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辉策：从中外历史看医学的发展历程

12月14日，在“凤凰网政能亮—加入ICH后，中国新药创制的政策红利与企业需求”论坛上，中国著名医学文化品牌“心路医路”创始人郭辉策与其他嘉宾们进行了圆桌对话，以下为郭辉策发言摘录精编：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 这句话表明了历史对未来的重要意义，因为历史是设计未来最好的工具。

回顾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是医学脱离宗教神学的实证化、技术化的过程，也是把自然科学与研究对象非神化的过程，这种“祛魅”的结果，带来人与自然的异化，和研究对象的物化。

近代医院制度主要起源于欧洲, 伴随西方军事和政治的扩张, 西医作为“宗教的侍女” 开始登陆中土。鸦片战争以后, 医学传教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因此，医学一开始就和宗教结下不解之缘。天主教在中世纪取得统治地位以后, 把设立医院作为传播教义的手段之一。9世纪的欧洲, 出现了许多与寺院相连的医院。文艺复兴以后, 科学日益进步, 医院迅速发展, 逐渐形成以医疗为主, 集治病与护理为一体的近代医院制度。后来, 这种医疗制度伴随着传教士的足迹, 在世界各地传播和移植。西医传到中国, 最初被赋予“借医传道” 的使命, 一些医院也成为一边医治病人一边传授教义的场所。

中国传统意义上也是有“医院”的，但与近代西方的医院制度大相径庭。李约瑟认为, 至少在汉代, 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公元491年，南齐君主就建立了最早附带诊所的救济机构。公元510年, 第一个由政府管辖的“医院”随之建立。省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 在隋代已出现。在中国古代, 医院一直是宫廷的产物, 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由于为王权服务的职能所限, 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

中国著名医学文化品牌“心路医路”创始人郭辉策在圆桌论坛上发言

近代以前, 中国的医疗空间是由私人运作的。医生以个体为单位独立而分散执业, 或坐堂开店, 或应请上门施诊。那些从儒生中分离出来的游方郎中,走乡串户, 悬壶行医。“家庭” 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 医生对病人的诊治、把脉、开方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抓药、护理病人等过程皆在家中完成。

古代，在医患关系上, 病人自由择医而求治, 对医生召之即来, 呼之即去, 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病人家属都会参与医疗活动, 而且握有最终决定权, 医生对病人的整个诊治过程也是在病人家属或朋友的目光监控下连续性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 19 世纪以前, 西方社会中的医患关系, 同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病人对己身病情与治疗方式, 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为了使尊贵的病家满意, 医生必须使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解释病情的预后, 而病人自感的症状更是诊治的焦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西医传统改弦更张, 由“床边医学” 、“医院医学” 发展到“实验室医学” 。医疗仪器成为疾病定义的权威, 医生的注意力集中在病症、数据和检测报告上, 他们开始使用专门化的医学术语。传统病人的角色逐渐消失, 一个全新的、被动的现代“病患”(patient)诞生了。

现代医院、诊所要求病人必须暂时脱离无法提供技术支持的家庭, 到一个对病人和家庭来说极为陌生的“公共空间”，治疗程序的控制与护理由医院或诊所等单位来负责完成。这一新型的医病关系彰显了医患之间必须相互遵守的“责任、权力、与信仰” 的原则和内涵。

中国传统医疗体系中没有“托管” 的概念。西医的传入, 无疑对传统中国医学提出了挑战。西医不仅在临床的外科、眼科和妇科等方面具有中医不可企及的优势, 而且一整套规范的医护体系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医病关系也使中医体系相形见绌。

在中国早期的教会医院中, 医方对病人处处体现基督教倡导的人文关怀, 通过奉献和仁爱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治疗并安抚他们的心灵, 诊治他们的身体, 耐心倾听患者诉说:用同情的语言抚慰、鼓舞患者。陌生人立即觉得医生是个朋友, 是可以信任、倾诉的, 从而获得慰藉。”

在新型的医患关系中, 医生对病人的服务态度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近代理念, 这也构成了现代医院的特色所在。许多史料显示, 西方医院移植到中国社会, 使得中国人的医疗观念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疑虑和矛盾。

西医作为一种承载起精神或宗教责任的技术载体，为什么其先进的技术可以迅速的被国人学习和接受，而最内核的人文精神，却无法完美的融合入中国文化当中，并造成了当前如此尴尬痛心的异化的医患关系？而这种异化的状态又如何进一步扭曲甚至扼杀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呢？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传统的医学教育以师父授徒为主要方式, 或通过家传秘制或在私塾学习, 这种传播途径表现出了狭隘的局限。西医对医学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则有着一套正规的模式,这种规范化的操作更利于复制和大规模传播。因此呈现出整体和规模上的优势效应。洋务人士薛福成在欧洲考察西洋医学后,对比中西医的特长,分析西医学不断发展的根源，然后感叹:“惟中国名医, 数世之后往往失其真传。外洋医家得一良法,报明国家, 考验确实, 给以凭照, 即可传授广远, 一朝致富, 断无湮废之虞, 所以其医学能渐推渐精, 蒸蒸日上也。”

中国医学的发展，其产权意识和产权保护制度仅仅局限于家庭和血缘而产生的，而无法信赖于社会和政府，导致了医学这种需要普及推广和交流分享的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严重滞后。因此结合中国国情，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是所有医药人的使命，也是挑战。

同样是西医东渐，对比之下，西医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显示了差异。中国的文化使得西医传播过来，先有理论后有应用，因此留下来的更多的是技术范畴的东西。而日本则是拿来主义，连同外来文化也一起照搬了过来。这种文化的照搬对日本知识分子传统的“中国崇拜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此日本一直处于西方医学发展运行体系当中，它的西医体系与西方相似度更高，百姓对西医的认识与态度也更明确，这也是当代日本医疗相关问题出现较少的原因。

对于未来医药的发展，我有三个观点，一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创新文化土壤；我们要独立地表达，而不是形成骨子里的“官本位”意识，就像古希腊的一句哲理，“我爱老师，更爱真理”。二是建立制约权力文化、关系文化、现世文化等扼制创新的机制；三是将医药产业发展根植于提升生命幸福的终极使命来看待。沉下心来做事，沉下心来思考。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创新，期待中国医药创新的未来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