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杨书澜：人工智能不可怕，关键是人不要失去大脑

知名出版人杨书澜老师是我的朋友，她策划过相当多的好书，比如“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系列。最近，我们邀请到杨老师参加政邦茶座，聊聊“好书”背后的思考——今天，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语境下，该如何看待“人文社会科学”？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杨书澜，知名出版人，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先后策划“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幽雅阅读”，“逻辑时空”，“自然科学是什么”，“未名·外国史系列”等书系。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最近我在阅读北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重要”的系列丛书，不由想到当年（1999年）您主持策划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系列，从注重“是什么”到突出“为什么重要”，这二十多年间，您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

杨书澜：

“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是我刚到北大出版社工作时,策划的第一套丛书，确实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北大出版社新近引进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重要”丛书,不是我策划的,我已经退休，看到一点相关的讯息。我认为“是什么”是基础，“为什么重要”是基础上的强调和深入。这个强调，可能来自三个方面的维度：学科间的比较；针对重视自然科学、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现象；技术改变世界的时代中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与意义证明。仅从就这三方面的维度看，这套书的引进，在当代中国都有意义。

由于中国学者相当多的部分都是专家，知识面相对狭窄，所以学科间的比较研究很少有人做，显然这对深入某学科的研究是不利的；在我国由于文化传统中缺乏科学工具，形成不了一元性的知识体系，所以，自然、人文、社会方面的研究要达到科学这一层面还有一定距离(整体上说)；信息技术时代，由于技术是科学理论的物化，是改造世界的工具，对使用技术的人的人文素养要求更高，限制性的立法更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我们对文明发展的认识：农耕文明时代，没有科学，人是牛马；工业文明时代，科学发展，人是机器；信息文明时代，技术发展，机器是人；生态文明时代，为科技立法，人是人。这样来说，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高明勇：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围绕年轻读者市场有好几个出版品牌，一个是您主持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系列，一个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系列，还有一个“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系列，套用一个句式，为什么这些“好书”成群而来？

杨书澜：

应该说，好书成群而来是时代的需要，或者说是时代的机遇。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期不仅物质产品匮乏，精神产品也匮乏，随着大学恢复高考，“知识改变命运”是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共识，我们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一样的来者不拒，拼命阅读各种图书，九十年代中后期，这批人中的有些人开始思考和对历史进行反思。在反思中，多元知识的学习、人文的价值、知识分子的使命，成为这些人关注的问题，并认为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阅读主题，时代的需要促使这些策划的产生，而出版这些图书恰恰是在回应那个时代。

高明勇：记得多年前第一次阅读“是什么”系列的书，感觉这些书有一种像罗素的“人类的知识”那种姿态，这个提问让我想起，一句“爸爸，告诉我，历史究竟有什么用。”让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马克·布洛克沉思，并写了《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家的技艺》作为解答。我看您还专门写过《策划出版始末》,讲到策划缘起：199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13岁的儿子问正在挥汗如雨写作《哲学百年》>的爸爸“哲学是什么”,我突然意识到我正在策划的选题《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读物系列》，用《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这样的名字更切合这套书的主题,叫起来也响亮。同时,我也意识到策划好了这套书，应该有很好的市场。您当时如何理解“是什么”？

杨书澜：

“人类的知识”确实没有确定性，如罗素所言，因为“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所至，但人确确实实生活在“人的认识”的知识系统中，或者说人类的世界就是人类的知识世界。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了解、掌握这些知识。“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自然科学是什么”可以看成是“人类知识的地图”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分科治学，为各学科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每一学科的问题、方法、阶段性的研究结论、未来发展及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精神的、物质的)关系，构成了我对“是什么”的理解。因为考虑中国科学还不够发达的国情，为了扩大市场的销量,我们请了国内知名学者来写“是什么”丛书，更易于为大众接受。

高明勇：记得这套书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是否出乎意料？有没思考过为什么？

杨书澜：

“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读者来信就有两大包，记得年龄最大的是82岁，厦门大学的一位教授，年龄最小的14岁，各行各业的都有,甚至有还在服刑的犯人。丛书或分册获得了包括国家图书奖、青年优秀读物奖、优秀畅销书奖、优秀科普图书奖、首届文津图书奖、优秀输出版图书奖等等的许多奖项。我想用当年光明日报书评版主任庄健老师用两个整版篇幅评介这套书的题目来回答您问的“为什么”：“是什么”丛书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反响，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人们需要你。

高明勇：那时候这个系列邀请了不少知名学者来撰写给中学生和大学生看的书，其中我们是有大家为大家写书的传统，比如当年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已经成为经典。为什么现在不少知名教授很少为“大家”写书？您当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杨书澜：

我想现在知名教授有许多项目在身，因为知名，学术会议也多，再者，大家小书随笔性质的好写一点，但是如“是什么”系列丛书非常不好写，对作者的要求很高，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以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作者的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考核中这类书往往不算科研成果，等等。当然，当年我找作者谈了此套书的意义、价值和具体内容要求后，作者都非常认可，都觉得值得一写。我认为好的策划,合适的作者还是可以找到的。

高明勇：3月2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从《中文系的使命、困境与出路》（作者陈平原，刊于《读书》杂志）这篇文章开谈，指出“对于人文学研究来说，最直接的陷阱是，当写作可借助ChatGPT完成时，人文学的价值骤降，中文系的处境相当危险。文章一语点破我们正面临历史的巨变：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科技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谈论人文学的轨迹与进路，无法回避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您怎么看待这种“人文学”的窘境？

杨书澜：

我想说这是个问题，也不是个问题。说“是个问题”，就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大踏步前进时代，机器是人，而人也被机器异化，人文学科未来如何发展？说“不是问题”，就是人类技术的每一项发明,实质都是人的某种器官功能的延伸或者强化，都是人类使用的技术，飞机、火车、汽车的使用，并没有人失去双腿，同样人工智能的使用,也不会使人失去大脑。学校教育在这个时代必须改革，由“工具教育”到“人的教育”，从“侧重知识传播”到“人的创造力的培养”是大势所趋。至于说写作这一大脑功能只能被强化，就像现代交通工具使用的结果就是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只要我们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文学科就不会衰落。

高明勇：其实今天也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这些好书定位是“人文素质教育教材”，而问题在于很多人已经不看书了，时间基本被手机“绑架”，这种情况下，如何提升人文素质？

杨书澜：

技术进步已使我们几乎不可抗拒的成为“手机人”，或者叫离不开手机的人，大量的资讯蜂拥而至，长期接受，人的大脑功能会下降，需要有责任的媒体提供好的内容，其实，不读纸质书，多读手机上的好内容，仍然可以提高人的素质。系统阅读是少部分人的需要，纸质图书在今天这个时代更需要理性的策划：目标读者定位准确，内容应有经典性质，等等。

高明勇：在今天，人文学者其实面对更大的挑战，也面临不少争议，人文学者应该如何体现公共性/公共参与？

杨书澜：

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人文学者，我的观点具有中国的特色及兼有西方的特点。人文学者不仅仅是研究人文科学的学者,更应是践行自己人文主张的君子，这样才会获得人们的尊重。

个体自然人，无所谓“人文”，只有社会人才出现了“人文”问题，所以好人、好社会都是人文学者应该关注的问题。如何关注发声，首先是理性，不可情绪化，讲道理，其次,利用专业知识讲专业领域的话，还有就是要接地气，所谓接地气，就是要有建设性、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