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调研方法”的访谈丨高明勇调研笔记034

高明勇 | 政邦智库理事长

最近一段时间，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频频沟通，“政邦茶座”的前两本合集终于出版，一本命名为《人文的重量》，另一本命名为《城市的角色》。

这几年，“政邦茶座”陆续推出了人文新主张、城市软实力、社会治理、商业文明与企业家精神等几个不同主题的系列访谈，遍访各个相关领域的学者嘉宾，逐渐有了不少忠实的读者，还不时给予我们鼓励和肯定。

在我从事评论编辑与写作的职业生涯之初，就把“访谈”这种方式作为深度熟悉相关问题的重要途径。粗略看，近二十年间，我在“访谈”上的探索与实践，理解与体悟，差不多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聚焦“中国问题”。

早些年我在新京报评论部工作期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中国问题访谈计划”，为此可以说几乎淡化或放弃了一般意义的时评写作，将主要精力聚焦于此。原因很简单，那时作为大学毕业不过数年的评论员，距离“最好的评论员”，自觉在知识储备、专业积累、思维模型等方面都远远不够。同时，就个人理想而言，也有志于采取的“学术”的心态与“研究”的方法来关注公共利益、制度设计、公民表达等问题。系列访谈以问题为导向，寻找、遴选该问题的长期关注者、研究者，就事论事，深入探讨，既分析问题的表象与潜层，也建言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时，我经常署名的身份，叫做“时事访谈员”，也可以理解为是“评论记者”。当时出版的《坐下来的中国》（以及未刊版《坐下来的中国2》），算是我时事访谈的直接成果之一。再后来，我在主持凤凰网评论部期间打造的访谈栏目“高见”（寓意“高处眼明，见于智者”），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思路。与传统意义的报纸评论来说，议题的设置，嘉宾的选择，表达的边界，都相对宽阔一些。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聚焦“人生问题”。

疫情期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有相当一段时间只能居家办公生活。2020年世界读书日前夕，我设置了一个同题问答——“度书三问”，分别是：1、过去之书：就您的阅读史来看，最想分享（推荐）什么书？为什么？2、现在之书：您正在读什么书？3、未来之书：您目前最期待读什么书？

这个“度书三问”，更像是一个“文度计”，借此测量精神维度的状况。整个活动邀请了上百位读书人参与，有学者，有官员，有企业家，有媒体人，身份千差万别，回答五花八门，但确实给人不少启示。

严格意义上说，这个“度书三问”，我也是受到“普鲁斯特问卷（Proust Questionnaire）”的一些启发。该问卷也是由一系列问题组成，问题包括被提问者的生活、思想、价值观及人生经验等。资料显示，因著作《追忆逝水年华》而闻名的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并不是这份问卷的发明者，但这份问卷因为他特别的答案而出名，并在当年时髦的巴黎人沙龙中颇为流行。因此，后人将这份问卷命名为“普鲁斯特问卷”。

通过“度书三问”，我也是试图在大瘟疫与大防控背景下，触达人心深处的焦虑，洞悉读书人的精神状态和时代风貌。

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将访谈作为“调研方法”。

作为“调研方法”的访谈，同时关注了“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

求解这两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梁漱溟先生。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官员、学者梁济问25岁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年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既是针对个人存在的，也是针对国家前途的，而梁漱溟的一生，也是用心回答这两个问题：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中国问题，即中国往何处去？

“政邦茶座”的访谈，基本也是围绕这两个方向展开的。经由“中国问题访谈计划”，到“度书三问”同题问答，再到“政邦茶座”系列访谈，我也思考过这里面的“变”与“不变”。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操作层面更为独立，更为自由，更为开放，“调研”的色彩也愈发明显。最大的不变，还是对“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持续关注，持续求解。

作为“调研方法”的访谈，在访谈对象选择上的精准性，访谈议题设置上的开放性，访谈内容探讨上的深度性，逐渐凸显特色，对于访谈对象个体来说，能摆脱传统媒体的约束，对于访谈对象群体来说，能彰显对某一共性议题的集体看法。比如此次结集出版的两本书，不管是对“人文的重量”，还是“城市的角色”，都能提供一份别开生面的“记事本”。

记得2012年，我曾与美国盖洛普(Gallup)中国首席咨询顾问吴涛先生做过一次访谈，谈到“盖洛普”是如何调查民意的？（2012年5月19日《新京报》）调查有很多方式，上门访问、街头拦截、电话询问、网络投票等。吴涛认为，这些都是当时调查市场最常用的方式，但调查应该分为两类，科学类调查和非科学类调查。科学类调查就是说，所调查的人群，必须能够有效地代表社会整体。

就像十年前我在《坐下来的中国》序言中所说，“坐下来的中国”寓意有二：其一，与“奔跑着的中国”相比，我们需要从“拼命挣钱”到“学会有闲”的转变。其二，与“站立着的中国”相比，我们需要从“伸头争吵”到“静心探讨”的转变。解决中国问题，光站着骂街发牢骚无助于变革，基于行动的坐下来谈论才是真意义。“快起来”难，“慢下来”更难，而能“坐下来”尤其难。因为，“快起来”需要力气，“慢下来”需要勇气，“坐下来”则需要底气。

2014年，在中山大学“读书沙龙——读懂中国的‘三把椅子’”这一活动上，著名学者张志安教授在发言中说，准确把握最重要的问题，与受访者进行平等的对话，捕捉旧秩序中的现实敏感，这三个标准，也是《坐下来的中国》给我的三点最重要的启示。

这三点启示，我想，既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的鞭策，从“调研方法”上说，也是三点非常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