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刘西忠（上）：“智库思维”是问题导向的系统立体思维

前段时间，我应邀去南京参加江苏智库沙龙做分享，沙龙主题是“新型智库成果的传播与转化”。

期间邂逅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刘西忠先生，交谈中了解到他对中国新型智库运营有着持续的关注与研究。

如果从2015年1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算起，新型智库的发展已有十年。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刘西忠先生，聊聊新型智库“新”在哪里，解决如何塑“型”、聚“智”、成“库”问题？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刘西忠，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省区域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长期关注新型智库发展，主要研究方向为智库理论与方法、区域协调发展等。著有《新型智库质量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协同：现代化都市圈》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如果从《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月）算起，新型智库的发展已有十年，您如何看待这十年的新型智库发展？

刘西忠：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4年10月经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11月以中办〔2014〕65号文正式印发，2015年1月在媒体公开发布，成为指导新型智库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公开发布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稳步推进，走过了蓬勃发展十年历程，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繁荣景象，取得了比较显著成效。

高明勇：具体来分析的话，如何评价？

刘西忠：

如果宏观看的话，智库建设纳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重要部署，相关制度和实体智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在国家层面《意见》出台后，国家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区）纷纷出台行业和地方智库发展政策文件，大力推进行业和地方智库建设,中国智库索引（CTTI）收录智库机构达到985家。有关部门不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在智库建设发展和决策咨询制度两端持续发力，为“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同时，高端智库试点建设在全国新型智库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愈加彰显，新型智库体系初步形成。2015年底，中央启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2020年2月就深化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工作进一步做出部署。在国家高端智库引领下，各行业各地区各类智库主管单位积极改革、主体探索智库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管理体制，在组织形式与管理方式、成果认定与评价标准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以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行业和地方智库为支撑，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统筹推进、协调发展的新型智库体系初步形成。

高明勇：“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完善决策咨询制度”，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协商民主部分提出的，目前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请问新型智库与改革和协商民主有什么关系？

刘西忠：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思想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新型智库”概念，新型智库与新时代同行，既是改革的重要成果，又是改革的重要支撑。2014年10月以来，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方案、社会智库健康发展意见的出台，到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加强专家参与公共决策行为监督管理等相关政策部署，都是在中央深改委（组）会议上审议通过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改革特质和创新导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专家参与公共决策制度”“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改革设计中来”。目前，《意见》实施已经有十年，并且意见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为此，建议中央主管部门组织专门力量对《意见》实施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从进一步深化智库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或者结合“十五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或者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意见”等相关文件，对新的十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展进行全面部署。

新型智库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新模式和新机制，是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意见》在“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部分提出，“鼓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文史馆员与智库开展合作研究”。智库发展有一条经验，就是“影响有影响的人”。推动智库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路径，不仅仅是影响党委政府直接决策者，还有更重要、更广泛的路径，就是增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协作与互动，提高两会提案议案的科学化程度，加大对两会重要议题的决策咨询力度。一方面，人大政协是智库专家服务的重要对象和领域，是智库成果转化的重要阵地。人大立法要更多的听取专家的意见建议，吸收智库专家参与调研和论证，人大代表中本身就有一部分智库专家。政协委员做提案，要充运用智库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充分吸收智库研究的成果，实现智库研究成果的有效嫁接和整合。另一方面，要推动智库与参政议政机构的链接，引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借鉴新型智库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提高参与民主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推荐优秀的智库专家通过法定程序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现智库专家队伍与人大政协参政议政力量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制度化发挥智库的协商民主作用。

高明勇：过去这十年，新型智库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刘西忠：

可以说，新型智库的五大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智库通过参与政策制定前的论证、执行中的跟踪及执行后的评估，逐步形成“问题—研究—转化”闭环机制，智库参与决策的深度、广度和长度有所延伸，党政决策部门和政策研究机构对智库的认同度明显提升。

随着智库与政府、媒体、社会深入互动，政策过程各环节正在形成思想产品生产和流动的价值共创链,智库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等五大功能有效发挥，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还有就是智库人才队伍的建设成效明显，智库理念在高校和社会得到进一步强化。智库建设有力推动高校专家学者在研究范式上转型，在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和纽带，形成一个通道，放大了社科研究效应，学术研究对智库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基础理论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在形成。新型智库带来了社科研究范式革命，推动更多的社科专家关注研究现实问题，把调查研究作为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治学方法，更多地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写进群众心坎里。

高明勇：也有一个新特点，就是类似的智库“联盟”多了起来，您怎么看？

刘西忠：

确实，各类智库研究和发展平台纷纷建立，智库共同体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随着智库建设深入推进，一批智库研究交流平台、智库成果转化平台、智库发展联盟纷纷建立，比如江苏省形成以新型智库理事会为主体，江苏智库研究与交流中心、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为两翼的智库发展格局；浙江省大力推进大成集智，以头部智库为牵引组建若干智库联盟。以中国智库治理论坛举行和中国智库索引（CTTI）的建立为标志，线上线下各类智库联盟纷纷建立，智库发展呈现社群化、联盟化特征，一批共建共治共享的智库共同体逐步形成。

智库发展“共同体”的建设，也带来交流的增多，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对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以“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不断壮大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办等为标志，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加大和持续增强，智库成为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力量，推动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

高明勇：就这十年的发展而言，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智库，您认为新型智库“新”在何处？

刘西忠：

要搞清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何处、“新”在哪里，解决如何塑“型”、聚“智”、成“库”问题，就必须坚持和树立大质量观，把新型智库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准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和运行特征。至于新型智库具体“新”在何处，结合相关文件精神，我想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新在发展理念上。《意见》强调，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推进新型智库发展，为学术研究和专家学者参与国家政策战略和法规制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找到了一个制度性的接口和端口，以中国智库专家之“智”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制”，从而更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之“治”赋能，形成从中国之“智”到中国之“制”再到中国之“治”的螺旋上升。

新在体系格局上。《意见》在基本原则部分，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突出优势和特色，调整优化智库布局，促进各类智库有序发展”。在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部分，强调促进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创新发展、推动高校智库发展完善、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强调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增强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决策服务能力。由此可以看出，高端智库建设只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的一个方面，同时还要统筹各个层次智库的发展，增强智库决策咨询服务的整体合力。

新在体制机制上。《意见》提出新型智库发展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改革创新，规范有序发展。强调要深化组织管理体制、研究体制、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等5个方面的改革。特别强调要“按照公益服务导向和非营利机构属性的要求，积极推进不同类型、不同性质智库分类改革，科学界定各类智库的功能定位”。

新在范式方法上。新型智库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产生重大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进入智库范式和智库化的时代，让拥有百万大军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把学术研究与服务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成为为现代化国家提供思想支撑和智力支持的最强大脑。要把更多的有着坚实学术背景专家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导到关注思考和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上来，推动传统的学术研究向新型智库研究转型，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在人才培养上。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国家战略，新型智库既是知识理论库，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理论，作为支持智库研究和运行的底层架构；信息数据库，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数据作为思想生产的原料；又是方案储备库，新型智库不应该只有一种方案，应该有若干方案可以供决策者选择；智力储备库，具有重要的人才培育功能，是国家战略性思想性人才的重要蓄水池。

新在驱动模式上。智库服务党委政府决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其价值取向、价值判断至关重要。智库专家要有伦理精神、道德操守，新型智库要文化引领、文化支撑，否则新型智库就难以立起来、强起来，就难以行稳致远。如果说，2014年底中央《意见》出台以来，新型智库建设走过了主要依靠政策驱动、资源驱动的十个年头的话，那么，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新型智库建设必须更加注重智库文化的创新、涵养和塑造，进入资源驱动、制度驱动和文化驱动并重的一个新的十年，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升级版，这也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打造“百年老店”的必然选择。

高明勇：实际上，不少智库人士也有反思，理想中的智库究竟什么样，您认为当前的智库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

刘西忠：

经过对新型智库十多年来发展的深入考察发现，尽管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从智库发展整体看，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数量大于内涵、形式大于内容、竞争大于合作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智库主体实体化程度不够。不少智库有库无智，人员以兼职为主，主要是临时凑人做课题，缺少专门的研究人员和专业的运营团队，缺乏对知识生产的专业化管理，没有形成稳定的实体机构和良性的运作机制，存在着智库管理多元化、智库发展碎片化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二是智库政策精细化程度不够。新型智库制度化参与决策的制度供给不足，政策颗粒度不够细致，供需对接的渠道不畅。建、管、用智库的主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分离，部分研究成果因缺乏针对性或操作性难以落地，形成“研用脱节”。三是智库研究专业化程度不够。智库专家中“学院派”占比较高，缺乏实践经验，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储备不足，制约复杂问题的综合研究能力。部分智库研究领域不聚焦、研究资料不充分、研究方法不专业、研究结论不权威，研究成果创新浓度不够饱和，决策者和实际工作部门难以从中析出真正有价值、可操作的政策举措。四是智库成果精准化程度不够。一些智库热衷于跟风，在研究选题上蹭热点，研究功力和定力不够，精品意识不强，把握决策咨询问题“不精准”，深度“不到位”、步伐“跟不上”。部分智库研究成果停留在“解释政策”层面，前瞻性和原创性不足，缺乏战略预判。五是智库交流国际化程度不够。部分智库全球视野和跨文化理解不足，对外交流渠道、平台和方式不够广泛,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构不足。

总之，经过十年来的发展，新型智库从“数量”到“质量”，从“热情”到“理性”，从“扩面”到“聚核”，从“建管”到“运用”（运营、使用），大浪淘沙，大部分智库稳健前行，有些智库慢慢掉下队来，新型智库进入了一个比拼耐力、比拼质量的时代，进入一个重要的窗口调整期和迭代升级的关键期。目前新型智库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依然需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迫切需要优化存量、控制增量、激发能量、提升质量，不断完善高质量智库成果产出的内部治理体系、各类智库协同发展的组织体系、智库发展的平台支撑体系和外部环境支持体系等。

高明勇：我看您对“智库思维”、“智库范式”和“智库话语”都比较关注，简单说，它们的特别之处分别体现在哪？

刘西忠：

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之间隔着一道鸿沟，需要通过智库话语承担起转化和翻译的角色。智库专家，要用接近政策话语的方式，表达学术研究成果，以便于能够更好地服务决策。如何提高智库建设的质量，新型智库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发展最大的软肋在哪里？我认为不是资金、人员，而是人才、能力，迫切需要思维转型、范式转换、话语转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既不同于西方智库、又不同于学术研究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高明勇：“智库思维”这个词我也经常说，您理解的“智库思维”什么样？

刘西忠：

“智库思维”不同于学科的“线性思维”，也不同于实际工作部门的“具象思维”和“隧道思维”。智库专家，应当能够克服学术思维和实际部门思维的局限，能够运用精湛的专业知识、宽广的认知视域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发现政策问题并提出解决路径和方案。

第一，“智库思维”是问题导向的系统思维。不同于理论研究从文献中找研究问题，根据自己研究方向和喜好预设问题，智库研究要从党委政府的政策实践中找问题，从人民群众的呼声中找问题。要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不能想个问题来研究；研究具体问题，不能大而化之地研究；到实践中找答案，而不能“提前预设调子”。

第二，“智库思维”是基于事实的立体思维。智库研究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扎实的政策基础，熟悉研究领域的政策脉络、政策网络和政策谱系，还要有翔实的数据支撑，用数字和事实说话。部分智库专家浮躁，心中无数口气大、情况不明主意多，用感性代替理性、用主观代替客观，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知半解，就灵机一动出点子、献计策，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开展调研，有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调查研究不是一次成像，一次成像的往往可能是假象、表面现象，通过反复的调查研究掌握真相的过程，是多次成像、立体成像过程。

第三，“智库思维”是建设目的的辨证思维。智库研究的起点是问题导向，带有批判性；智库研究的终点是解决方案，带有建设性。做智库研究不是与政府唱对台戏，智库专家不是政治评论员，而是政策设计师。

高明勇：如果说“智库思维”侧重方法论层面，“智库范式”更侧重运营思路层面。

刘西忠：

对，可以这么理解。Think tank,一说，“思想的坦克”，强调思想的力量；另一说，“思想的密室”，强调协同的方式。理论研究可以单兵作战，政策研究则强调团队的力量，实现由“跑单帮”到“跑马帮”的转变，由单兵孤军作战到团队集团作战的转变。

第一，推动研究领域不同学科的协同。现实问题是复杂的，难以用哪一门专业的知识来解决。这里我想引用费孝通先生在《小城镇、大问题》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有的片面性，每一门学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难以避免的。越是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大。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

第二，推动智库体系与党政部门的互动。智库专家不能躲在象牙塔里做研究，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写对策建议。没有实际工作部门支持的智库研究、参与的智库研讨、主导的成果转化，多是空转、空谈、空文。要成为优秀的智库专家，更好地发挥智库功能，必须促进智库与政府多方面的链接。要推动新型智库与实际工作部门的双向奔赴，由背靠背转向面对面，智库与实际工作部门之间的联系，由礼貌性的握手，转化为制度性的牵手，再过渡到在重大问题攻关上的携手，提高对重大现实问题跨界协同研究的组织化程度；但与此同时，新型智库与实际工作部门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若即若离，若离若即，“形”离而“神”不离，这个神，就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最优路径最好方案。党委政府要加大智库研究项目的供给力度，强化供需对接和思想产品市场建设，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等，为智库嵌入政府治理提供制度化的接口。

第三，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贯通融合。社会科学主导智库研究，有可能会导致格式化、程式化、空洞化、脸谱化的困境，智库研究需要超越天文地文与人文，把科学家的严谨和工具思维、技术思维，与社科专家的知性和价值思维、社会思维结合起来。智库研究迫切需要引进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特别是大数据技术，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从交汇到交织再到交融，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贯通、高度融合，最终形成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应用科学和实证科学等科学特质的，能够连接起知识与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智库科学。关于这方面，我在《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2期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贯通融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

高明勇：比较视野看的话，与其他相关机构相比，智库的表达方式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可以说形成了所谓的“智库话语”。

刘西忠：

“智库话语”不同于学术话语、政策话语、政治话语、媒体话语和大众话语，这里主要讲讲学术话语与智库话语的区别。从专家特征看，前者主要是象牙塔中图书馆里的学者，主要依靠知网和百度获取资料信息；后者主要是田间地头和经常走进政府大院的学者，主要依靠脚底板上的功夫；从资料来源看，前者主要依靠文献和统计数据、历史数据，后者主要依靠最新的统计数据和大数据、调研数据；从创新指向看，前者主要追求从0到1的原始创新，后者主要追求1+1或1+N式的集成创新；从时空维度看，前者注重历史静态分析，大多关注已然，后者注重现实动态分析，更加关注当下和未来；从研究风格看，前者更多的表现为李白的浪漫主义、阐释问题，后者更多的表现为杜甫的现实主义、解决问题；从写作风格看，前者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遵守学术规范，后者往往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大道至简、返璞归真；从追求境界看，前者更多追求形而上的“道”层面，务虚，后者追求形而下的“器”层面，务实；从成果转化看，前者往往把论文写在纸上，发表期刊论文上，通过撰写专著等方式体现，后者更多注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思考变成思路，对策变成政策，文章变成文件，思路变为出路，思想软实力变为硬实力和现实社会生产力；从评价标准看，前者往往在学术圈内循环，同行评议，后者主要是智库圈外循环，在智库界和政策界双循环，更多的由决策者和政策相关方评价。

高明勇：学理层面看，“智库话语”能站得住脚吗？

刘西忠：

值得肯定的是，学术期刊界已经在为学术话语和智库话语的打通做出努力和付诸行动。2024年12月28日，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全国近200家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近300名代表参加，开幕式上发布了“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高质量发展南京倡议”，其中包括坚持学理研究和智库研究相统一，刊发高质量智库研究成果与决策咨询报告，加快探索智库成果的学术转化和发表路径；加强期刊与智库交流合作，使期刊成为咨政建言的重要平台，治国理政的有益补充。

因此，我认为，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语境下，社会科学研究与智库研究不是两路人，而是一路人、同路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强化问题导向和智库思维，新型智库研究需要植根学术研究和学术修炼，实现学术成果与智库成果之间的有效高位贯通。一方面，要把国家和省社科基金成果、各类项目成果转化为决策咨询成果，让学术研究真正为公共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打通学术成果转化的最后一百米；另一方面，又要注重把决策咨询中发现的问题和问题解决的方案理论化，在具体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实现升华，让智库研究更好地反哺学术和理论研究。

因此，对于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我们并非处在社科研究与智库研究必须二选一的十字路口，而是处在可以两者并行、相互赋能、彼此成就的新跑道上。把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相互打通、相互融通，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优秀社科专家成长的必由之路。在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转换自如、游刃有余，是当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最高境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