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迟福林：智库在于思想，在于把握趋势、把握问题

何为智库？智库何为？这个基本问题，也是近年来“智库热”需要时时面对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一问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为“中改院”）的经历，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

近日（11月1日），中改院刚刚庆祝了自己的第33个生日。与之同时，院长迟福林用八个字“建言改革、坚守改革”概括过去33年的实践，并以这八个字作为两本书的书名，在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院长，他认为智库要多做“适应趋势的前瞻性研究、服务全局的决策咨询研究和问题导向的行动性研究”。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著有《坚守改革——我与中改院的33年》《迟福林改革研究文选》《结构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门槛》《亲历改革——与青年谈改革开放》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智库在今天成为一个“热词”，四十年前却是“冷门”，绝大多数都是体制内的，您认为自己为什么会走上现代化新型智库之路？

迟福林：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改院诞生，现在回过头看，为什么创建中改院，并坚守到今天？我想有几点因素很重要：

首先，是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发展的需求。智库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在复杂环境下进行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建设，对智库的需求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在这样的背景下，1991年，中改院在改革的时代大潮中诞生，从甫一呱呱坠地就被赋予了为改革鼓与呼的职责与使命。

其次，是适应了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的发展、改革的研究需要更广泛地和世界对接、交流，通过智库和世界加深交流很有必要。一建院，中改院就将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作为重要任务，积极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合作，共同开展合作研究和合作培训，等。这既是全国和海南改革开放的需要，又是中改院发挥作用、发展自身的需要。

另外，建设中改院也是我个人的追求。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分子，我深刻感悟到：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没有未来。中国社会涌现一批有抱负、有思想热心于智库的知识分子群体。我深切感到推动改革需要深化研究，有必要建立一个改革研究机构，为不断深化改革做点事、发点声、出点主意。1992年，为了全身心办好中改院，我从官员转变为了一名学者。

高明勇：您之前出版了不少的著作，我看您这次把中改院33年的实践总结为“建言改革”“坚守改革”，主要考虑是什么？

迟福林：

11月8日，中改院在北京举行《建言改革》《坚守改革》新书发布会。于我个人、于中改院，这两部书都有着特殊的意义。33年来，中改院人把自己对改革的理想、目标、责任、追求融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辛酸苦辣、百感交织，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中改院创建者的嘱托、无愧于自己。我认为这两个书名恰如其分，真实反映了我与中改院这33年。为什么坚守？怎么坚守？坚守什么？我概括为八个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使命担当”“建言深化农村改革的历史责任”“建言‘两个毫不动摇’的自觉行动”“惠及13亿人基本公共服务的价值追求”“以高水平开放赢得未来的历史主动”“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痴心追求”“改革理论创新的不懈探索”。

两本书的最后，我们都以“改革跑赢危机”作为结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中改院提出改革正与危机赛跑，今天看，这一判断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改革任务远未完成，改革仍然需要深化，仍然需要一代一代人拿好接力棒。

高明勇：不少成功人士都曾参过军当过兵，如任正非等，您在年轻时候曾有一段时间的军旅生涯，这段经历，对您个人成长以及日后执掌中改院有哪些影响？

迟福林：

20年的军旅生涯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经历。1968年1月，我成为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的一名学员，1976年10月成为国防大学的教员，1987年底为了去海南岛，经过组织批准，不到一天，我就从军人变成老百姓。其实我很不舍得这身军装，但为了到海南从事改革开放实践，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

从1988年到1992年，我到海南以后，作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主持、参与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改革开放的若干实践。这一段对我最大的锤炼就是把军人的作风带到了地方，在海南省体改办加班加点是常态。那个年代，为海南的大开放、大改革、大开发热潮绞尽脑汁，做了多项改革超前探索，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1991年年底中改院成立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投入了研究工作，把军人的作风带到了中改院。建院以来，我在同事们之中提倡“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不干拉倒”，有人说，“一看就是曾当过兵的人提的！”到今天，中改院只有三十几个人，但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这离不开良好的院风、作风。

高明勇：您有总结过吗？

迟福林：

刻苦工作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这“四种精神”延续到今天，已经成为中改院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所以很多专家说，中改院是干事儿的，是有执行力的，这离不开长期以来作风的熏陶。

高明勇：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会疑惑，中改院一个“中”字头智库，怎么会在海南，您认为中改院立足海南，远离北京，远离政治中心，有哪些利弊得失？

迟福林：

中改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海南是中改院的“根”，是在海南建省办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的特定背景下诞生的。从1990年酝酿成立直到今天，33年来中改院一直得到海南省委、省政府和海南各界的全力支持与关爱，海南大特区这片开放和希望的热土是中改院创立发展的独特条件。

曾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在海南创办中改院？”也曾有人劝我把中改院搬到北京、广东。我的回答是，“海南是中改院的命根子，动了就活不了。”海南有很好的生态环境，我们专家楼，一到冬天专家都来，方便开展各种研究。所以尽管有不利之处，更有有利之处。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凝聚了一批具有精神状态的人。

高明勇：中改院的办院宗旨是“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外界也经常把中改院视为海南的一张名片，您认为中改院对海南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迟福林：

扎根海南，为海南改革开放建言，是中改院33年的痴心追求与重要职责。33年来，我与中改院的同事们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到研究海南的改革开放上，在服务政策决策、搭建交流平台、提升国际影响、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我认为中改院对海南最大的影响，或者说之所以能立足海南，是因为始终热爱海南、建言海南、持之以恒地以“跳出海南看海南”。

高明勇：不管是中改院，还是您个人，给大家最鲜明的印象就是“改革”，有人给您取绰号为“迟改革”，记得您当时还回应说“什么都能迟，改革不能迟”。关注、推动、记录、研究改革几十年，您今天如何“定义”改革，如何定义“智库”？

迟福林：

我理解，智库不是定义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高明勇：作为著名智库专家，您一以贯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什么？

迟福林：

可以总结为适应趋势的前瞻性研究、服务全局的决策咨询研究、问题导向的行动性研究。归根结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坚守和改革自觉。

中改院作为从事于改革研究的社会智库，没有别的，就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党和国家提出战略性、前瞻性的建议。

我们不做纯理论式的研究，而是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我们也不做批评性的研究，当然批评也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叫做以问题为导向的行动研究。1994年，时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首席代表赫尔康评价说，中改院就是行动研究。这个行动是战略行动，战略要有思想，思想才是战略，但是这个战略是“站”在地上的战略，不是天上的。

高明勇：什么叫做“行动研究”？

迟福林：

我想“行动研究”可以分为几点，首先是把握全局。比如世纪之交中改院研究基础领域改革，今天的高铁、公路这么发达，当年我们国家基础领域多落后啊？但是我们看到，基础领域改革是个大趋势，我们现在很多绿色新能源不都是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吗？再比如，建设海南自贸港、走向大开放，如何把握全局？不是从海南看海南，而是要从国际环境看海南、从全国需求看海南。海南特在哪里，能发挥什么特殊作用？因此，要把握全局，了解全局趋势、全局走向。

其次是把握问题。所谓问题，要摸准现实需求与未来趋势。比如农村改革中的土地物权性质，我们从90年代提出来，这到今天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清楚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最大的需求在哪里？如何使土地的物权性质和农民联系在一起？以前农村的生产资料都是公社的、集体的，后来分到个人了，农民有了种地的自主性，才有积极性了。更重要的是，土地使用权是农民实实在在最重要的财产，在两个严格的前提下我们建议要全面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比如政府改革的需求何在？政府是环境的创造者还是市场的主体？建立市场经济，如果政府是市场主体，那市场经济能发展起来吗？

然后就是在把握全局、把握问题的前提下给出行动性建议。

高明勇：其实最难的还是怎么解决问题？

迟福林：

是的，关键要提出务实可行的行动性建议。尽管有的行动建议未必成为大家可以用的，但是仍然具有价值。我是带有一定理想主义者色彩的学者。比如当年我们提员工持股计划，国有资本创造了大量的价值，需要提供公共服务，怎么把员工和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拿出适当比例给员工产权，我当时提叫劳动力产权，由岗位、劳动时间、劳动贡献等因素决定。员工持股计划怎么从国企拓展到民企。华为为什么成功？重要一条是实行了员工持股。当然，行动性建议有的已经落地，有的未必现在落地，有的仍然是主张。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智库，他的客观研究在于能否把握全局，抓住问题，给出行动建议。

高明勇：中改院的特色是“小机构、大网络”，您是如何深度挖掘专家资源并释放专家智慧的？

迟福林：

实行“小机构、大网络”，将各方面资源组织起来服务改革开放事业，这是中改院的一个基本特点和率先探索。很多人说，中改院的研究运行机制十分独特。可以说，没有“大网络”，就没有中改院，“大网络”是支持中改院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过去是，现在是，今后更是。

33年来，总的来说，中改院主要凝聚了两个层次、相对固定的“大网络”：一个是由国内几十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中改院研究课题进行指导和把关；一个是由数百人组成的网络专家队伍，参与中改院具体的研究课题。这两支队伍的成员大都来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研究改革某些领域的领军人物或具有影响的专家学者。通过这些“大网络”中的专家，中改院把改革政策研究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对策性、行动性等，与学术机构专家学者研究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实现了很好的结合，在形成相关政策建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不断提高改革研究质量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拓宽了社会智库的影响力、辐射面。

高明勇：我的印象里，每逢重大历史节点，或者重要政策出台前后，中改院总能第一时间“发声”，您是如何保持对改革的高度敏感性？“第一时间发声”，如何确保对策建议的精准性与价值性？

迟福林：

一个智库最重要的是战略性思维、前瞻性研究。智库就是思想库，这个思想取决于其战略的思维、前瞻性的判断。要做到这样，有两条特别重要。一是对整个形势和趋势的把握，全局不了解，趋势不把握，就很难；二是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把握。

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中改院90年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推动中国的农村改革，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个建议被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原文采纳，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国农村改革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得益于什么？得益于我院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的把握。我们开展大量的实际调查研究，调研了若干省。比如我们在海南省东方市抱板镇开展了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试点，我还给农民发证。全局和实际情况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具有全局性的、前瞻性的行动建议。当时，我们提出农村经济改革改革60条建议，但是到目前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仍然是我国农村改革需要继续探索破题的课题。

第二个例子是政府转型。2003年SARS危机以后，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深切感受到追求GDP是政府当时的主要目标，而SARS危机暴露我们在社会共领域、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职能的严重缺陷。在这个背景下，2003年7月12日中改院在北京举办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形势分析会。我在会上提出，我们现在应当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中国改革初步取得一定突破的情况下，应该强化政府的社会和公共服务职能。当时会上很多专家很不赞成，说怎么能这样？我们政府主要职能就是经济建设。我说政府只有把环境创造好了，把公共服务职能、社会职能创造好了，才能给市场主体创造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会后不久，我到南昌市做专题报告，下来一位市领导找到我，说他反对这个观点，不搞经济建设还叫政府吗？还要我们这些政府干嘛呢？这反映我们那个时候在理念、行动和整个的追求上完全是GDP主义至上。所以我们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后，引起了一些轰动。2004年，我第一次参加总理座谈会，我就提出这个事情。到今天，我们越来越看的清楚，公共服务型职能是政府的主要目标和主要追求，政府能把市场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包括营商环境做好了，社会才会迸发出极大的活力，市场经济才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三个例子，改革是为了谁？是为了老百姓。总书记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当然，如何做到这一点，需要寻求符合国情的发展之路。我与同事们多次到海南和西部地区农村调研。调研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医疗、救济、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产品短缺，成为制约农村发展、制约农民摆脱贫困的门槛。鉴于此，我们提出“在农村建立最低救济制度”“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等改革建言，在服务决策、凝聚共识上尽了自己的责任。

记得2006年在总理关于“十一五”规划草稿征求建议的座谈会上，外面还下着雪，我说“十一五”规划提出来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在“十一五”末期实行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我说农村最低救济制度缺失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农民陷入绝对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十一五”末期能不能改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没想到的是，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当年年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这给我很大一个启示。

在总理座谈会上，我汇报了调查的一个案例。2003年7月1日我带队到海南儋州一个黎族村庄调研，老头刚刚50岁过了，一条腿残疾，老太太长年卧床不起，一个儿子30多岁了有点精神残疾。一家人怎么生活？老头把好腿绑在犁耙上耕田，家庭极度贫困。我就问同行的镇领导：像这种家庭有救济没有？镇领导说我们申请了3个月，前几天刚下来。我问他多少钱？他说给了5块钱。这给我很大刺激。我特别高兴的是，“十一五”规划没来得及改，但是比“十一五”规划至少早了5年到10年在全国农村实现了最低救济制度。

从这些事情来看，一个智库，所谓的思想库，对问题的把握来源于对社会成员需求变化的把握，来源于对政策决策需求变化的把握。这样才能提出建议，这样才能对党和国家政策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高明勇：您理想中的“智库”什么样，您认为衡量一家智库是否成功有哪些标准？

迟福林：

我记得中改院一建院，锦华（陈锦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就说，我们是改革战线的，用改革的办法办院。如果都是大锅饭，不创新体制，那就很难做起来；如果什么都想要，就是不想舍弃和付出，那是不行的。

我认为，搞智库一定要有一批有历史使命和责任感的人，要有一批有家国情怀、执着追求的人，不逐名利，对事情负责，要有宽广的胸怀，当然，也要有良好的学术背景。不客气地说，在中改院加班加点都是常态，事情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完，对事情负责。

高明勇：最近这十几年，智库界迎来“春风”，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另一方面，不论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组织，社会上对“智库”的认识依然局限。您认为应当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迟福林：

我参加过很多国际场合的学术交流讨论，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东盟国家、日韩，感触很深。你只要能讲出东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人家就会给你竖起大拇指，就能起到真正的作用而不是形式上的作用。真正对国家负责的是能够本着客观情况又有自己观点，能进行思辨式、开放式、坦诚建设性的讨论。所以，智库在于思想、在于把握趋势、在于把握问题，通过你的研究让别人认可。

因此我认为，国家需要大量的、更有智慧的、有广泛影响力的、更能客观反映中国的智库，而不是那种阐述性的、解释性的智库，所以如何能鼓励创造这种能把握大局、有独到见解的智库很重要，这需要有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