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辉策：医学中的人文与未来的创新之道

12月14日，在“凤凰网政能亮—加入ICH后，中国新药创制的政策红利与企业需求”论坛上，中国著名医学文化品牌“心路医路”创始人郭辉策作主旨演讲，以下为摘录精编：

英语的“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动词，有耕种土地的意思。英国社会学家范塔姆在形容文化和创新关系时说：文化既有可能成为创新成长的土壤，也可成为创新枯萎的园地。肥沃的土壤本身不会生长出东西，但如果没有它，任何东西都会失去成长的根基,人类拥有的文明几乎都拜土地所赐。把文化比作土地和土壤，阐明了文化和创新的关系，同时也表明了文化支撑创新，创新反哺文化，二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

创新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睡莲图是世界上比较权威的文化直观构成图之一。如果我们用水面上的花和叶来比作创新成果的话，可以说它们是文化的外显形式。中间是睡莲的枝和梗，代表医学科研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包括使命、目的、信念乃至行为，从而决定了他们的创新实力。最下面是睡莲的根, 是科学家所处的环境，国家民族氛围造就的民族文化，是他们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因素。最根本的正是深层次的东西, 如果不改变这些, 就无法孕育出美丽的睡莲。   

对比中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追求简单和精准，而东方文化体现的是对玄而又玄的复杂与深奥。不是东方人对文化的理解不够，而恰恰是目前东方文化的体现过于复杂和难以量化。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霍金在《大设计》一书中，重构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他认为日心说和地心说两者都是正确的宇宙模型。人们既可以假定地球静止，也可以假定太阳静止来解释星球的运转，只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具有比较简洁的优势，可以用简单的运动方程来解释太阳系行星的运转。因为用地心说描述星球的运行将非常复杂，不仅要考虑天体的旋转，还要考虑地球的自转，因此托勒密虽然制作了以地球为中心的模型，但很多现象依然无法解释，最后不得不用偏心圆和小轮体系进行修正。但现在有了强大的计算机，我们可以做到以地球为中心来解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至少在太阳系内，我们可以创造出以地球为中心的参照系来精准解释星球的运行。  

对于中国科技人文的深沉关怀，有两个世纪问题需要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去寻找答案，一个是“李约瑟难题”，另一个是钱学森之问。分别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和“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没有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与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中国著名医学文化品牌“心路医路”创始人郭辉策作主旨演讲

对于医学而言，尽管中医的历史源远流长，并对人类做出了极大贡献，为什么近现代医学却起源于西方？原因是内在文化形成的简易性和清晰性造成的。著名西医传教士巴木德认为，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的突破，其中一项是“对准确真实性”的寻求，使医疗高度接近于真实。追求极简化的科学体系，而不是把问题复杂化。霍金关于地心说的解读，也许是我们解答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一个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思维观在把握事物上往往采取模棱两可与适可而止的态度。而科学家需要有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推到极端的气魄。中国人的文化里充斥着妥协，缺乏走极端的精神，因此改革和创新是很难的事。

此外，长期以来实用主义价值观妨碍了中国人的思维。总认为科学研究就是为了应用。然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并不是每一项都能和应用联结起来。孟德尔因为想了解植物形态和花的颜色是根据什么规则传递给后代的，而设计了豌豆杂交实验，从而发现了遗传学的规律。

法国科学家彭加勒说：“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而是因为他感到了乐趣，因为大自然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它就不值得认识。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认识，就不值得活下去。”

爱因斯坦曾说，科学的殿堂里有三种人，一种人是把科学作为谋生的职业，一种人是把科学作为智力的游戏，还有一种人把科学作为自己的“宗教”。他们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寻找科学现象背后的规律，发现自然的和谐，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科学创新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驱动人们从事科学创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心理的。但原动力几乎都是源自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求知欲、兴趣和责任感等非功利化的因素。

诺贝尔奖是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几乎所有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的成果，均为原始性创新成果。接下来，我会对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的基本情况做一下分析，希望从诺奖的历史中，探寻中国医药创新发展的动因，把握发展脉搏，寻找创新的机遇和动力。

我们如何从土壤的角度，也就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可以孕育科研工作者的内在原动力呢？通过对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在国籍比例分析，三个社会属性至关重要：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大量知识人才聚集所形成的知识密度，持续和充足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在基本物质条件满足的前提下，关键是营造促使创新思维产生的学术氛围，只有在没有约束，没有官僚风气盛行的社会环境中，才有利于具备创新思维的科学家取得杰出成就。

社会意识形态似乎起到了决定作用。自1901至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184位获奖者中，90位都是美国人。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每十年都以超过总数一半的获得者稳居榜首，20世纪末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三。社会的意识型态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在1945年美国意识到政府要支持基础研究，同时必须保持科研机构在研究范围、方法、政策、人员方面的独立自主；20世纪后半叶认识到没有任何事情比经过训练和教育的人才更重要，并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1992年美国从前苏联引进了约两万民科学家和专家，移民科学家占到诺奖获得者的30%。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科研体制，管理体制，意识形态都作为土壤的肥料，支撑着创新体系。

从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份背景来看，有一半以上是获过其他奖的学生或在其他获奖者的实验室工作过，因此出现了很多师徒群落。

诺贝尔曾说，“各个学科彼此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为了解决某一个科学领域的问题，应该借助于其他有关的科学知识”。在某一个学科极为平常的技术，很有可能成为解决另一学科研究课题的划时代技术。不同专业的科学家能相互交流和协作，常常是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研究成功的关键。例如DNA双螺旋结构，就是由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共同合作攻关发现的。

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伟人”现象。就民族人口而言，犹太人从未超过2000万，在数十亿的人口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截至1996年就有46位犹太人获得了医学诺贝尔奖。20世纪，犹太人对世界的贡献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时期，然而这个时期也是犹太民族史上最动荡、最苦难深重的时期。犹太人的智力优势与这个民族的独特历史和特殊生存环境有关。以前犹太人在西方社会一直遭受压迫和歧视，他们只有在思想学术领域中才能得到较为自由的发展，因此他们必须加倍努力运用知识、智慧和能力，以谋求生存。正是这种压力，才使他们成为知识和学术领域中的佼佼者，越是艰苦动荡，作出的贡献就越大。这又从另外的视角回应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民国时期那么动荡，却产生了如此多的大师？而今天，社会稳定，却无法产生出大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中国传统思维热衷于社会人伦关系的追索，淡漠于物质客体的探索。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张衡、郭守敬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寥若晨星，而孔孟一类的政治家却举不胜举。中国古代伦理哲学的繁荣举世公认，但自然哲学和形式逻辑等思辨学却远不及西方。

如果要提供更好的“土壤”来孵育中国的医学创新，文化的制度层面和价值观层面是需要转变的。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企业，清晰和明确的产权归属，真正意义上起到了创新的激励和保护作用。从经济学角度，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和长远可观的收益。文化是比较大的层面，每一个细节都能体现文化。前几年资本市场很热，但是现在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冷了，泡沫在挤压，我们从根源上思考这些东西是否本来就存在，还是我们幻想出来的？如果没有，该怎么画出来？我不排斥商业的逐利行为，因为没有商业，其他的也无从谈起，但商业的逐力行为要有框架。

另外，我们必须把所有电子平台沉淀的数据变成钱，而不只是关注一例有多少钱。把一例变成经济学价值挖掘出来，才能卖高价。做文化的比较保守，我们应该警惕产权倾斜或是资本倾斜。政府也要解决边界问题，要给相应的人一定的界限。我们在利用政策有时候更多的是想得到利益，取得“灰色地带”的利益，但这不是正道的，正道是光明正大地赚钱。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政策背后的东西，包括政策出台的一系列评价，比如医疗分级诊疗、医联体等，这对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是有帮助的。

从政策、法律层面，提供制度性保障，是创新文化的制度性前提。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事件，也可以看作是在国家层面明确产权、释放市场活力的标志，也印证了产权对创新的重要性。一旦产权得以明确，其所迸发的力量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最近有一条消息，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关于“公共资助的科研成果在出版后立刻免费公开”的“s计划”。产权就是利益。无论是知识产权产生的直接利益，或是知识产权保护引发的长远利益，都凸显了产权中的知识产权对推动科技创新的意义。

从创新文化的价值观层面，个体和创新之间的关系通过帕森斯模式变量可以得到这几个维度：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国家是不抑制冲动、集体导向、特殊主义、 强调赋予的地位。现代的、工业文明的国家是抑制冲动、个体导向、普遍主义、强调赢得的地位。个体行为需要冲破的阻碍，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和文化的支持，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强化了人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作用。社会进步是个体地位相对集体不断提高的过程。个体地位越高， 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个体受到集体的排斥就越小，在这种社会中生存下来的概率就越大，创新发生的概率也就越高。

为青年工作者创造更好的环境，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他们发挥创造力，是我们应该从体制，科研机制，扶持政策上努力营造的。纵观历史，从统计学角度出发分析诺贝尔奖者年龄，根据韦伯尔分布，发现的最佳年龄定律概率峰值在37岁-45岁。1909年诺奖化学奖得主奥斯特瓦尔德认为，创造力衰退现象是对同一问题长期接触造成的，知识积累妨碍独创精神。如果这些知识不足以解决问题，反而会成为提出新颖独创见解的障碍。人过中年后创作力衰退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担任行政职务，生活安逸等。这种现象至少说明，知识和经验积累并不是做出成果的主要因素。因为从创造和创作的角度更多的是天马行空，因为我们的社会是由惊艳形成的，我们要给社会一个敢于想象的土壤。

当然，医学的创新绝不仅仅是诺贝尔奖涵盖的范围，基础研究和技术型研究是我们取得成果，服务于人类生命健康的终极目标。这些创新可以体现在管理体系，市场营销，技术服务等方面。

创新的类别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种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前者强调物与物之间关系的重新设置，后者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设置。第二种是是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前者是向外部用户介绍一种新产品或者新服务，后者是在向内部客户提供同样的产品或者服务，但是改变了生产和提供服务的内部流程。第三种是依据创新的激进式程度，分为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前者被称为微创新。后者经常被称为突破性创新、颠覆性创新。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也被称作能力提高型创新和能力破坏型创新。第四种是依据自身实力和市场竞争情况，所采取的创新策略。分为跟随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第五种是被动创新（危机性创新）和主动创新，主要是根据创新主体所处的情境来划分。

创新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各种创新的维度相互交织交互，是战略课题。人类每天都在进行创造性的体力和智力劳动，从文化角度讲，创新的动机至关重要，什么样的土壤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