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邦茶座>>
一直想邀请著名学者丁帆老师做客政邦茶座,理由很简单,他既是学者、作家,更是批评家、思想家,有很多问题希望与他一起“吹毛求疵”地聊聊。
丁帆老师刚刚出版的《消逝的风景》,自称是“最满意的一本”,让人既看见“城市的角色”,更感受到“人文的重量”。而由他主编的《江苏新文学史》,12编30卷约1000万字,在日前开幕的第3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亮相,被称为“绝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学术工程,也绝不意味着一个省份的文学研究,它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中国新文学历史的一个样本,一个缩影,一个投影,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半壁江山。”
政邦茶座嘉宾:丁帆 学者、批评家、作家。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第五第六届成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文学史与知识分子价值观》《知识分子的幽灵》等,新著《消逝的风景》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您长期研究乡土文学,以“乡土文学”做参照,如何看待今天的“城市文学”?如何理解“历史文脉”?
丁帆:“乡土文学”是“城市文学”的对应参照物,前者是属于农耕文明的奏鸣曲,后者是现代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乡村风景”是正在“消逝的风景”,而“城市风景”也是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消逝的风景”,因为当下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淘汰了前工业文明留下来的“城市风景”,比如那些城市风景中一度引以为豪的大烟囱、大锅炉、大厂房、大机械都变成了城市的污染源,逐渐消逝在“城市风景”的地平线上,这就是“历史文脉”的风景变化。然而,每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历史记忆,却永远成为一种基因遗传流传下来了,作家的文学描写,就成为这种基因火炬的传递者。当然,许许多多曾经走过那些时代的人,也在不折不挠地追逐着旧日的时光,这样的题材,在我即将于《花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散文中有所描写,这就是写我看到的那些住在公寓,甚至别墅里的老人,在缺水少雨的山地里开垦处女地,种植各种各样农作物的情形,这不是“历史文脉”,而是“历史血脉”的传承,是一种文化记忆的深刻眷恋。它隐喻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
高明勇:写一座城市,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思考,作为作家,作为学者,各有其兴趣,有其侧重,作为“一位吹毛求疵的批评者”来写南京,您的兴趣、灵感会侧重在哪?
丁帆:其实,这个问题上面已经涉及到了,我以为,每一个人看风景的眼神都是不同的,因为个体的差异性是巨大的,同一风景,有人看到的是喜和乐,有人看到的是悲和苦。那是缘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和价值观的差异,让自己眼中的风景呈现出了色差、落差和反差,而我作为一个汲取了批判意识的学人,当然寄希望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形而下的文学作品中去,但不是那种强行的植入,而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观点越隐蔽就越好”的艺术技巧下的“曲笔”表达。
高明勇:我留意到在您这里,“批评家”和“评论家”似乎有着不同的界定,您认为有哪些区别?
丁帆:我以为,所谓“批评家”,它的原意就是特指在文学领域中,善于采用批判哲学的方法,对文学进行批评性的指责,被称为“吹毛求疵的人”。而在中国文学理论的语境中,“批评家”就是采用某一种理论作为武器,对文学思潮、流派、社团和现象进行高屋建瓴批评的文学理论家,其文章讲求逻辑性,往往带有指导性和引导性作用,而非那种单纯狭义的批评者。在百年文学史上,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个是继承批判现实主义批评方法的(如恩格斯和别林斯基那种);另一个就是上个世纪强行植入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苏式”批评方法(如毕达科夫等传播者),他们强调的是文学“齿轮和螺丝钉”作用。
而中国的“评论家”,也与西方“评论家”和“批评家”合体的称谓内涵不尽相同,那是专指从事作家作品评论分析的人,其职业性和专业性很强,分工很细,甚至有的“评论家”一辈子只专注一个作家的作品。这一类评论家被人诟病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命题作文,概念化文气较重。
高明勇:前我围绕《知识分子的幽灵》写过一篇书评,写到从一个学者的批评家经历,到一所大学的批评家谱系,再到一座城市的批评家群落,既有研究与批评,又有构建与传承,背后是若隐若现的“批评家本色”的精神谱系。其实,像南京这样,一个批评家群落云集一座城市,在城市中是很罕见的,您怎么理解这种批评家与城市/大学的关系?
丁帆:你的问题很深刻,一个城市的风格,与它的教育史是有密切关系的,也与这个城市里的读书人、著书人、教书人,乃至一般的市民阶层都有着血脉的相连——作为一种历史的传承,“精神谱系”才是最重要的城市价值资源。南京作为旧都,尤其是过去中央大学的存在,其所形成的精神地标性的血脉,并没有被时代的洪流所冲垮淹没,所以,那种独立特行的文风仍在,自由之意志仍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漂浮着,虽然只是风轻云淡的一现,却也是一个时代可以观看的一道风景。这些有点本色的批评家虽也是极少数,各自为阵,“荷戟独彷徨”,且散落在南京的各个高校里,他们的文章,也算是从这个“世界文学之都”里发出的一声声呐喊。
高明勇: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对您来说,南京意味着什么,另一种“乡愁”?如果在您生活过的苏州、扬州、南京之间做个比较,各意味着什么?
丁帆:南京是我长于斯、活于斯半个世纪的城市,我对她的感情是最深切的,这在我编写《金陵旧颜》时的序言中,就说的很清楚了:“我爱这方热土,不仅仅是一种故园的眷恋,更是因为在这山水城林之中埋藏着我一生的读书梦和生活梦”。我喜欢“此地甚好”(瞿秋白语)的金句,就是因为这个城市是读书写作的好去处。
苏州是我的出生地,那里埋藏着父亲的眼泪,以我的名字纪念那段岁月,是我摇篮里的梦魇。苏州是一个吴侬软语的温柔乡,在那里,却并不缺少文化的刚性,从东林党人的历史背影中,我们看到了大写的城市人格。
扬州甚好,那是古代“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销金窟,是人类最宜居生活的城市之一,而在这个城市下辖的宝应县,留下了我最宝贵的青春梦遗,当人们在批评“青春无悔”的时候,我仍然不后悔那段苦难岁月的磨练,它让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中国”这个常人无法理解的常识问题——一个没有看过“乡村风景”中苦难悲剧的人,他就无法看见中国的本质,也就看不见“城市风景”对于一个乡巴佬的奢侈。高晓声笔下的苏南农民《陈焕生上城》对于生活在偏僻水乡里的农民来说,那也是奢靡的行状,因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旧时代里,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这些我都写在了《乡村风景》里了,最让我不能释怀的就是那篇发表在《随笔》上,后来又被《新华文摘》转载的《老屋手记:梦里不知身是客》,那才是我至死难忘的“乡愁”,它让我终生铭记。
至于扬州市,那是我“十年一觉扬州梦”读书工作的地方,几十年前,我写过一篇《的闲话》,果然引起了一场风波。七八年前,我写的《先生素描》,其中就有当年扬州师院中文系教我为人为文的先生们,那也是我的读书“乡愁”。如果有闲的话,我还是要续写扬州瘦西湖畔旧梦篇的。
高明勇:您的《消逝的风景》其实也是《江苏新文学史》的一部分,或者在“江苏新文学史”的延长线上,从历史文脉看,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里的身份认同问题?
丁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消逝的风景》也是我在80年代研究中国乡土小说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序言》中所说的“地域文化”对作品的影响,主要是“异域情调”对读者的影响,也就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二集序言》中对“乡土文学”概念的定义,即地方色彩是作品的灵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对这种“异域情调”的一次文学创作实践,无论是乡村风景,还是城市风景,都不可能离开这种风格的抒写。其“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是融化在作品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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