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丁帆（中）：要像批评家那样用“内在的眼睛”去判断

一直想邀请著名学者丁帆老师做客政邦茶座，理由很简单，他既是学者、作家，更是批评家、思想家，有很多问题希望与他一起“吹毛求疵”地聊聊。

丁帆老师刚刚出版的《消逝的风景》，自称是“最满意的一本”，让人既看见“城市的角色”，更感受到“人文的重量”。而由他主编的《江苏新文学史》，12编30卷约1000万字，在日前开幕的第3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亮相，被称为“绝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学术工程，也绝不意味着一个省份的文学研究，它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中国新文学历史的一个样本，一个缩影，一个投影，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半壁江山。”

政邦茶座嘉宾：丁帆 学者、批评家、作家。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第五第六届成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文学史与知识分子价值观》《知识分子的幽灵》等，新著《消逝的风景》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您似乎一直对“文体”的问题非常看重，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去思考，在“学术文章”与“学术随笔”之间去尝试。如果说二者的“交叉点”是“学术”，您认为二者的“距离感”在哪？或者说“创作”与“研究”本可以“合为一体”，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丁帆：你提的“文体”问题很好，我试图将抽象的学术表达与形象的艺术表现融合成另一种杂交文体，正是我多年来的努力，目的就是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感”，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追求的“文体融合”的目标。无疑，由于多年来僵化了的学术体制，严重制约了文学教育中的文学表述，也就是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只会写“八股文”，其写作能力，尤其是文学抒写的表达能力急剧下降，被人诟病为“口吐白沫，满地打滚”的糗文，这是恰如其分的反讽比喻。所以我提倡文学教育中，要打破这种高头讲章学术文体的格局，让文学的活水流进大学课堂，流进我们的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

这个问题我在《玄思窗外风景》序言中说：让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从文学的本质出发，才算是更加有效的批评和评论活动，否则，我们就是一个拿着手术刀解剖尸体，示范给实习医生的外科大夫表演而已。不融入形象思维和感性思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是一个脱离了文学趣味和文学原动力的文本阐释，而非文学本质的阐释，所以，我想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中介入具有具象的文学体验，穿插感性思维的活力——无疑，二三十年前接触到的法国“评论小说”文体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虽然这只是一种尝试性的介入，但我愿意一直走下去，即便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辞，因为我首先喜欢的是文学，而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甚至文学理论难道不是与文学创作同属一个母系吗，虽不是孪生兄弟，却也是一奶同胞，我们没有理由离开其母乳的哺育而另找“奶娘”。

高明勇：我个人的观察，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意义，不少学者都对此进行思索与探索。

丁帆：把学术文章当作散文随笔来写，既是一种文体的尝试，又是一种对文学本身的尊敬，尽管我并不认为这种被称为“学术随笔”的东西就是完美的批评和评论文体，但是能够得到一些读者的认可就足矣。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大众化的书写会降低批评、评论和理论的水平，不能升华到哲学的层面，殊不知，形象思维的表达或许会以更幽默风趣的形式悄悄闯进哲学的殿堂，而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获得审美的收获，那样的价值观植入方式也许会让人更加牢记。

我在《从瓦砾废墟中寻找有趣的灰姑娘——批评阐释与文献、文学史构成方式摭拾》一文中说过：作为一个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还在于他能否具备对文学作品保有的一种“艺术趣味”——能够从作品形而下的欲望化的描写形象中将其上升到形而上的理性判断上去。前者是基础，需要批评家具有一双“内在的眼睛”，用“艺术趣味”去体验有血有肉的作品肌理，只有真切地感受到了作品形象的脉动，你才能进入对形象学理化和学术化的规整；而后者的理性判断，并不是往你所见到的将艺术作品上贴上某种理论和方法的标签，它的一切判断都不应该脱离你对文本作品形而下的感受和经验性的判断，即便是援引先贤的批评与阐释理论，也是那种水到渠成、不着痕迹、润物细无声的流入，这才是批评的“活水”之源头。

中国当代批评阐释的文体如果还永远停滞在僵化的“八股文”的教条中，甚至还是机械刻板地采用上个世纪50年代进口的“苏式”文学理论批评的模式，那才是垂死的、挣扎的文体。从这个角度来看，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比教条的苏式文学原理要实在得多。

高明勇：这些年，“城市书写”越来越热，既有作为在城市生活者的视野去书写城市的生活，更有将城市作为整体对象来观察和思考。以南京为例，比如像叶兆言先生的《南京传》，程章灿先生的《旧时燕》等“南京三书”，张光芒先生的《南京百年文学史》，还有最近备受关注的薛冰先生的《南京城市史》《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等。您如何看待这种“城市书写”现象？

丁帆：是的，这是一种文体的仿写，在我的书柜里，放着一排诸如《巴黎传》《伦敦传》《瓦格纳传》《罗马》《阿姆斯特丹》《苏格兰史》《威尼斯史》《西西里史》等城市传记，这些“城市书写”的普遍现象传到中国，正是南京作家叶兆言首先开启的《南京传》写作，他从早期的中篇小说“夜拍秦淮”系列书写开始，转向了对南京的非虚构的写作，开创了“城市书写”的先河。你说的南京书写的作家，都是我多年的挚友和同事，正如我上面所说的，除了史料的钩沉外，他们各自都是用自己“内在的眼睛”，看取南京这个城市风景中的历史遗迹、文化事件和人物肖像的，各有千秋。我以为，他们都是在构建这个十朝旧都的史传，尤其是叶兆言首先打出了《南京传》这样的城市文学和文化的名片，让各个城市的作家都开始效仿，试图将城市风景的描写，进入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文学和文化的桥接中，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南京这样的“世界文学之都”的窗台上，没有这些盆花妆点，似乎不能让人眼前一亮，恰恰正是这种“城市书写”，将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散淡的市井烟水融为一体，点缀出了城市靓丽风景线中五颜六色的斑斓色彩。刚刚出版的王振羽先生的《南京乎》，也是这类作品的佳作，带有巨大的历史隐喻。

高明勇：您笔下的“城市风景”，我的理解，属于另一种“城市书写”，个体的成长与城市的成长两种“书写”交互，在个体层面体现为消逝的个人时光，必然交织经历、记忆、情感等因素，在公共层面，表现为消逝的城市风景，则多了一些文学、文化、文脉的考量。您如何界定自己的这种“书写”？

丁帆：是的，你抓问题看得很准，“个体的成长与城市的成长两种‘书写’交互”，正是将我个体成长中的生活经验，融入每一个时代变迁中的企图，所以，我尽力将自己的童年视角、少年视角、青年视角、中年视角和老年视角，客观地代入写作中，把各个时代风景的成长史客观中性地折射出来，明智的读者就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原始风貌。当然，作为一个叙述者，我有时也抑制不住自己情感的冲动，跳出来评说几句，这不仅破坏了历史客观呈现的“包浆”，而且，也从叙述的层面，破坏了艺术留白的技巧。我明明知道这种“胆汁型”的冲动，对文学创作是不利的，但就是忍不住，我的抽象思维的结果总是想让读者知晓，这就是我常期以来被学术学理文章熏烤的“弊端”——总要将形而上的逻辑哲学思考代入散文写作中，而不管不顾文学形而下的描写特质。这也是上面我谈到的应该把学术论文写作从概念化走出来，融入文学趣味性元素主张的反弹与反射——散文随笔创作也应该融入形上的哲思，提升其文化哲学的含量。所以，文体的多样化，也就是文无定法的古训，才是散文存活长久的理由。

高明勇：记得之前有人将类似的创作定义为“学者散文”，您怎么看？

丁帆：有人将它归类为“学者散文”，我不予评判，但我深知，我要克服的问题则是：尽量少发议论，多加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描写，让文章活起来，即便是议论，也须得采用云波诡谲的“曲笔”折射的技巧。我想，这也是散文创作几十年来无法解决的悖论，那种“夹叙夹议”的文体模式，就是一个无法攻破的堡垒，尽管它有许多弊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