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伍里川：事实上，我成了“四不像”写作

近日，知名评论人伍里川的新作《中年时代的情分》分享会“时间的温度”在南京举行。伍里川认为，“中年时代”代表着沧桑而深沉的人生阶段，时间所积累的情分如枝蔓，如山川，也如清风，在人心深处留下永远的痕迹。纪念往事的最好方式，就是以“情分”的名义共鸣。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伍里川先生，一起谈谈这个时代的评论写作。

政邦茶座嘉宾：伍里川，原名刘方志，资深媒体评论员。江苏省杂文学会副秘书长。著有杂文集《坏表情》，散文集《河流与柴火》《中年时代的情分》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您以前曾有一段军旅生涯，并且那时候就开始写作，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伍里川：

我自初中开始，萌生了文学梦，16岁时在县广播站文学栏目发表散文处女作，19岁在山西《青少年日记》杂志发表人生第一篇铅字作品。高中毕业后参军，在新兵团获得征文一等奖。其后分配到茫茫大山深处的工程连队，在艰苦的工作之余，以岩石为桌，以山溪为伴，读书、写作，渐渐有了些声名，为千里之外的团部所关注，很快被调入心心念念的团报道组，并选送到洛阳日报社实习，发表大量新闻报道和散文，自此开启了我的军旅报道生涯。

回顾当年我在大山里的读书写作经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对文学的崇拜，对成为一名作家和记者的幻想，对改变命运的期待，是源源不断的写作动力。两年后，我得到了拜访一位到基层连队体验生活的著名作家的机会，被其高超的写作技艺和高尚的人格所打动，更加坚定了我以文字筑梦的想法。其间，我从一名文学青年过渡为一名半职业写作者，视野和写作水平也有了明显变化。

高明勇：作为军人的业余写作，和作为媒体评论员的专职写作，写作动力有没改变？

伍里川：

我当兵近12年，其中有8年担任团报道员和报道组长，其后调入军级单位文化工作站从事影视文化宣传工作，自此走上影评写作道路，且获过兵种一等奖和全军二等奖。转业后，因为新闻理想而入职媒体，机缘巧合之下，成为时评编辑和报社评论员，迄今已有21年。

从军营到媒体，写作岗位和写作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文学梦一直在，业余也常写作散文，可以说，“我手写我心”的写作动力从未改变。而媒体工作所拓展的视野、所积累的养分，也促进了我的成长。

高明勇：您从事写作有三十多年，主要集中在评论、杂文和散文，我的一个观感，您的杂文创作有很重的评论色彩，而您的评论写作又有散文的那种散淡，不知道您在写作时有没有明确的“文体意识”？

伍里川：

成为报社评论员之初，我连时评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对时评写作自然缺乏深刻认知，只是经常打印学习李方等名家时评作品，“蓄意”模仿罢了。由于彼时报社值班领导西风对时评创作的要求是“立等可取”，留好版面“坐等”，超时便会加以“敲打”，我写评论的用时极短、压力极大，为了按时交稿、不开天窗，我常常下意识地以最熟悉的散文笔法撰文。这也慢慢形成了我的一种近于散淡的文风。没想到的是，那些年，常有“急就章”式的时评作品被一家知名选刊以杂文的名义转载，甚至被选编为中国杂文年度精选本，由此一头“撞入”杂文圈。思来想去，可能是我写作较为注重文本建设，鄙视粗糙文本，有意将时评写得“更好看”，无意中也打开了“另一扇窗”。

做评论员久而久之，养成了爱评头论足的习惯，写散文和杂文也带有“评论腔调”——杂文当然归于散文，但在写作场景中，两者是分开的。在我的散文集里，文体界限的模糊，是常态。1994年，我在北京的军队报纸实习，一位女大校曾向我们讲授她的新闻报道写作观：四不像。这一说法未必精准，但30年后再梳理，发现其中确有精华值得“咀嚼”。事实上，我也成了“四不像”作者。

高明勇：这次新作的书名也有意思，人到中年，更重“情分”。一般来说，写评论注重“理”，写散文注重“情”，如何平衡写作中的“情”与“理”？

伍里川：

这本散文随笔集，也有“四不像”的成色在。书中以散文为主体、杂文和时评为“陪衬”，而部分文章面目“模糊”，简直难以归类。

“中年时代的情分”，是在感受了中年时代的悲欢，尤其是在送别多位中年老友后，怆然而生的意念。中年时代的情分，每个人都有，如何品味，却各有方式。于我而言，理解中年时代的情分，就是更加知晓形同陌路、惺惺相惜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写作中的“情”和“理”，需要平衡好，却是难度不小的任务。在我看来，评论写作当然以义理为要，但也应有悲悯情怀。情怀或为文字“背景”，但更是文章灵魂，它是无形的，但又时刻从文字里浮现，引发共鸣。从技术上而言，评论的主要任务依然是把理说深说透。理之不存，情焉能存？若是一味谈“情”，忽略逻辑，忽略说理，那就很容易进入误区。

高明勇：评论界一直有“评论与杂文”的争论，您如何看待二者的差别？

伍里川：

评论和杂文都是议论文，但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在风格上，杂文更“文艺”，评论更为“政论”化。

在写法上，杂文“曲径通幽”“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话里有话”，评论“单刀直入”“一剑封喉”。

在表达效率上，评论更胜一筹，但杂文更耐“品”。

当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好的评论同样如金骏眉的茶汤一样好看、“好喝”。

评论和杂文同根同源却互相“瞧不上”，由来已久，多年前，评论版明言拒绝杂文，杂文版驱逐评论，司空见惯。近年来杂文与评论之争有所降温，并不是争论本身已经淡化甚至消失，而是各自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结果。随着杂文阵地的萎缩、杂文家青黄不接、杂文优品越来越少，杂文的式微是不争的事实。前些年开始，时评就已经向杂文年度精选本“敞开供应”了。而外界早已对两者之争不太关切了。

高明勇：我的印象里，您似乎不是那种大量阅读的写作者，如何看待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伍里川：

其实，年轻时，读书较多。人到中年，杂事牵绊，读的书没以往读的书多了。

几年前，曾写过一篇题为《二十年后我尝到了不读书的苦果》的文章，提及：写作出现疲惫感，甚至“文字缺氧”，这算是技术上的挫折。

大惊失色后，有意识地强化了读书“充电”。

我不太喜欢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对“掉书袋”也保持警惕，但阅读和写作确实关系密切。没有大量阅读，没有基本的知识储备，想写好文章是不可能的。对评论员来说，始终保持阅读习惯，始终保持好奇心，勤于思考，是基本素养。

高明勇：写作这么多年，您的写作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什么？

伍里川：

在我看来，写作就是真性情的表达。写作本身是世间一大快事，是降落到文人身上的一个福分。

写评论：关注民生，努力为苍生说人话。

写杂文：针砭时弊，敬畏社会公平正义。

写散文：记述人间美好。

我年轻时的写作，喜欢辞藻堆砌，反而冲淡表达效果。中年后，不主张“炫技”式写法，更看重质朴、刚直、简约的文风。在具体撰文时，我比较喜欢“写实”，将个人阅历化为论据或故事脉络，可读性可能会不错。此外，写作时，我尽可能绕开“写作套路”，让文字多显“意外”之喜。

高明勇：您年轻时在河南度过，笔名“伍里川”的来源也在河南，转业后回到南京，《河流与柴火》不少篇章都是对南京的书写，不知道两个地方对您都有哪些影响？

伍里川：

南京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是年轻时想离开年长时想回归的热土。我们村虽已拆迁，但少年村庄物事历历在目，就像存在“写作仓库”中，随时可取来一用。河南，是我的第二故乡。随着书写次数的增多、文字流传范围的扩大，有些关键词已经成为生命中一个特别的符号，甚至是精神意义上的故乡。我当兵的地方并不在五里川，只是因为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且喜欢这个词条的意象，因而改作笔名 。不久前，因为《中年时代的情分》的出版，无意中结识一位来自五里川、在南京做着大学数学教授的先生，令我欣喜良久。

高明勇：您的散文里有强烈的“乡愁”色彩，从个人来说，河南和南京，哪个更引起您的“乡愁”？

伍里川：

这两个地方对我都很重要，影响都很大，很难分出高下。但书写中，写南京更多一些。这可能是一种“个体无意识”。也可能是因为，乡愁更源于出生地。在回到南京工作之后，南京承载了我更多的所思所想，而“河南印记”，则每每抚之惘然。这些年，偶偶回河南“探亲”，也是一种治愈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