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如何改变人，以及人如何改变环境

马立博｜著

自然、文明、族群：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叙述主线

今天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在四千年前曾经是地球上生物种类和数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而现在，亚洲象——这个曾经遍布于这块广袤土地上的物种——只在西南的最偏远地区还有踪迹，华南虎已属濒危物种，白鳍豚很可能已经灭绝，而目前饲养在动物园里的一只黄斑巨鳖很可能也是这一物种最后的孑遗。

这些为我们所知的只是少数的“明星物种”，数以百计的其他物种已在几乎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走向了灭绝。生物学家估计，中国将近40%的现存哺乳动物种类处于濒危状态，70%~80%的植物种类的生存正在受到威胁。本书将试图讲述这个巨大的环境变迁故事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

这个故事里的大部分内容将涉及生活在中国的人群以及他们四千年来对环境施予的影响。说起来有点矛盾，正是因为这个地区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使得历史上一直占全球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得以在这片土地的不同区域恣意使用着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自然宝藏并繁衍生息。一开始，人们只是为生计而狩猎或从森林、草地或湿地中采集食物，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大约九千年前，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扩张，森林让位于农田，人类影响的程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自20世纪以来，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和消费文化的崛起进一步加速了中国自然环境的变迁与退化。中国人四千年“成功”建立并努力维持的独特文明形式，正是推动中国生态变迁的主要原因。

强调“中国生态变迁”是因为，我们吃惊地发现，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最近为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编制的一幅地图中，虎(拉丁学名Panthera tigris)，这个曾经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自由徜徉的物种，到2009年时已经从这块版图上消失了。虎的分布范围边界线与中国的边境线基本重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诚然，自然力——特别是气候和气候变化——也是环境变迁的驱动力量。但到19世纪早期，中国一些地区的环境变迁显然已经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事实上，这时中国完全“自然”、尚未被人类涉足的地方已经少之又少，大部分土地已经被人类耕作(或反复耕作)过。原始的自然区域范围不断缩小，剩下的主要是那些最偏远而最难企及的地方——高山、深谷和地下河。

我们将会发现，在中国环境史中存在着一些看似矛盾之处。本书叙述的主线是中国人怎样通过成功建立一种农业耕作与政府战略利益之间的特殊结合而改变了他们的环境(采伐森林、兴修河道、移山开路等等)，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环境的变迁不仅范围广大，而且造成间断性和长期性的生态破坏，最终累积形成了环境危机。

而另一条叙述线则描述了中国人的农业系统怎样展现出其非凡的长期可持续性，否则我们怎样理解一块三千年前就已开垦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能够继续耕种?一千年前的稻田和灌溉系统至今仍在生产出大量的稻米?当然，部分原因是化肥的使用，但这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的农民在将养分回田循环利用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中国环境史并不仅仅是自然环境怎样为人类提供安居之所，以及人类怎样改变环境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会包括自然环境，但它也包括日后成为“汉人”的人们是怎样与周围同样栖居于此的其他族裔互动的。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看到，这些非汉族裔可以被划分为至少数百个人群(peoples)、部落(tribes)或族群(ethnicities)，他们也从这个环境中获取生存资源，只是方式往往与汉人截然不同。他们有的狩猎采集，有的务农，有的游牧——有的兼而有之。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些人也显著改变了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国”的生态环境变化不仅仅是由“汉人”造成的。中国极富多样化的自然环境意味着这里拥有着总量庞大的小生境，激发这里的人们开拓出种类繁多的生存方式和相应的独特文化。

其中最成功的——至少以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看——要数汉人。当我们使用某一现代人群或地点的名称——例如“汉人”——来回望(几千年来的)历史时，会产生很多问题。

简单来说，在文明之初并没有“汉人”，正如我们如今称作“中国”的这个地方，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在历史上，这里曾经被称作夏、殷、汉、唐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取决于当时建构政治体的统治精英们的想法。在此，我倾向于将日后构成今天中国人主体的人群称为“汉人”。“汉”来源于中国早期的一个王朝，当时的人们自称为“汉(人)”，而今天的民族志研究中也常常使用Chinese来指代汉人。

记住这些语义模糊而且需要注意的名称之后，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汉人从他们最早的政权所在地即今天的华北和西北出发，不断向东、南、西面扩张，通过军事手段辅之以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解决了与当地土著族群的遭遇问题。

人类利用各种方法开发了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沙漠、高山、丛林甚至海洋，这些看起来似乎并不适宜生存的地方，在数千年的中国环境史中都成为不断上演拉锯战的边疆地带。

这稍异于伊懋可(Mark Elvin)的观点：“(清朝的拓边)只是汉人向自然边界——海岸、草原、沙漠、高山和丛林——扩张的……画面之一。

数千年来，汉人的定居模式通过多种方式改变着他们的各种住所，包括为农业开垦、建造房屋和烧炭而将树木砍伐殆尽，如园艺一般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大大小小的水利系统，商业化，以及尽量靠近水边的城市和乡村。”。

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自北方草原或东北森林的游牧民族也可以高效率地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中汲取资源，进而形成对汉人强有力的军事威胁，有时甚至能够征服和统治他们。

在这一不同族群及其环境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中，很多非汉族群逐渐消失、被同化或被驱逐，汉人接管了他们的土地并将这里的生态环境改造成了汉人式的农田。所以，和我们通常以为的不同，汉人并非是从他们位于黄河流域华北平原的核心区向原始的荒野扩张，在这些荒野上，其实早已有其他族群在以自己的方式繁衍生息了。

因此，中国环境史在很多方面其实是在叙述汉人怎样从其他族群那里获取已经被他们改造并适合他们生活方式的土地(当然，这些土地在汉人到来之前很可能也已经数易其主了)，并按照汉人的方式重新塑造这里的环境，其特征就是以家庭耕作和向中央政府纳税为基础的定居农业。

很可惜的是我们对非汉族群以及他们与环境的关系了解甚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因此也不可能有文献留存，又或者即使有也已经失传或散佚。

蒙古人是一个例外，人类学者迪马克·威廉姆斯(Dee Mack Williams)捕捉到了蒙古人对于土地和环境的理解与观点，并在随后与汉人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威廉姆斯认为，相较于用边界和城墙将自己围在舒适环境中的汉人而言，生活在亚洲内陆草原上的游牧蒙古人更具有“空间扩张倾向”(Expansive Spatial Orientation)，对那些并不适于耕作的干旱荒原(甚至沙漠)有着卓越的适应能力。

最近出版的一部小说《狼图腾》，取材于作者姜戎1960—1970年代在内蒙古的亲身生活，也向我们深入展现了蒙古人的价值观及其与草原生态的关系。我们将会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对彼此的看法，因为这个互动过程——在很多方面其实已是共生关系——已经成了本书几乎每章都要谈到的推动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动力之一。

除了以上这类特例外，我们对中国环境史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汉人的文献记录。汉人具有完整的书写系统，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供我们从中挖掘和探究他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些关于物质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例如陶器、建筑物地基等，同样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我们的研究中也将利用到这类证据。

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还是只能依靠汉文文献资料。汉人当然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叙述历史，而在很多时候，其他历史学家也会从汉人文献的视角来阅读中国历史。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都带上了一点英雄主义的色彩：汉人将他们高度发达的文明播撒到周遭蒙昧的人群中，让他们也同样从中受益。汉人视自己为文化和文明价值的源泉，所有与他们遭遇的其他族群至多也只是可以被教化而融入中华文明的“蛮夷”。

而那些拒绝归化的蛮夷则要通过军事手段来对付——除非，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南方地区，一些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如致命的传染病菌，阻挡住了没有免疫力的汉人的脚步，客观上保护了这里的土著居民。

在遭遇新的环境和族群时，汉人和他们的编年史家总会陷入这样的叙述模式：蛮夷和他们的环境就应该被驯服和教化。持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总会有意无意地将汉人描述成一股积极进取的力量，而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其生活的环境，则仅仅是被改造的对象。在这种“自然文化”二元结构中，以汉人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总是将汉人置于“自然”之上或之外，而“自然”则是终将要被汉人“教化”的，其他的族群和环境也都应该接受汉人的改造，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这种观点当然不是汉人独有的，很多其他族群也将他们自己与自然隔离开来看待，而不愿意将自己视为和其他动物一样在特定环境中生活的物种之一。事实上，这种争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也是环境史学者坚持要将人类的制度与历史放在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来观察和研究的一个原因——忘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实际是在拿我们自己冒险。

但这种以汉人为中心的观点常常会忽略的是，周边的环境与族群也在通过一些方式改变着汉人。随着汉人从他们的北方故土向不熟悉的更南面和更西面迁徙，在不同族群之间也开始了一段有趣的互动进程。

因此，史料本身可能会影响我们了解真正的中国环境史，因为它们要求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事件、地理环境与景观。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借助于当代对生态过程的一些理解来重新审视这些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