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丁帆（下）：“精神谱系”才是最重要的城市价值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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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邀请著名学者丁帆老师做客政邦茶座，理由很简单，他既是学者、作家，更是批评家、思想家，有很多问题希望与他一起“吹毛求疵”地聊聊。

丁帆老师刚刚出版的《消逝的风景》，自称是“最满意的一本”，让人既看见“城市的角色”，更感受到“人文的重量”。而由他主编的《江苏新文学史》，12编30卷约1000万字，在日前开幕的第3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亮相，被称为“绝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学术工程，也绝不意味着一个省份的文学研究，它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中国新文学历史的一个样本，一个缩影，一个投影，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半壁江山。”

政邦茶座嘉宾：丁帆 学者、批评家、作家。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第五第六届成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文学史与知识分子价值观》《知识分子的幽灵》等，新著《消逝的风景》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您长期研究乡土文学，以“乡土文学”做参照，如何看待今天的“城市文学”？如何理解“历史文脉”？

丁帆：“乡土文学”是“城市文学”的对应参照物，前者是属于农耕文明的奏鸣曲，后者是现代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乡村风景”是正在“消逝的风景”，而“城市风景”也是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消逝的风景”，因为当下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淘汰了前工业文明留下来的“城市风景”，比如那些城市风景中一度引以为豪的大烟囱、大锅炉、大厂房、大机械都变成了城市的污染源，逐渐消逝在“城市风景”的地平线上，这就是“历史文脉”的风景变化。然而，每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历史记忆，却永远成为一种基因遗传流传下来了，作家的文学描写，就成为这种基因火炬的传递者。当然，许许多多曾经走过那些时代的人，也在不折不挠地追逐着旧日的时光，这样的题材，在我即将于《花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散文中有所描写，这就是写我看到的那些住在公寓，甚至别墅里的老人，在缺水少雨的山地里开垦处女地，种植各种各样农作物的情形，这不是“历史文脉”，而是“历史血脉”的传承，是一种文化记忆的深刻眷恋。它隐喻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

高明勇：写一座城市，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思考，作为作家，作为学者，各有其兴趣，有其侧重，作为“一位吹毛求疵的批评者”来写南京，您的兴趣、灵感会侧重在哪？

丁帆：其实，这个问题上面已经涉及到了，我以为，每一个人看风景的眼神都是不同的，因为个体的差异性是巨大的，同一风景，有人看到的是喜和乐，有人看到的是悲和苦。那是缘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和价值观的差异，让自己眼中的风景呈现出了色差、落差和反差，而我作为一个汲取了批判意识的学人，当然寄希望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形而下的文学作品中去，但不是那种强行的植入，而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观点越隐蔽就越好”的艺术技巧下的“曲笔”表达。

高明勇：我留意到在您这里，“批评家”和“评论家”似乎有着不同的界定，您认为有哪些区别？

丁帆：我以为，所谓“批评家”，它的原意就是特指在文学领域中，善于采用批判哲学的方法，对文学进行批评性的指责，被称为“吹毛求疵的人”。而在中国文学理论的语境中，“批评家”就是采用某一种理论作为武器，对文学思潮、流派、社团和现象进行高屋建瓴批评的文学理论家，其文章讲求逻辑性，往往带有指导性和引导性作用，而非那种单纯狭义的批评者。在百年文学史上，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个是继承批判现实主义批评方法的（如恩格斯和别林斯基那种）；另一个就是上个世纪强行植入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苏式”批评方法（如毕达科夫等传播者），他们强调的是文学“齿轮和螺丝钉”作用。

而中国的“评论家”，也与西方“评论家”和“批评家”合体的称谓内涵不尽相同，那是专指从事作家作品评论分析的人，其职业性和专业性很强，分工很细，甚至有的“评论家”一辈子只专注一个作家的作品。这一类评论家被人诟病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命题作文，概念化文气较重。

高明勇：前我围绕《知识分子的幽灵》写过一篇书评，写到从一个学者的批评家经历，到一所大学的批评家谱系，再到一座城市的批评家群落，既有研究与批评，又有构建与传承，背后是若隐若现的“批评家本色”的精神谱系。其实，像南京这样，一个批评家群落云集一座城市，在城市中是很罕见的，您怎么理解这种批评家与城市/大学的关系？

丁帆：你的问题很深刻，一个城市的风格，与它的教育史是有密切关系的，也与这个城市里的读书人、著书人、教书人，乃至一般的市民阶层都有着血脉的相连——作为一种历史的传承，“精神谱系”才是最重要的城市价值资源。南京作为旧都，尤其是过去中央大学的存在，其所形成的精神地标性的血脉，并没有被时代的洪流所冲垮淹没，所以，那种独立特行的文风仍在，自由之意志仍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漂浮着，虽然只是风轻云淡的一现，却也是一个时代可以观看的一道风景。这些有点本色的批评家虽也是极少数，各自为阵，“荷戟独彷徨”，且散落在南京的各个高校里，他们的文章，也算是从这个“世界文学之都”里发出的一声声呐喊。

高明勇：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对您来说，南京意味着什么，另一种“乡愁”？如果在您生活过的苏州、扬州、南京之间做个比较，各意味着什么？

丁帆：南京是我长于斯、活于斯半个世纪的城市，我对她的感情是最深切的，这在我编写《金陵旧颜》时的序言中，就说的很清楚了：“我爱这方热土，不仅仅是一种故园的眷恋，更是因为在这山水城林之中埋藏着我一生的读书梦和生活梦”。我喜欢“此地甚好”（瞿秋白语）的金句，就是因为这个城市是读书写作的好去处。

苏州是我的出生地，那里埋藏着父亲的眼泪，以我的名字纪念那段岁月，是我摇篮里的梦魇。苏州是一个吴侬软语的温柔乡，在那里，却并不缺少文化的刚性，从东林党人的历史背影中，我们看到了大写的城市人格。

扬州甚好，那是古代“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销金窟，是人类最宜居生活的城市之一，而在这个城市下辖的宝应县，留下了我最宝贵的青春梦遗，当人们在批评“青春无悔”的时候，我仍然不后悔那段苦难岁月的磨练，它让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中国”这个常人无法理解的常识问题——一个没有看过“乡村风景”中苦难悲剧的人，他就无法看见中国的本质，也就看不见“城市风景”对于一个乡巴佬的奢侈。高晓声笔下的苏南农民《陈焕生上城》对于生活在偏僻水乡里的农民来说，那也是奢靡的行状，因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旧时代里，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这些我都写在了《乡村风景》里了，最让我不能释怀的就是那篇发表在《随笔》上，后来又被《新华文摘》转载的《老屋手记：梦里不知身是客》，那才是我至死难忘的“乡愁”，它让我终生铭记。

至于扬州市，那是我“十年一觉扬州梦”读书工作的地方，几十年前，我写过一篇《的闲话》，果然引起了一场风波。七八年前，我写的《先生素描》，其中就有当年扬州师院中文系教我为人为文的先生们，那也是我的读书“乡愁”。如果有闲的话，我还是要续写扬州瘦西湖畔旧梦篇的。

高明勇：您的《消逝的风景》其实也是《江苏新文学史》的一部分，或者在“江苏新文学史”的延长线上，从历史文脉看，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里的身份认同问题？

丁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消逝的风景》也是我在80年代研究中国乡土小说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序言》中所说的“地域文化”对作品的影响，主要是“异域情调”对读者的影响，也就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二集序言》中对“乡土文学”概念的定义，即地方色彩是作品的灵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对这种“异域情调”的一次文学创作实践，无论是乡村风景，还是城市风景，都不可能离开这种风格的抒写。其“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是融化在作品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