不忿的，也是不参与的。直到61年，更多屠杀犹太人的行为被揭露，德国民众的心越来越有不安，61年德国法院自己对战争中参与迫害犹太人的高级军官起诉并审判，开始德国人对仅是战败者到有罪者的认识。68年的学生运动，是整个社会对有罪认识的形成，70年的勃兰登一跪是顺应整体社会的赎罪行为。从此德国全民都加入到主动为受害国和受害者的赎罪行动中。”

喻杉说的很精辟。如果要多说几句，那么，历史是这样走过的。

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德国社会普遍存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心态，对二战的反思也主要局限在学术范围内。1951年9月，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阿登纳政府试图尽快甩掉历史的包袱。1949年9月和1954年6月，联邦德国议会先后两次通过大赦法案，连一些直接参与过大屠杀的纳粹头目也被释放，社会舆论也很少揭露纳粹罪行。

60年代，联邦德国开始了对战争的深入反思。1963年，在法兰克福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分子的审判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二战胜利20周年之际，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日发表讲话，联邦德国开始打破对纳粹罪行的缄默，社会舆论开始广泛讨论大屠杀。年轻人开始问他们的父辈：什么是大屠杀？什么是集中营？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你是不是纳粹党党员？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表达德国的道歉和对二战的忏悔.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转折性的标志是，在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

从“战败”到“解放”的认知转变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飞跃。

说到东西德的统一，有一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麦克说，统一前，两边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而统一不是简单的合并，是东德并入西德，因此，实行的基本是西德的制度。作为西德人，不能指责东德的过去。

寥寥数语，做到其实很难。

我问麦克，你是哪里人？麦克说，我是东德人。我问，那你认为东德和西德融合得好吗？他说，现在，原东德部分的失业率高，收入水平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基本上是好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政府官员中，原东德的人不多。我说，总统和总理不都是原东德的吗？麦克也笑了，说，可是部长一个都没有。我说，这种融合，现在二十多年时间，是一代人，也许还要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才能完成。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已经不错了。

麦克表示赞成。

我关心这个问题，主要是想到了台湾。台海关系有点像两德的关系，我们能够从中汲取些什么呢？

东西德统一这个话题，使我想到昨晚伯尔基金会的美女夏澜和晋之带我们去到一个餐馆吃饭。这个餐馆挨着河边和铁道边，原来是东德的地盘，铁道那边就是西德。两德统一后，首都定在了原属东德的柏林，而很多西德政治家不习惯到东德来，于是就有头脑敏锐者早早地在东德一侧开起这个餐馆，并且起名为“代表处”。据说，前些年，确实有不少政治家在“代表处”吃饭。

这个饭馆，墙上堆满了历史，前东德领导人的照片，镰刀斧头党旗，戴着红袖章的革命者等等。夏澜对我说，这不是怀旧，是招揽顾客的噱头。

我也是问了夏澜这个问题：你是哪里人？她说，我是东德人。我问她，你喜欢东德的社会主义还是西德的资本主义？她机智地回答：我喜欢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

生活在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人，免不了会互相比较，他们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不好，也切身体会到资本主义的问题，所以希望能够有一种更加合理更加让人幸福的社会制度。

其实，世界上很多人正在摸索，也包括中国。

柏林墙

说东西德的统一，就离不开他们的分裂。分裂的一个主要标志物，是柏林墙。

柏林墙，当时东德起的正式名字是反法西斯防卫墙。它把东德和西德用墙分离开。下午，伯尔基金会请了一位导游带着我们游览柏林，第一站就到了柏林墙。

二战结束时，美苏等国占领了柏林，并且把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成为两个国家。西德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东德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从1949年到1961年间，出于种种原因，东德人逃到西德的有300万人。而东德的总人口不过1800万人。也就是说，逃走了六分之一的人，而且这六分之一中，很多是高层次人才。

东德政府早就想修一堵墙，但是请示苏联得不到批准，因为苏联认为在一个城市里修这样一堵墙太给社会主义添堵了。可是，面子总是没有里子重要。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开始修建。全长155公里。最初是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的边防围墙，后期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反车辆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这里还林立着许多岗楼，有荷枪实弹的东德士兵，他们随时准备向越墙者射击。

修起这道墙之后，两个德国彻底分开，而不少东德人为了投奔自由，冒险越墙，据不完全统计，因为越墙而被击毙的人达三百多人。

柏林墙的寿命是28年。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以及西柏林。消息传开后，东德民众聚集在柏林墙边，人越聚越多。当时的东德政府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开枪，这一定会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一个就是放开柏林墙。

1990年6月，民主德国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小截保留下来的柏林墙，大约有三米高，水泥浇筑而成，顶部是圆的，还镶嵌着玻璃碴，墙边是一个高高的岗楼。可见，翻越这堵墙是十分困难的。

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冒险越墙呢？

我想起了上午麦克给我看的一张照片，是密密麻麻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有死者的名字，麦克告诉我，这是越墙时被击毙者的墓碑，还有很多是不知道名字的。

我站在墙下，久久不愿离去。我用手希望能够摸到墙的最高处，我揣摩越墙者面对这堵墙的心情，我的心，也格外沉重。

在蓝天白云之下，这柏林墙还是显得阴森森的。

犹太人纪念馆

下午另外看了犹太人纪念馆。这也是上午麦克先生动员我们一定要看的地方，他还告诉我们，一定不要只在外面看，要走到里面去，会有震撼的感觉。

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为了纪念这些死难者，德国修了这样一个纪念场所。纪念馆在地下，而最具特色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占地2万平方米的露天广场，地面由2711块高矮不等的水泥方块组成。负责设计纪念馆的美国建筑师彼得·埃森曼表示，他的设计将强迫人们面对过去。导游让我们走入这水泥方块阵中，走入的感觉正是压抑的感觉。导游说，设计者的初衷就是让大家展开想象的翅膀。我告诉导游，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是一大片的棺材，是和死亡连在一起的。

导游说，设计者想，人们进入这里之后，会觉得无路可走，到处是障碍。我说，我倒是觉得，进到里面后，觉得到处是路。其实，想想也有一致性，到处无路固然悲惨，到处是路也不好，究竟走哪一条路？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看似很沉重的一片水泥方块，现在似乎成了市民的休憩场所，孩子们在上面跳来跳去，市民们坐在上面聊天。

悲痛似乎已经走远了。

这里面蕴含着一个道理，对于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对于不堪的那段历史，无论是罪恶还是痛苦，理解的越透彻，就会越超脱，背负的十字架放下的就越早，也就前行得越快。

可惜，这道理不是大家都懂，懂得也不是轻易可以做到。

2014年7月8日

晚上是足球世界杯的半决赛，德国对巴西。我们恰好在柏林，白天时就看到了酒吧里、广场上、楼群的空地上，到处在调整大屏幕和椅子，一派晚上要大干一场的架势。据说最大的场子在勃兰登堡门前的广场上，最多能聚集几万人同时在大屏幕前看球，很是壮观。

恰好约了晚上到喻恒家里做客，我们还真有些犯嘀咕，还去吗？去了还能够顺利回来吗？德国赢了还好说，万一输了球迷闹事会不会阻碍交通？明天我们六点多的飞机要去日内瓦，耽误了怎么办？

还是咬着牙去了。因为喻恒一家人心疼我们一路西餐辛苦，特地在家里安排涮火锅，还请了两位德国著名政治杂志的主编和我们聊天。不去是不行的。

路上已经有球迷武装到牙齿准备着了，所谓武装到牙齿是夸张，无非是身上披着国旗，脸上涂着油彩。很多警察在封路，如临大敌。

晚上9点半，两位女主编坐不住了，告辞说，要回去看球，我们说，明早赶飞机，也告辞了。

凌晨四点半的柏林，7:1的数字没有改变这座城市，也许，是还没有回过味来。不知巴西是怎样度过难眠之夜的

在柏林，打电话叫出租车非常方便，没几分钟车就来了。上车时，司机在听广播，比赛刚刚开始，刚走出不远，广播里就炸锅了，德国进球了！从喻恒家到我们住的酒店大约20分钟车程，司机开始还很激动，2比零他还回头竖起两个指头，接着3比零，4比零，司机似乎懒得回头了。我们下车时，已经5比零了，司机很冷静，没有忘记收钱。

这时，柏林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大家都在看球，没有喧腾如此大胜，似乎带给他们的反而是安宁。第二天早上看，城市还是那么静谧和干净。

我有些失望，觉得没有发生些什么，似乎不是德国。因为我知道，四分之一决赛时，德国人也疯狂了一下，我的朋友告诉我，街道上全是人，汽车成了人海中的船，根本开不动。

仔细想想，德国的文化，也许就是这样多元的，包容的，不能用一种模式来定义和概括。尽管我第一次到德国，还只到了柏林这一座城市，尽管我只到了仅仅两天，已经在很多方面感到了这一点。

前一天我们去过柏林市中心的宪兵广场，名字出于“保卫宪法的士兵”，这个广场又叫做“宪兵御林广场”，由两座长得基本一样的教堂和中间一个音乐厅组成的这个广场，是到德国的游客必到之地。

这个广场1688年开始修建，起初只有一个德国教堂，后来，大批法国人来到了柏林，虽然他们也信主，但是教义和德国人的还是有些不同。而他们也要有个场地做礼拜，又不能都到德国教堂去做礼拜。这时，德国人表现了包容性，在德国教堂旁边又盖了一个法国教堂。于是，法国人在德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教堂。

这段历史是一个白胡子渊博导游告诉我的，为了证实，我在百度上搜索很久，还是看不到出处，所以姑且信之。不过，两座像孪生兄弟一样的教堂，同时站在一个面积为4.8万平方米的广场上相安无事，本身也在告诉我们一些道理。

包容并不是永久的和随时的，历史常常提醒我们这一点。

就在离宪兵广场不远处，有一个贝伯尔广场，在洪堡大学的图书馆大楼前，导游告诉我们，在这个广场上发生过一次焚书事件，那是在纳粹上台时的1933年。

关于这次焚书，美国记者伯查尔有如下报道，我不怕它长，原文登录在这里，是为了提醒，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

“今晚，在绝大多数德国大学城里，那些激情昂扬的学生激进分子们正举行焚书仪式，烧毁那些体现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学书籍，小册子，函件和记录。伴随着这一行动的是火把游行，军乐和大喊大叫的爱国演讲——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英格兰福克斯节（每年11月5日）。

在德国，有大约30所大学，起码每州一个。每所大学都应点燃自己的大火，但在科隆、海德堡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焚书仪式被推迟到下个星期举行。

各地举行的焚书仪式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主要是程度上的差异。柏林的活动自然是规模最大的，而且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多多少少地反映了德国其他地方的情况。大约有4万人聚集在歌剧院和柏林大学之间的广场上，站在蒙蒙细雨中观看所发生的事件。也许还有4万多人站在5英里长的大街两旁，注视着那些手持火把的学生护送满载将要烧毁的书刊、小册子的汽车通过。这些装书的卡车是借来的，小汽车是私人的。但这一切对一般的旁观者来说显得异常的幼稚可笑。

5千名男女学生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学生团体，每个团体全戴着颜色不同的帽子，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和蓝色的。此外，游行队伍里还有一队选出来的纳粹敢死队军官。他们戴着长毛绒宽顶无沿圆帽，腿着马裤，上身穿着紧身短衣，脚蹬带着铁钉的高筒皮靴。学生和军官们扛着旗帜，唱着纳粹歌和校园歌来到了广场，此时已是子夜时间。

广场上，在一段用厚厚的沙子围起来的花岗岩人行道上，人们用圆木头交叉堆起了一个长宽12英尺，高5英尺的柴垛。在游行队伍还没有到来之前，一支纳粹乐队一直起劲地吹着。游行的先头队伍终于来到了。它经过柴垛，在预先定好的一大块地方聚集起来。

当游行者路过柴堆时，他们将手中点燃的火把一个一个地扔向那里，直到整个柴垛全部起火。接着开始焚烧书籍。装书籍的汽车就停在不远处，每组学生都要抱下一堆书扔到火里。一股气流卷起了火堆中的灰烬，洋洋洒洒地飘向远方。开始时，每当一些书被扔进火里，人们还都欢呼一番。不一会，人们就厌倦了。

接着，身穿纳粹军服的学生领袖古特亚发表讲话。他说，他和他的同学来到这里是为了烧毁那些可能瓦解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的书和文件。他们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高兴，并相信从今以后，德国文学一定会纯洁起来。 这是一通孩子般的讲话，受到了学生们孩子气的热情欢迎。围观的人群似乎有点失望。为了煽起热情，当一批又一批的书被扔进火里时，一个学生鼓动者开始点书的作者名字：“西格蒙德·佛罗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人群欢呼着。“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更高的欢呼声！接着是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罪名是“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已故的卢森堡《日报》戏剧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克尔被谴责为“不诚实的文学投机者”；《日报》的原编辑西奥多·澳尔夫和《沃思日报》原编辑乔治·伯恩哈特——罪名是反对德国。对后面这几个人，人们只能烧掉他们各自的一些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

一切就这样进行着，直到纳粹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在人们的纳粹礼和身穿军装的保镖们的簇拥下出现为止。这是今晚吸引人的一幕。戈培尔走上装饰着+字的小讲台，开始讲话。”

从纳粹的焚书，很容易想到秦始皇的焚书，看来，专制常常是从毁灭文化开始的。

我不仅唏嘘的是，就在距那个显示包容文化的宪兵广场一箭之遥的地方，就是在一百多年之后，文化的包容就变成了文化的极端专制，所以，时间的前进可以是科技的前进，但是，并不一定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前进。同样的国家，同样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里，也可能有不同的素质。。

德国人一定是希望记住这段历史的，他们在广场上修建了一个特殊的纪念碑。在广场上，有一块两米见方的玻璃，导游告诉我们，下面是一个微缩的图书馆，有很多的书架，但是书架都是空的，没有一本书，就是叫人们记住当年的焚书事件。

可惜的是，白天阳光强烈，玻璃上聚集了大量的水滴，我们根本看不到下面的东西。

不过，这位年长的导游从他那沉重的双肩包里掏出一本厚厚的书，告诉我们，在纳粹时期，德国犯下了很多罪行，都应该以建筑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现在远远不够。他说，比如，二战时，纳粹逼迫周围国家的人们到德国来从事苦力劳动，这本书上有记载，一共有700多万人！导游说，这也应当有一个纪念馆，让大家牢记。现在没有，就是这本书，还是不久前出版的。

听到这里，我倒是觉得，在很多德国人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座纪念碑。

现在，话题回到喻恒家里。

喻恒和我太太都是湖南人，又都姓喻，于是就格外亲一些，我尽管比喻恒大，也成了妹夫。喻恒早年就到德国留学，后来做了德国都芳漆在中国的总代理，事业做得很好。现在，他对生意有些超脱了，成了一位收藏家，苏富比、嘉德、保利的拍卖会上，他是常客，也真的成了半个专家，说起字画来，头头是道。

他在纽约买了房子，不久前，我们到纽约，还专门到他家里吃饭，他亲自下厨。不久前，他在柏林又买了房子，我们又成为他施展厨艺的客人。他告诉我，在台湾他也置了房产，也许不久我们就在台湾去他家做客了。

今天是吃鸳鸯火锅。喻恒说，是他自己的手艺。在德国吃四川的鸳鸯火锅，还是有一种别样感觉。但是，更给我别样感觉的，是饭桌上的一对别样“鸳鸯”。

喻恒的女儿是个非常优秀的青年，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她请来了一位做国际政治杂志的总编辑，她曾经在这本杂志实习，同时还请了这位总编辑的太太，是一本德国最畅销杂志的主编。

问题是，这对夫妻都是女的，而他们的婚姻是合法的，正式注册了的。

据说，她们之间互称“太太”。当然，出于礼貌，我不会和她们讨论同性婚姻的问题，说的多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她们都很专业，也很专注，和他们的交流，看不到心不在焉。当然，我也很有收获，知道了德国媒体人在关心中国的什么问题。高兴的是，我也和她们谈成了《领导者》杂志和她的杂志的合作意向。

晚饭是在喻恒宅子的露台上吃的，旁边是他的美丽的花园。吃饭时，一直在下雨，雨滴时缓时急，时大时小，打在露台的棚子上，似乎是一场奇妙的音乐会。

奇妙这个词，让我想到今天的奇妙，一个中国人，买了德国贵族的豪宅，请我们吃鸳鸯火锅，作陪的是德国的一对同性夫妻，讨论的是中国政治和德国政治，多元文化的交融，是真正的奇妙。

今天主要想说德国的多元文化，写的又太长了，明天接着写吧。

2014年7月9日

按照计划，一早离开柏林，经法兰克福到日内瓦，再去拉沃，据说那是一座美丽的小城。

飞机是早晨6点45的，我们4点半就出门了。仍然下着雨，不知是不是巴西人的眼泪。昨晚世界杯半决赛七比一大败，巴西的眼泪应当是倾盆的吧。

在飞机上没事，接上昨天日记的思路。

说到德国的文化，一定要去看看德国的国会大厦。

浓缩了百余年德国民主发展历史的德国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位于柏林市中心，体现了古典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和巴罗克式的多种风格，是德国统一的象征。德国国会大厦现在不仅是联邦议会的所在地，也是最受欢迎的游览圣地。它不断更新的历史，映射着自十九世纪以来德国历史的各个侧面。德国国家统一后，历时十二年的重建计划，已经改变了德国首都的面貌。而国会大厦的外貌一直没有变化，只是内部已经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办公场所，另外，顶部还增加了一个玻璃的圆形屋顶，和这座古老建筑显得不太协调，但是，德国朋友似乎可以接受，因为，他们懂得这座大厦的历史。

这里一度是德国分裂的象征，当年，柏林墙就是从这所大厦傍边走过，而把它留在了东德的版图上。

很多德国人更愿意把它看做是民主进程的一个见证。

国会大厦是1894年竣工的。最初为德意志帝国的议会。1918年11月9日，议员菲利普·沙伊德曼通过国会大厦的窗口，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1933年2月27日，这里发生了著名的“国会纵火案”，成为纳粹统治者迫害政界反对派人士的借口。

也就是说，从民主选举议员，走到了纳粹专制统治，国会大厦是见证。

在国会大厦里，有两道由铁盒子搭成的墙，形成了一条狭长的走廊。墙有两米多高，加起来有30米长。铁盒子不大，每个盒子上都有名字和年份，有的名字下面，嵌着黑色的金属条，上面写着一行德文。导游告诉我们，上面写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世纪末的德国议员的名字和担任议员的时间，那黑色的金属条上，记载着这位议员被纳粹杀害的时间。

而这些铁盒子，是二战时西柏林被围困，盟军空投物资时装食物的。

用历史留下来的物件来记录历史，堪称独具匠心。

我们凑上前去看，发现这些议员被杀害的时间都是在1933年到1945年间。这个时候，正是纳粹掌权的时候。

民主的建立不容易，民主被践踏，似乎不怎么难。希特勒掌权时，其实不少人德国人自觉不自觉地当了帮凶。二战之后，德国人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罪恶是希特勒和极少数他的同伙儿的，人民只是被裹进来的，直到十几年之后，社会才形成了一种反思的潮流，人们才真正认识到，在历史进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在我看来，这些被杀害的议员中，有不少是仗义执言者，他们是最早的一批尽到责任的人。在国会大厦的一间陈列室里，我看到了三本厚重的书，一本记载了纳粹掌权时被流放到国外的议员，还有一本记载的是当时被投入监狱的议员，另外一本，每个人都有照片，那是当时被杀害的议员。

站在这些盒子和书的面前，仿佛还能听到他们怒吼的声音，看到他们愤怒的眼睛。

希特勒并不需要国会大厦，如同他不需要民主一样。这座大厦及其院落，一度被当成了存煤的地方，再一个功能，就是地下的防空设施。

1945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尾声，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把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的屋顶，宣布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时，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应当藏在国会大厦中，指示红军一定要抢先占领这座大厦，现在的国会大厦的一层走廊上，还保留着苏联红军攻占时战士们的签名。

站在签名墙前，似乎还可以看到红军战士的兴高采烈。不过，居然在一堆斑驳字迹中发现了一个美国人的签名，我很是不解，问导游。导游说，当时，美苏两军都把占领国会大厦作为占领柏林的象征，苏军是大部队攻入，而美军是小分队进入了国会大厦。

二战之后，东德和西德成为了两个国家，国会大厦成为东德的财产。但是，东德也没有把这座大厦作为议会所在地，把这里做了博物馆，而另外建了一个“共和国宫”作为人民议会的办公场所。直到1990年10月3日，德国人民在国会大厦前庆祝了国家的重新统一，同年12月20日，第一届全德联邦议会确定柏林为统一德国的首都，国会大厦则被定为德国联邦议院所在地。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每次国会大厦不作为德国议会的所在地，民主也就远离德国而去。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德建造的共和国宫1990年发现有石棉污染，并在2003年被拆除了。

历史是如此不留情面。

在修复国会大厦时，新添了一个巨大的玻璃圆顶，圆顶下面是国会的会议大厅，原本是为了采光，但是，德国人有了新的解释，导游告诉我们，这说明，在民主国家里，政府和议会都要透明。在这个会议厅里，一年要开几十次会议，议长、议员和政府官员常常在这里唇枪舌剑，而德国公民履行一定的手续，就可以坐在旁听席上。

一座大楼，浓缩了百年的德国民主发展的历史。

在国会大厦的参观人群中，我们看到德国的中学生，也有小学生，我们还看到了一群来自台湾的中学生。民主的教育，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同时也会传播到世界。

参观结束时，我站在国会大厦的楼顶，看楼顶欧盟的旗帜和德国国旗在风中飘舞，尽管天有点阴沉，乌云压的很低，但是，柏林的市容依然美丽。那一座座楼房和一片片绿树，似乎撑起了天。我不禁想到，德国的今天来之不易。

伯尔基金会北京办公室负责人夏澜女士，总是一袭黑衣不施粉黛

德国人也非常珍惜今天。昨天下午，伯尔基金会的夏澜和晋之带我们到了德国的两个智库，一个是欧洲外交委员会，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接待我们，她曾经在中国读中学，因为她的父亲当时是德国驻华大使。她告诉我们，她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外交。她说，德国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因为这和德国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想来也是，不说别的，就说汽车，在中国的马路上，奔驰、宝马、奥迪、大众，随时在我们眼前闪过。

在我们粗看柏林的时候，德国总理默克尔正在中国成都，她比我们细致多了，居然在学做宫保鸡丁。起码有两位本来要在柏林接待我们的朋友随默克尔到了中国。我并不遗憾，以后还有机会，而德国总理率了这么大的一个团访华，说明两国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密切。

另外一个智库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气候、环境和能源。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历史上，德国也有比较严重的污染，直到莱茵河里飘起了死鱼，人们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于是，才有了环保部，才有了严格的治理。现在，德国的环境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还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核能，经过多年的争论，现在，政府和民众达成了统一，不再发展核能。尽管核电站在德国没有发生过问题，但是，为了防止核污染，德国政府将坚决停止核能的运用，哪怕有经济上的损失。

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公认的发达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外交和文化，而德国人也记住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惨痛教训，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为世界多做些事情。这也是我们访问两个智库后的感觉。

我第一次到柏林，时间很少，只能是走马观花地粗看，粗看之下留的印象，也许是最打眼的，也许是不靠谱的，不过反正文章题目就是粗看，随便说说也无妨。

我看德国人似乎进入了返璞归真的阶段，他们不讲究名牌，不追求豪华奢侈，陪同我们的美女夏澜是例子，她一直是一袭黑衣，不施粉黛，吃素。

柏林的街道很安静，甚至晚上城市也不亮，很少有霓虹灯，也不见珠光宝气，以至于我们明明住在市中心，我总是感觉是在郊区。据说，很多德国人除了看球和和啤酒，更多的时间愿意呆在家里，陪家人度过晚上。

老天爷也给青睐德国，给了它一个好气候。在柏林，房间里都没有空调，完全依靠自然的温度。他们开玩笑说，有的房间是有空调的，但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机器，电脑是不能过热的。我不禁担心地说，岂不是德国就没有了生产和销售空调的企业？

德国没有空调，但是汽车企业却是世界一流，街道两旁，停的车很多是奔驰、宝马和奥迪，但是，我发现很少有斑马线，行人和车辆都非常规矩。有了斑马线的地方，司机看见行人，远远地就降下速度来，等着行人先通过。

早就听说过这样一个段子：一位中国同胞来到德国某城市问路：“请问先生，我要到某某大街去，路要怎么走？要走多久？”德国人瞪着两眼，一语不发。中国人生气地走了。刚走了几步，德国人追了上来，和气地说：“先生等一等，您要去某某大街，向前走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右拐弯就到了。依您的步行速度需要8分钟。”中国人不理解地问：“刚才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因为您问我要走多久，我没有看到您走路，不知您走路的速度，无法告诉您。”

这是说德国人办事认真的，这次，我这个中国人到柏林，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们是到维也纳开会，顺访柏林。伯尔基金非常认真，专门把北京办公室的负责人夏澜调回柏林，又把在欧洲参加另外一个活动的晋之留下来接待我们，伯尔基金会的主席芭芭拉丈夫得病了，她在家照顾，也专门陪我们吃饭。每一个参观和拜访地点安排得非常周详，导游、翻译、司机都非常妥帖。

德国人的认真，伯尔基金会做了注脚。

我们在柏林住了三个晚上，其实就是两个白天。只能是粗看，但是却印象深刻。看来，还要找个机会来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