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张涛甫（下）：评论正在从“单口表达”变为“意见演出”

“只有动起来，跑起来，才不会感到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每条河流终将流向大海，每片雪花都朝着春天飘去。”这是张涛甫教授为澎湃评论部2023年年终特别策划《每片雪花都朝着春天飘去》撰写的语句。

不少朋友说，没想到这么富有诗意的句子，出自新闻学院院长的手笔。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教授笔耕不辍，不但常有论文出手，还经常为媒体撰写评论。

本期政邦茶座，我们邀请到老朋友张涛甫教授来聊聊评论背后的故事。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大学》主编。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不少时候，大家津津乐道于历史上“文人论政”的传统，其实“学人问政”的传统同样不可忽视，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您怎么看这一传统？

张涛甫：

钱穆先生有过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历史上的“文人论政”传统，实际上与中国士人传统密切关联。钱穆认为，中国士流之影响与贡献，主要在社会。因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即士，所追求的道是大道，他们并非只关心一己之利，而是整个社会，致力于天下关怀。后来，西方世界崛起，成为世界的中心，西学东渐，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腹地，中国知识界的道统和知识谱系“整体性坍塌”，中国文人论政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断断续续存在着。

高明勇：您认为这一传统在今天算是得到延续了吗？

张涛甫：

您所说的“学人问政”，我的理解是不是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社会，发挥其社会影响。在20世纪，我们看到经过现代转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共舞台上的表现，其中不乏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评论家。今天的社会、知识、媒介语境都发生了巨变，言说的主体、表达方式以及言说平台差别太大。知识精英的影响力遭到大幅度的稀释，社会的“观念水位”下行，因此，需要有更多分子级的知识精英走进社会公共言说空间，“引体向上”，进行公共启蒙，提升社会的理性、德性以及智性水平，甚至在常识层面上守护社会底线。

高明勇：作为新闻学院教授写评论，您如何给“评论”下定义？

张涛甫：

前面说过，仅从功利的角度看，新闻学院教授写评论，得不偿失，因它不在学校评价的硬指标里边，若不是出于真爱，大学教授大多不太愿意写评论。在我看来，大学教授写评论，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笔法，可以有“自选动作”，但不能把评论当论文来写。新闻评论须与现实交感，应是冒着热气的，入世的，对当下构成影响，用评论影响今天，捋清事实，辨识真相，引导舆论，激浊扬清，这些都是评论所追求的。

高明勇：学者写评论，您认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张涛甫：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悟来看，学者写评论，可以发挥学识和理论所长，目力所及，多有深究和穿透，摆事实，讲道理，可以谈得深透一些，但需要适度，过犹不及，不能掉书袋，浮粉太厚，就显得矫揉造作。鲁迅、梁启超都是一流的学问家，但他们的评论文章，思想、学识、文采都是浑然天成，文如其人，力道和美感俱在。

高明勇：之前，米博华老师也参加过政邦茶座，他也长期从事评论写作，横跨评论业界与新闻学界，当时他提出“评论的价值可能将被重新定义”，您怎么看这一观点？该如何“重新定义”？

张涛甫：

米博华先生是评论界的前辈、大家，多年执掌人民日报评论笔政，也是一流评论员。他从人民日报副总编岗位上退下来，复旦聘请他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通过专业“旋转门”，转场到新闻教育界。有幸有缘，我跟他成为同事，有机会向他求教交流，多有共识和共情。关于他提出“评论的价值可能将被重新定义”，我的理解，新闻评论的价值和意义是被社会定义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评论是时代的果实。评论所在的社会语境、传播语境均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评论的价值必然随之而变。评论须识变、应变、求变。

高明勇：该如何“重新定义”？

张涛甫：

互联网全面崛起以及智能传播时代的来临，打破了少数人对传播的渠道垄断和内容垄断，普罗大众获得了俯拾皆是的发声机会，意见市场的容量和结构发生惊人的巨变。在这一背景下，评论市场的变化天翻地覆，一时间，公众意见出现非理性繁荣和“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为：公众“口水”泛滥，溢出了精英们可承受的吃水线。人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和权利，人人也可以就公共话题发声。发言门槛降低以后，发声者多了，倾听者就少了。众声喧哗，意见市场的秩序嘈杂热闹，时评写作，作为专业化的写作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人人发声，降低了评论进入的门槛，正在倒逼专业评论提高技战术水准和立身之本。

高明勇：确实，评论价值的变化，也带来评论人的连锁反应随之变化。您认为对评论人有哪些影响？

张涛甫：

时代在变化，要求评论写作顺应时变，把握变的辩证法。评论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让真相从信息的瓦砾碎石中凸显出来，以正视听。另外，也要求评论人在互联网新意见阶层中，拥有截断众流、力搏千钧的意见力量。如何在“流动性过剩”的舆论场中，拥有一锤定音的能量，有引领公众思想的意见领航能力？这就需要在世道和人心之间找到准确的入口和出口，能精准把握时代和人心的脉搏。专业化的新闻评论是纸媒时代的产物，后来遭遇电子媒介的冲击，评论的形态和形式随之改变，比如，出现了广播评论以及电视评论等评论形态，被电子媒介赋予了新的表达手段和形式。互联网这种超级媒介铺天盖地而来，网络评论应运而生。互联网评论的表达边界大大拓展了。

高明勇：随着自媒体的大量涌现，不少人认为一个“评论时代”正在到来。

张涛甫：

从表达主体来看，大量草根评论员的进入，改变的不仅仅是言论的分贝，关键是表达形式也大变。草根评论员从民间来，其身上带有民间的“草莽”和“泥土”气息，其言说风格也不一样。他们说话开口见喉咙，粗粝生猛，有清新之气，有时甚至故意不好好说，把理说偏，语不惊人死不休，搞“带毒营销”。草根评论员思想、能力参差不齐，价值观分殊也较大，表达手法和套路不尽相同。技术在变化，互联网表达技巧也要随之而变。但很多时候，网民已经过河了，评论者还在摸石头。社交化时代的评论写作，首先要求作者放低身段，不能一副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不论是道德优越感还是智慧优越感，否则，会对受众构成冒犯。要求评论者在表达技巧上要习惯用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观点和见解。在传统媒体时代，评论员完成评论写作交给编辑就完事了，但在社交化的今天，仅仅完成写作这一环还不够，评论上线才意味着互动的开启，受众的跟帖和回馈需要即时关注，并给予及时的反应。也就是说，社交化的评论强调传受双方的多回合互动。评论景观不再是评论员的“单口”表达，而是要评论者身处舆论现场，主演一场意见的演出。

高明勇：作为研究者，您如何看待当下的评论表达与舆论生态？

张涛甫：

前面我说过，评论写作不是我的主业，我的主业是新闻传播理论和实务研究。左手写评论，右手写论文，有点像“双向开关”。我比较享受这种“两栖”状态。在我看来，从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必须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只有对一线热气腾腾的新闻传播实践有直切的体察和深透的体悟，才能找到研究的方位感和在场感。我的评论写作很多时候得益于我的研究。很难想象，如果不能对中国舆论生态和舆论表达有良好的判断和研究，没有对中国媒体表达场域保持长期的观察把握，评论写作不可能写得好，也难以走得稳、走得远。研究中国当下舆论生态、格局走向，乃至研究中观或微观层面的理论或实践问题，需要有一个认知框架。我认为，研究中国舆论问题，可从“社会舆论——社会心态——社会结构”三维框架去理解，其中“社会舆论”在最上层，特点感性、易感、多变；“社会心态”处在腰部，包括社会心态、社会情绪、价值观，它们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也是主观性的；“社会结构”处在底座位置，支撑社会心态和社会舆论，是舆论和心态的“河床”，相对比较坚硬、客观，在短期内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化。舆论研究不能仅仅盯着舆论研究舆论，要从“社会舆论——社会心态——社会结构”这三维框架出发，整体性地予以考量。

高明勇：记得2012年您出版过专著《表达与引导》，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舆论风险”的概念，并提出从信息公开、公共参与、风险沟通等方法出发去解决“舆论风险”。十多年过去，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如何重新看待“舆论风险”问题？

张涛甫：

感谢您对拙作的关注和抬爱。这是我十多年前的研究课题成果。其中，我把社会风险分为两类：硬风险和软风险。“硬风险”即是物质化、实体化的风险，比如自然灾害、地震，海啸、火灾、疫情等；“软风险”是观念性、情绪化、符号化的风险，“舆论风险”即属于软风险。如今，风险社会与媒介化社会叠加，影响舆论生态以及舆论演化机制的关联变量骤增，不确定性空前加大，而我们的认知能力以及对风险的干预能力并没有匹配性地增长，我们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还追不上舆论场的变化。

高明勇：您说“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舆论问题始终都是一个受到过度重视的问题。”为什么？

张涛甫：

在很多时候，人们还是以既有的认知惯性和行为惯性去应对舆论场上的不确定性。有时候，过度关注和过度防御，非但不能及时准确把握风险和化解风险，反而引发次生风险甚至加重风险。特别是社会处在转型变革阶段，各种未知变量会增加我们把握风险、化解风险的难度。如何应对系统性风险语境下的舆论风险？我们面前的现实是：未知还远远大于已知。无论在风险研究上，还是在社会治理上，都还在探索的路上。

高明勇：作为新闻学院院长，您如何理解评论教育？

张涛甫：

大学教育有两个任务：一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二是为行业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新闻评论教育也是如此。新闻评论所发挥的功能主要有：帮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事件报道中理出头绪，特别是提供认识、思考有关问题的方法并提供借鉴；帮助人们从盲信和幻想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理性思考；定义舆论议程，引导舆论；维护公众权利，防止公权力伤害；帮助人们在接受新闻时识别偏见，认清事实真相。大学评论教育也要完成两大任务：公民教育和专业教育。两者不可或缺：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维。新闻评论写作和教育有常，也有变。评论教育则需要把握并顺应这种常与变。

高明勇：复旦大学是否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或者开创更为独特的教育方式？

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有责任为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探出一条新路。2013年以来，我们聚焦新闻传播人才专业能力培养这个核心任务，着力打造适应新媒体时代所需要的新闻传播专业能力培养框架，经过多年探索提炼，积累了一系列经验，正尝试探索一条新闻传播专业能力培养的新路径。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最大的短板是：与新媒体时代相匹配的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新闻传播教育机构不能只在象牙塔里培养人才，还需要在时代和实践的激流中训练专业能力。

我们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必须激发学生对被新媒体激活、点燃的社会的强烈志趣，打开他们通往“新世界”的广角视野；必须催动学生运用新媒体时代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直面社会现场，强化他们理解社会、理解世界的专业能力，塑造他们的正确价值观和专业理念。

新闻传播教育须打破因袭多年的传统教育方式，尤其要改变传统专业实践培养模式，改变传统“手工业”培养模式，以新的培养方式和路径，与全面打开的世界对接，与新媒体时代对接，与巨变的媒体生态对接。

为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尝试颠覆传统线性、狭义的专业实践理念和框架，强化专业实践能力对“话语权”的掌控，意在保持与业界一线“零时差”。我们改变了传统专业实践局限于“小实习+大实习”狭义实训框架，打破传统专业能力培养的线性流程，在学院与业界之间建立“旋转门”机制。通过导入业界资源，将实践端口前移。这种模式创新适应了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和传播渠道“机构化”和“非组织化”并行的趋势。学生从传统实践的“喂食”吃到现在的“找食”吃，“话语权”的转换强化了新媒体时代学生全新的专业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