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拐点之城

高明勇/文、图

曾有作家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无论是人生的跌宕起伏，还是时代的水深流急，都有若干这种“紧要处”，其实就是“拐点时刻”。

历史经验看，当一个人遭遇低迷困厄，当一个时代步入迷茫沉闷，无不期待“拐点”的到来，“拐点”意味着转机，意味着希望，也意味着出路，被赋予“柳暗花明”的希冀。

冒着濛濛细雨，穿过氤氲雾气，我来到千年瓷都醴陵，来到著名的渌江书院，站在书院门口那棵千年香樟树下，站在书院山长室里左宗棠与陶澍对谈的雕像前，我想，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在不少历史人物的困厄之际成为“转运之地”，能在不少历史阶段的至暗之时成为“拐点之城”，那么，醴陵必然榜上有名。

一）醴陵拐子：定义模糊的转向之城

最近，我应邀去渌江书院讲学，临行前的头天晚上，一位外地朋友打来电话，聊到我即将去醴陵时，他说二十多年前曾去过醴陵。问及醴陵印象，他脱口而出“醴陵拐子”，我心头一动，问其何故，他笑着说，等你去了慢慢感受吧。

下了高铁，朋友来接，车子穿行在淋漓的郁郁葱葱之中，一行有说有笑。聊到醴陵的民风，我问这位常来醴陵的朋友，有何印象，朋友随口说，“醴陵拐子嘛”，我心头又是一动。问其原因，朋友笑着说不好讲，以后会明白的。

在渌江书院的讲座结束，我与观众互动时，忍不住提出了心中的疑问，“什么是醴陵拐子”，台下观众的表情可以隐约看出，多数人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湖南人的“恰得苦，霸得蛮，耐得烦”，像我曾生活过的南京，南京人被称为“大萝卜”，也有地方被称为“九头鸟”，等等。

那么，醴陵人的“拐”，“拐”在哪里？

我翻阅资料，也没看到明确的定义。有解释称，溯源这个称呼，与洪武移民有关。洪武年间，大量江西人移民湖南，移民们像“蛤蟆崽”一样到处行走，寻找落脚之处。醴陵附近的炎陵有一种黄蛤蟆，就叫“黄拐子”。移民自江西到湖南，醴陵是必经之路，自然就成了“醴陵拐子”。

也有观点认为，“醴陵拐子”与历史上的风俗有关。醴陵地处湘赣边，吴楚咽喉，旧时醴陵县隶属湘潭地区时，经常被人称为“醴陵老大哥”，“老大哥”的别称也叫“强人拐子”，比如当地的船老大就被叫做“船拐子”。

还有分析指出，民国时期湖南政坛上当权者多为醴陵人，应该是当时外地人（主要指在长沙一带的湖南人）给精明的醴陵人取的外号，多为褒义。而在改革开放后，个别醴陵人投机倒把，坑蒙拐骗，又让“醴陵拐子”多了几分贬义色彩。

就这样，在不同的时代，“醴陵拐子”的称谓有褒有贬。

现场一位当地文化名人则对这个问题很看重，他认为这是读懂醴陵的一个绝佳切入点：醴陵处在东西南北交通的交叉点，陆路水路都很发达，但凡具备这样条件的地方，一定是商贸发达，码头文化很深，人流、物流、信息流、现金流都很活跃，人们见多识广，头脑精明，加上有钱办教育，故邑人综合素养要高于周边贫困乡镇，“醴陵拐子”之称自然不胫而走。

定义模糊，也意味着更具有可延展性，可言说性，并早已实现转向，回到现实，我想醴陵人的性格基因里没有那种循规蹈矩，也没有那种因袭守旧，虽然无法定义，早已发生转向：敦本务实，亦懂得通权达变，坚忍不拔，亦知道因时而动，说到底，这就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也是湖湘文化中的核心精神之一。

而“醴陵拐子”的种种解释，都离不开醴陵的山水形胜。

二）地理拐点：山水形胜的转轴之城

素有“六分山丘两分岗，半分平原半分水”之称的醴陵，不仅是长沙的微缩版，甚至是湖南的缩影。山水形胜，在醴陵可以找到最为直接的确证。枢纽意义的山河转轴，也在深刻影响着这座小城的命运。

据民国版《醴陵县志》，醴陵的疆域大略为“东、南、北三面多为罗霄山脉盘纡，最高之峰达二千余华尺。”“渌水横贯中央，自东至西，倾泻入湘，故其地形东、南、北三面皆高峻，独西境辟为平野。”迄今百年，未有大的变化。

地图上看，罗霄山脉横亘在湘赣边界，而醴陵所在的“豁口”，仿佛一个拐点，北达洞庭，南通赣鄱，成为罗霄山脉走向湘江平原的过渡地带，渌江在醴陵境内自东向西蜿蜒穿行，大有“九曲十八弯”之势。

地理的秘密也正在这“九曲十八弯”，一曲一弯皆为拐点，每个拐点都分布着渡口与驿站，连接着人间烟火气。

与其他代表“水文明”的河流一样，渌江两岸，人们依水而居，顺水而行。在古代，水运是重要的交通方式，渌江既是醴陵“与世界交易”的重要通道，也是“与世界对话”的关键方式。南宋时期，醴陵更是“两广米，江西盐”的中转枢纽。即便在今天，从开采高岭土到生产电瓷电器，上百家的陶瓷企业沿江而聚，点缀成串，汇聚成完整产业链。

地理学家认为，大江大河与支流的交叉口，往往是一个区域的文化源点，而支流河道成为文化扩散走廊。

这个意义上，醴陵也借助渌江连接湘江，进而融入长江水系，河流与河流的交汇，让醴陵成为一个“文化源点”，慢慢发挥着文化扩散的“走廊效应”。

独特的地理方位，自古而今，醴陵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在古代，是中原通往岭南的必经要道；在当代，则是“长株潭城市群”衔接“长三角地区”的枢纽节点。

醴陵的特色产业陶瓷与烟花，也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密切相关，独特的瓷土资源，让烧制陶瓷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始建于1898年8月，历时五年建造，于1903年8月正式运营的醴陵火车站，也是湖南省内首个火车站。作为株萍铁路的中点，醴陵毗邻株洲，沪昆铁路与醴茶铁路在此交汇，1908年就已开办客运业务，成为南中国有影响的中转站之一。

山河的转轴，往往也容易催生区域经济繁荣。2024中国百强县市，醴陵市排第64位，2024中国中部地区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醴陵排第10位。

三）历史拐点：风雷激荡的转变之城

醴陵城不大，清乾隆《醴陵县志》称为“丸邑”，嘉庆《县志》亦称“丸疆”。

小城多故事，弹丸见乾坤。醴陵却被称作湘东孔道、吴楚咽喉，襟湘挹衡，接萍带渌，甚有“中国近代半湖南，湖南近代半醴陵”之誉，在风雷激荡的年代，一跃成为重要的转变之城，见证历史拐点。

1920年，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10月26日，蔡元培与罗素、吴稚晖、李石岑、张东荪、杨端六等由武汉坐火车到长沙，与先期抵湘的杜威及夫人、章太炎、张溥泉等应湖南省教育会之邀举行为期一周的讲学，据载，其中有两篇演讲是由毛泽东记录的。11月3日，蔡元培在醴陵讲演《美化的都市》。在当时，系列讲学，如一阵新风袭来。

湖南的朋友说，醴陵也是一座“红色之城”，作为湖南人，当他知道具体历史数据后也是感到不可思议。这片仅2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先后竟有5万多名革命烈士。

作为千年古邑，醴陵名人荟萃。据不完全统计，在醴陵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先后出现295位国共两党将军，1000多位黄埔军校毕业生。在黄埔军校，有几期整队学生几乎都是醴陵人，乃至有“醴陵队”之说。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开国领袖都曾在醴陵留下足迹，工运领袖、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就是醴陵人，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也发生于此。

中共将才中，更有鲜明的醴陵印记：36位军事家中醴陵占有2位（左权和蔡申熙），开国上将有3位（杨得志、宋时轮、陈明仁），开国中将有2位（郭鹏、晏福生），开国少将有2位（幸元林、刘文学）。建国后担仼国家级领导人的共3位，分别是程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耿飚(国务院副总理)、刘斐(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泽东曾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调研农民运动。1927年3月，他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14处提到醴陵。此次调研涉及地域面积广、走访人员多、获取数据实，他了解到在省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第一手资料：“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真实的调研结果，才有助于准确的决策。

从萍浏醴起义打响辛亥革命前奏，到秋收起义部队在此整编，从耿飚率部血战湘江，到程潜领衔湖南和平起义，“醴陵人”的身影密集闪现在近代的重要历史时刻。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8月4日下午，醴陵籍人士程潜、陈明仁联合发表了37名将领联名的起义通电：率领全湘军民，取得和平之基础，正式脱离广州政府。

湖南和平解放，醴陵人功不可没。

如果说遵义被称为“转折之城”的话，醴陵则可称作“转变之城”，在遵义实现了战略决策的转折，而醴陵则为转变历史进程持续输出行动力量，成为隐形的“历史拐点”。

四）改革拐点：破茧成蝶的转型之城

1985年5月，醴陵县撤县改为醴陵市，到2025年5月，正好40年，这段历史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

撤县改市，开启了醴陵的现代化转型。在当时，醴陵坐拥“中国陶瓷之都”、“中国花炮之都”两大美誉，依托瓷器、烟花鞭炮两大特色产业，一举成为驰名中外的“三湘第一县”。整个80年代，醴陵都遥遥领先于邻近诸县，无论是国民总收入，还是人均国民收入，都是当地的“领头羊”。

转折在1988年，当时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的生产和燃放安全。此后呼声不断，管理日严。一直到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803个县级以上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这些政策，意味着对醴陵等以烟花鞭炮产业为支柱的城市带来巨大影响。换个视角，“痛点”不可怕，痛定思痛，也可以是城市迈向更稳健发展的拐点，这些都倒逼产业化茧为蝶，从传统迈向现代。

不仅仅是醴陵，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唯有改革方能突围，唯有转型方获重生。

如今，醴陵日用瓷产量占全国的14.3%、世界的10.8%，电瓷产量占全国的51%、世界的30%，炻瓷产量占全国的60%、世界的30.2%。

醴陵烟花远销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份额占全球的1/10。

在醴陵船湾镇，职业服装竟占全国市场的15%左右。

近两年让醴陵城市形象声名鹊起的，是当地立足陶瓷、烟花产业优势，策划推动“捡瓷器”“烟花秀”“炒粉节”等创意活动，迅速出圈。柔性引才，更是频频柔韧出招。

此外，醴陵窑、中国陶瓷谷等，不仅成为文旅新地标，也让产业与文旅双向奔赴。

就在渌江书院讲学的当天晚上，我看到新闻，醴陵召开改革为主题的会议，提到“要意识到改革对推进地方发展的根本性作用”，提出“打造一批具有醴陵特色的改革典型、改革品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转型之城，必然与改革同频，与开放同步。

五）人生拐点：群星闪耀的转运之城

朱张会讲，渌江夜话……在醴陵，这些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大多与著名历史人物的命运转折有关。

当地人自称醴陵是“转运之地”，此言不虚。

五代十国时期, 对于曾统一湖湘的河南木匠马殷来说，醴陵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转运之地”。公元894年（乾宁元年），时任先锋指挥使的马殷，自江西入湖南，驻军醴陵，阴差阳错成为主帅，因善用计谋，平定本地战乱，又挥师潭州，进而统一湖南，并创建南楚政权，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的王朝。

在渌江书院的庭院，微风轻抚，雨丝飘洒，朱熹与张栻的雕像屹立在那里，兀自争论不休，意气风发，无暇日月轮回，不顾岁时变换。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37岁的朱熹，与吕祖谦刚刚完成《近思录》，出福建，经江西，抵湖南，千里赴约，34岁的岳麓书院时任山长张栻出书院，离潭洲，赴醴陵，百里相迎。两个年轻人从古邑醴陵启程，到千年潭洲的岳麓书院登坛开讲，轰动一时的“朱张会讲”，让他们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此后，吕祖谦、黎贵臣（朱熹的学生）等先后来到醴陵讲学，创建东莱、昭文两座书院，重教兴学之风日隆。醴陵历史上，前后一度建有七座书院。

对着渌江书院门口，有棵千年香樟树，虬枝盘曲，枝繁叶茂，在细雨中更显苍翠。树下有一牌匾，“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我印象中这是王阳明的诗，近看，果然。

1506（正德元年）二月，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因上书救戴铣而得罪太监刘瑾，惹怒正德皇帝，被廷杖四十，发配贵州龙场驿站。“上封事下诏狱，谪龙场驿驿丞”。第二年夏天，“赴谪至钱塘。”同年，道经江西广信（今上饶）、分宜、宜春、萍乡进入湖南醴陵，沿湘江抵达长沙，赶赴贵州。途经醴陵时忍不住感慨：“风雨偏从险道尝，深泥没马陷车厢”。（《过泗洲寺》）三年后，太监刘瑾伏诛，王阳明被召任江西庐陵县令，再次路过醴陵，留下两首《过靖兴寺》，“别作人间境界看”便是其一，欣喜之情跃然纸上。三年两过醴陵，可谓是绝处逢生，时来运转。著名的“龙场悟道”，就发生在这三年之中。

渌江书院的山长室里，左宗棠与陶澍依然在促膝长谈，身后便是那副著名的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1836年，屡试不第的左宗棠来到醴陵，接任渌江书院山长，改教规，整学风。本为应酬逢迎之作的一幅对联，让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引为知己：“因属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不仅从此改变了左宗棠的人生命运，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新疆的命运，乃至影响了晚清的格局。

这些早已不单单是个人的命运拐点，按照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拐点故事”已经融入湖湘文脉之中，并演变为文明史上的“思想拐点”。

六）思想拐点：鉴古知今的转念之城

一座城，成为一个人的“拐点”，是这个人的幸运；一座城，成为一群人的“拐点”，更是这座城的幸运。

在渌江书院讲座上，我和观众重温了三个与醴陵有关的“拐点故事”：1837年（道光十七年）的“渌江夜话”，两江总督陶澍为何推崇25岁的左宗堂？当时，25岁的左宗堂如何管理渌江书院？1167年（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两个30多岁年轻人如何照亮历史天空？

思考历史，人才是最重要的风水；观察现实，人才是最重要的风景；预测未来，人才是最重要的风口。这三个故事的启示是，如何发现人才？如何培养人才？如何赏识人才？

同一个人，一生可能遇到多个“拐点之城”，最有名的应该是如黄州、惠州、儋州之于苏东坡。

同一个城，也可能迎来送往多少人的“拐点时刻”，但像醴陵这样，一个中部县城，立足两省交界，却成为这么多历史名人的“拐点之城”，原因何在？

津津乐道于这些“拐点故事”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故事背后的“拐点之问”。

如果仅仅归因于“地理因素”，从地理上看，醴陵、茶陵，均处于“湘东板块”，包括江西的萍乡，都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为何这些故事单单集中发生在醴陵？

如果仅仅归因于“名人效应”，从年龄上看，这些历史名人的“拐点故事”都发生在他们的年轻时代，在他们的“拐点时刻”，醴陵为他们做了什么？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假如不是在醴陵，他们是否还会遇到这些“拐点”？

如果仅仅归因于“个人心态”，那么，穿越时空，鉴古知今，是什么让醴陵成为“转念之城”？作为年轻人，他们同样需要面对世俗的困惑，需要面对名利的考验，他们在“拐点时刻”之前，是如何理解、如何忍耐、如何等待的？

醴陵在致力于“柔性引才”，包括不少城市都在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如何从这些“拐点故事”中汲取人文精神，提升人文关怀，丰富人才策略？

在城市软实力的“七文十度”模型中，我把“人口密度”作为至关重要的一个维度，真正影响到一个区域发展的则是“人才密度”，这个“密度”未必说一定是“高精尖人群”，或者说“三高人群”，而是一种普遍意义的“人才密度”。

进而言之，面对未来，一座城市该如何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吸引人才，赏识人才，让人才与城市良性互动，彼此成全，互为拐点？

每座城市都有必要回答好这个“拐点之问”，当城市真正善待人才，尊重人才，成为人才的“拐点之城”，“人才”才可能成为一个城市真正的生产力与软实力，城市也必然迎来一个又一个“拐点”。

对于醴陵而言，“拐点之城”不仅有望成为城市形象的传播符号，更有望成为改革品牌的县域典型，进而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象征。

“拐点”本为一个中性概念，可能“向好”，也可能“拐场”（长沙话，意为事情办砸）——每个人、每座城市都需要引起警惕，“拐场”的风险随时存在，岂不闻“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德经》）“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韩非子·喻老》）

这些发生在醴陵的“拐点故事”，赋予这个概念更为正向的内涵，更为积极的意义，也留下更多无尽的思考。

拐点者，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且把拐点做支点，莫把拐点当终点。（完）

（作者系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