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高明勇｜留坝三问：如何从张良寻找“能量场”

“留侯”张良为留坝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什么？

有多少外地人是冲着张良而选择来留坝的？

如何把“留侯智慧”转化为“留坝智慧”进而成为“公共智慧”？

2024年8月中旬，凤凰网大型文化品牌活动“致敬国学：华人国学大典”走进留坝，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专家和业界精英共赴“张良会客厅”系列活动。政邦智库理事长高明勇受邀为该机构秦岭研究基地揭牌，提出了他的“留坝三问”，并就相关问题接受了凤凰网的专访。

政邦智库理事长高明勇在陕西留坝接受凤凰网专访。

留坝印象：亲近感，穿越感，代入感

凤凰网:在秦岭二十多个县中，留坝的知名度现在已经很高了，被称作“网红县”。听说您是第一次来留坝，此前您对留坝有什么印象？

高明勇：之前有几次机会可以来留坝，但各种不凑巧，未能成行。我也做过一些案头工作，知道要真正喜欢上留坝，必须先读懂留坝，了解它的前世今生。而要真正读懂，肯定得先搜集、阅读大量的资料。正所谓未到其地，先闻其名，行程未动，调研先行。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名山、名川、名人与名城之间的关系。比如秦岭紫柏山之于留坝，褒河之于秦岭，张良之于秦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渊源，有必要系统地去认识。此外，历史长河中的异域过客，或旅行家，或建筑家，或汉学家，如马可·波罗、李希霍芬、伊东忠太等，他们的“留坝穿越”留下什么样的历史痕迹与历史启思。带着这些案头资料走进留坝，那些沟沟坎坎，那些字里行间，一下子鲜活起来。所以，要说第一印象，可能是百感交集，心向往之的“亲近感”。

凤凰网：来之后呢，印象有什么变化？

高明勇：来留坝的路上，有一种“穿越感”。从历史到现实，从纸面到老街，从抽象到具体，从西安到汉中，伴随着高铁在田野驶过，穿越一个又一个的隧道；从汉中到留坝，进入秦岭深处，思绪也在时空的穿越中，重新认识留坝。这是云雾缭绕的山清水秀之地，也是引人遐想的人文景观之地，当然，也是需要有心人不断挖掘的潜力之地。

初到留坝，阴云沉沉，细雨绵绵，雨中访张良庙，更多了几分敬重。在亭台楼阁中穿行，在石碑题词前静思，在紫柏山的金顶上眺望，我愈发觉得，这些场景，应该是很多外地人一再来留坝的重要理由。我在细雨中随手写下三首小诗，如果不来现场，缺乏场景感，未必能激发这种诗情。

在参加张良会客厅活动的前后，我随机与一些本地人和外地游客做了交流，看看他们的留坝印象。这激发我一系列的好奇，姑且称之为“留坝三问”：

是什么——“留侯”张良为留坝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什么？

为什么——有多少外地人是冲着张良而选择来留坝的？

怎么办——如何把“留侯智慧”转化为“留坝智慧”进而成为“公共智慧”？

人一生可能会去很多地方，即便是去同一个地方，可能因为时间不同、人生际遇不同，心态上会有很大的差异。正如古人所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人的心绪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上半年大病一场，卧床之际安慰自己，且把生病住院当作“闭关修炼”。史书上不是说张良多病吗，他功成身退后到留坝来辟谷修道，抛开政治原因不讲，单就休养身心而言，是不是也有我住院时这种心态呢？进而言之，每个来到留坝的人，或许都会自然生发出一种类似的“代入感”——如果我是张良，或者如果张良是我，当彼此互换处境时，会如何思考问题？我想，这种“代入感”，可以让自己有机会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留坝观察：用“七文”模型打量“留坝现场”

凤凰网：每个人去到不同城市，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带上自己的“滤镜”，而视角不同，体悟自然也会不同。您写过不少城市的调研文章，那么，类似留坝这样的地方，您是怎么观察的？

高明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通常的视角会这样分析：从经济上看，留坝既非人口大县，更不是经济排行榜上的百强县；从文化上看，留坝虽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坐标上有着独特的位置，但并非严格意义的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从交通上看，留坝也不属于“高铁之城”，交通并非十分便捷。这次来留坝，朋友罗晴秋先生提出一个概念——“文化原生地”，对此我比较感兴趣，借用这个概念，我谈谈自己的一些观察和体会吧。

对于“文化原生地”，或者说有独特“文化原生资源”的城市，我认为可以用一个“七文”模型来作观察和思考，分别是文物遗址、文献资料、文化故事、文学传播、文旅生态、文脉传奇和文明精神，从具体到抽象，从物质到意识。

我之前写文章分析“吴文化”时也谈过这个问题，首先从“历史地理学”或“地理历史学”的视角出发去思考“三组关系”：思考地理与生活的关系，即地理因素如何影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地理与民风的关系，即地理因素如何影响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地理与人文的关系，即地理因素如何影响地域文化气质。

我认为，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及其与发展现状的关系，大体可以用这“七文”模型和“三组关系”来打量。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文化原生地的价值转化问题，如何转化，自“传统”而“现代”；如何“赋能”，自“抽象”而“具体”。

具体到留坝：当我们穿越秦岭，站在这群山环抱之间，当我们走进张良庙，站在张良像前，通过与自然互动、与先贤对话，我们本身重返了历史现场，那些散落在山间的历史文化元素就被瞬间激活，浮现在我们周边。斑驳悠久的祠庙，掩映在草丛溪畔的栈道，甚至那些以前大多在史书中出现的地名，都会重构我们的历史认知与城市印象。

凤凰网：打断一下，如果作个参照，留坝会让您想到哪里？

高明勇：就调研过的地方，我会首先想到都江堰和淄博。可以用刚才提到的“七文”模型来分析一下。

文物遗址层面，都江堰有鱼嘴，宝瓶口，飞沙堰等构成的治水体系，淄博有齐文化遗址，稷下学宫遗址，留坝有张良庙，在紫柏山的辟谷修行地。

文献资料层面，都江堰主要被《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地方志《华阳国志·蜀志》、《三国志·蜀志》等记录；淄博的文献见于《管子》《晏子春秋》《六韬》等，留坝的张良则主要是《史记·留侯世家》，以及一些异域游客的各种记录。

文化故事层面，都江堰是李冰父子治水，淄博是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群雄和百家争鸣，留坝是围绕张良的佐策入关、鸿门脱险、下邑之谋、荥阳八问等传奇故事。

文学传播层面，不少人知道都江堰是因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同名文章，关于淄博比较有名是荀子的《劝学》，尽管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关系，在留坝，关于张良最有名的文学作品应该除了司马迁的文章外，就是苏轼的《留侯论》。

文旅生态层面，一句“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道尽都江堰的特点，也让人流连忘返，淄博则是借“烧烤”为由的美食文化为导火索，引发全域旅游，留坝给我的印象是张良庙—紫柏山风景名胜区，以及散落在山水之间的特色民宿。

文脉传奇层面，都江堰算是名山、名水、名人与名城交融的典范，淄博背后的齐文化则是治国理政的先民智慧，留坝的张良，昭示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寻找平衡的可能性。

文明精神层面，都江堰时至今日依然发挥作用，体现的古人治水智慧的结晶，而在从古至今，治水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事。淄博的管子，其治国理政的精髓，至今仍有很多借鉴意义。对于张良，不仅是智足决疑，量足包荒，更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句“英雄神仙”，道尽世人的敬重。

李冰父子之于都江堰，管子之于淄博，张良之于留坝，“文化原生”的承载都是在具体的“人”身上，人的智慧展示，人的历史功绩，人的千秋评说，一个人，与一座城之间的渊源与传承，皆在于此，比照三座城，对应三个人，相关思索皆隐于此。

凤凰网：您做的这些比较，似乎可以看出城市的不同个性，但这样会不会显得个性标签太突出？比如说有可能会窄化城市形象，并且局限外地游客对于留坝的想象。对此您怎么看？

高明勇：是的。就像我们常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便是对文化很感兴趣的人，在来留坝的前前后后，用我前面所说的“七文”模型来做功课，也未必会得出同一种留坝印象。为什么？这里的自然因素与历史元素，对于每个人而言，重塑的是什么样的现场呢？这应该是因人而异、因客而异的。无论你对留坝了解得深还是浅，留坝首先是一个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合体的现场，留坝所提供的就是现场，而不需要为所有人准备答案。既然每个人来了都会自带问题，那么，答案也应该交给大家去各自体悟吧。这样，主人与客人、主场与客场、故乡与他乡的心理隔膜，就有可能消弭，历史现场也就成了彼此成就、共创共生的能量场。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留坝应该是这样的留坝，留坝最好是这样的留坝。

举个例子，今天我们来到留坝，跟两千多年前的张良一样，原本都是留坝这条秦岭通道中的过客，但是张良辟谷于紫柏山，留坝就成了他的故事原生地；我们追慕张良，并在这里激发出新的灵感、新的故事，那么，留坝这个“文化原生地”，就会长出新文化，我们也成了新留坝人。又比如寒溪，因为萧何追韩信，成了两个过客的故事原生地。如果一位管理者，一个上市公司老总到了这里，悟出了寻找人才、使用人才、留住人才的新道理，那么，寒溪就有了新故事，寒溪也成了他的新主场。

“文化原生地”一定不是只有那些文物遗迹，而是在现实中依然生机勃勃，生生不息。在今天的传播语境下，让留坝故事走出秦岭、走向全国、传到海外，既要思考“留侯智慧”如何变成人人皆可有所启悟的“公共智慧”，也要思考“留侯智慧”如何转化为“留坝智慧”、“中国智慧”。这次凤凰网邀请众多专家和伙伴，携手留坝打造“张良会客厅”，在我看来，大家讨论的就是“文化原生地”的智慧挖掘与智慧转化问题，很有意义，也很有想象空间。从我们智库角度看，如何在“张良”的名义下，将“智慧”变成一座城市的传播抓手与共创共识，值得做的事情很多，“张良会客厅”将是一个新的原点。

留坝思考：“一生如意”就是“度一切苦厄”

凤凰网：此次“张良会客厅”的主题是“在秦岭深处读懂中国智慧”，您读懂的“中国智慧”是什么？

高明勇：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刚才提到三座城，三个人，我想，我体悟最深的还是作为“人”的智慧。在张良庙，正在拾级而上往前走，不经意间回头，有个匾额上的四个大字映入眼帘——“一生如意”。它给了我此次来到留坝最大的刺激。

都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寻常平民，都不外于此。你看历朝历代，出谋划策，建功立业，大有人在，而全身而退者，寥寥无几。 “一生如意”经常是一种祝愿，一种希冀，真正能像张良这样的，既能“英雄”又能“神仙”，既能“入世”又能“出世”，从古至今，能有几人？所以说，“一生如意”，其实就是“度一切苦厄”，运用智慧化解一切问题。

那么“一生”的问题是什么？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与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作为“人”的知行合一，体现在内与外的关系求解，体现在入世与出世的关系求解，体现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关系求解，体现在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关系求解——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

按照古人的说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典型的理想化人格。由内而外，这四个层面如何调和？就当下而言，现代人如何缓解焦虑？在内卷与躺平之外，如何寻找“得宜”之道？我觉得到留坝来拜会张良，意义就在于让每个人在留坝打量自己，认识自己，照亮自己，行走在通往“一生如意”的路上。

当然，启迪我们的也不只有张良，很多先贤都给我们留下作为“人”的智慧。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来说，我认为少时学曾国藩，可以学习他在“日课十二条”中的自律与坚持，这是如何“拿得起”的智慧；青年学张子房，可以学习他在“十字路口”时的决策与抉择，这是如何“放得下”的智慧；中年学王阳明，可以学习他在“龙场悟道”时的定力与超脱，这是如何“想得透”的智慧；晚年学苏东坡，可以学习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与豁达，这是如何“看得开”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