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郭宝平（上）：解压“内卷”，苏东坡才是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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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俨然成为这个时代最能带来“情绪价值”的人。

朋友圈里，到处都是各种关于苏东坡的短视频和自媒体文章，什么“人生为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什么“建议所有内耗的人，都读一读苏东坡”，什么“当你想不开时，不妨看看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等等。关于苏东坡的各种作品，也成为一种图书现象。

知名作家郭宝平先生，他刚刚写好长篇历史小说《苏东坡》（上、下），甫一出版，便引起学界关注。本期政邦茶座邀请他谈谈，历史上真实的苏东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如此经久不衰地给人带来“情绪价值”？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郭宝平 历史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主修中国政治制度史。曾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现专职写作。已出版《范仲淹》《明朝大书生》《大明首相》《大宋女君刘娥》等作品。新近出版历史小说《苏东坡》（上、下）。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现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出版/阅读的“苏东坡现象”，从林语堂到李一冰，再到现在各路作家不同维度来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注苏东坡？

郭宝平：

当下，苏东坡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受到广泛关注和推崇。我想这种现象的出现，大概有两个因素促成。一是时代氛围，二是有名流追捧或者说炒作。历史上这种现象不少。比如陶渊明，长期以来也就是普通文人，苏东坡追捧他，加上那个时代士大夫多有隐士情结，所以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比如杜甫，他活着乃至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地位并不高，可到了宋代，士大夫普遍具有家国情怀，所以追捧杜甫甚于李白。苏东坡在明清两代并不太受关注，王阳明、王夫之对他还有严厉指责，文坛领袖王世贞甚至主张包括苏东坡在内的宋朝文人的诗词文章都不必读。晚清时，梁启超先生为王安石、张居正作传，却不会为苏东坡作传，因为那个时代呼唤的是王安石、张居正式的强人。苏东坡也是些年才真正热起来的。在“内卷”裹挟下，人们普遍焦虑、内耗，需要释放，需要找寄托，于是苏东坡就被人抬出来为大家解压。他确实是合适人选。

高明勇：这么多人都在写，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苏东坡？您应该会大量阅读苏东坡的相关作品，如何看待前人写的苏东坡？

郭宝平：

苏东坡是一位复杂、丰富、多面的人物，但有一点不能忽视：他的身份是官员，即使是贬谪黄州、惠州、儋州，也保留着一定级别的官员身份，而且发工资。忽略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准确把握这个人物，对他作品的理解也不可能到位。现在写苏东坡的作品，各有所长，但也不少属于心灵鸡汤，也有的转抄拼凑，作者未必研究过苏东坡的文集，对历史背景、典章制度也不甚了了，随意下结论甚至以讹传讹、误导读者。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很成功的文学作品，与写《吾国与吾民》是为了打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一样，他根据自己所主张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生活哲学，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一个苏东坡形象，介绍给外国人。他大概本来就没有追求真实性的想法。

《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曾入狱四年‌，出狱后借苏东坡生平抒写自身命运，将苏东坡塑造成知识分子精神抗争的象征。他本意未必是为了描绘出一个真实的苏东坡吧？

这两位先生对传播苏东坡精神作出的贡献无与伦比。问题在于，一些读者读了两位先生的书，就认为那就是真实的苏东坡，看到与之不一致的说法，反倒不能接受了。我劝读者不要被任何名头忽悠，凡是说苏东坡差一点中状元，屈居第二（所谓榜眼）的，这书就可以不看了。因为是以讹传讹，根本不懂当时的典章制度，也没有认真研究过苏东坡，甚至连苏辙给其亡兄写的墓志铭也没有读过。凡是说苏东坡一心为老百姓着想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也不必看。因为这样说的人大概连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奏疏也没有认真读过。苏东坡反对变法的原因是复杂而微妙的，与是不是为老百姓着想没有直接关系。

高明勇：前几次见面，您说大众的印象里的苏东坡，与真实的苏东坡之间有很多的误读，可否举例说明？

郭宝平：

人们对苏东坡确实有很多误读。我举一个例子：对苏东坡政治上的表现，有说保守派者，有说温和革新派者。这些观点都可以找到依据，但都不够全面，也没有抓住本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朝廷分成新党、旧党，苏东坡可以说是旧党中反对变法最激烈、最持久者，就连旧党领袖司马光也说他反对变法“敢言不如苏轼”。正因如此，在旧党群臣中，苏东坡受到的惩罚最重，责降黄州安置。这样看，把苏东坡归入保守派是恰当的。实际上，苏东坡早年是呼吁大刀阔斧改革的，其主张与王安石有不少契合处；而且当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实行元祐更化时，苏东坡站出来反对，说新法不应简单否定，有的在调整完善后当加以保留，神宗朝的励精图治精神也不能全丢。这也是苏东坡在元祐更化时受到围攻的一个原因。这还没完，当主持废除新法的太皇太后去世，皇帝亲政后想要推翻司马光的元祐更化政策，重回变法轨道时，苏东坡又反对，主张元祐更化的成果不能动摇。也是这个原因，在元祐臣僚中，苏东坡受到的惩罚还是最重，先贬惠州，再贬儋州。通过这几个阶段苏东坡的表现，你说他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说苏东坡是自由派大概比较合适。除了早年在乃父苏洵指点下奔走权门外，他似乎对权力有天然的怀疑、抗拒心态，只要是当权者极力推行的，他大体上会持怀疑、批评态度。所以他在朝廷做高官时就很郁闷，说如在樊笼、如在泥沼，不如处江湖之远潇洒自在。

高明勇：为什么会出现误读？

郭宝平：

之所以出现误读，主要是因为苏东坡这个人比较复杂多面，喜欢他这一面者，往往有意无意忽略他的另一面；而且苏东坡是极易冲动的人，经常变来变去，自相矛盾，如不深入研究、系统梳理，是很难把握住他的。比如人们津津乐道他和王安石相逢一笑泯恩仇，还作诗说“从公已觉十年迟”；殊不知，后来他又全面否定王安石，说他矫诈百端, 妄窃大名，乃奸恶之首。再比如我说苏东坡是自由派，很讨厌条条框框的约束，可他也有思想陈旧、迂腐的一面。他做礼部尚书时，看到有法律规定，普通老百姓家，祖父母、父母年老有疾病，无人侍奉，子孙居丧期间，若尊长同意，也可以婚娶。苏轼认为此规定不合古训，上疏要求把这条法律废除，以正礼俗。这和“自由派”格格不入。

高明勇：您说苏东坡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洒脱、豁达，这种印象是如何造成的？

郭宝平：

苏东坡本质上不属于真正洒脱、豁达的人，实际上他一生都在纠结、在挣扎。帝制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官本位，学而优则仕。苏东坡深陷其中，在这个泥潭中挣扎。唐代骆宾王说：“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可早年的苏东坡相反，进士及第后就汲汲于荣名，入仕后常常为自己得不到重用牢骚满腹。那时候他年轻，可以理解。值得重视的是，后来名气有了，诗词歌赋、书法绘画，都受人追捧，一篇文章就可以卖不少钱，虽然他常说要归田，却始终下不了决心。他不喜欢受拘束，又热衷于自由表达，本不适合官场，受挫折是难免的。受了挫折，就想办法自我安慰，他的所谓洒脱、豁达，主要表现在这方面。真的洒脱，就该拂袖而去。宋朝商品经济繁荣，文化市场发达，凭他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是可以过得很富足、潇洒的；可苏东坡跳不出官本位窠臼，始终没有超脱出来。他也知道自己的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可以卖钱，有时候特意作画、写诗给亲友，嘱咐说万一揭不开锅了可以拿去换钱。可他自己却常常哭穷。因为他没有摆脱君子不言利的儒家观念，不肯自卖书画。这样的人，说他超脱、豁达，只是表象。即便说苏东坡确实有乐观、豁达的一面，但也不是他独有，范仲淹、王安石以及那个时代的许多士大夫，同样豁达，不亚于苏东坡。当然，从积极方面说，可以解读为苏东坡有淑世情怀，所以不肯离开官场，但他没有为官位、利禄苟合取容。这种精神弥足珍贵，可非要说成洒脱、豁达，可能恰恰贬低了他真正的价值。儒家倡导“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苏东坡也是常念叨的，却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一直在纠结、在挣扎。所以我说他不是真正的洒脱、豁达。

高明勇：为什么很多人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苏东坡形象？

郭宝平：

人们普遍认为苏东坡洒脱、豁达，可能是受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影响。我提到过，林语堂的这本书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大概为印证他在《吾国与吾民》中传达于西方人的“乐天知命”为中国人生命底色的观点，所以把苏东坡塑造成一个乐天知命的人。当下人们为了解他，宁愿相信林语堂，相信心灵鸡汤。很多人并不在意真相，只要符合自己的口味就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高明勇：苏东坡那些脍炙人口的佳作，好像集中于他知密州和贬黄州两个时期，这是什么原因？

郭宝平：

前者是想通了要表达，后者是想不通要宣泄。苏东坡是因为反对变法自请外放的。知密州是他第一次做地方主官，执行新法违心、不执行新法违令，所以他很郁闷也很忐忑。后来了解到，新法不是他批评的那样坏，有些还是很受百姓欢迎的，他便因地制宜改造后加以实施。愤懑了七八年，也纠结了七八年，终于想通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要表达的是，我不再纠结出世入世，要脚踏实地建功立业了；于是他“老夫聊发少年狂”，向朝廷发问：“何时遣冯唐”？一个人愤懑多年，纠结多年，突然想通了，是有一定爆发力的。这大概是他在密州后期佳作迭出的原因吧。谁知皇帝对他成见已深，不管他怎样努力表现，“冯唐”始终没有出现在他面前。苏东坡很失落，又发起了牢骚，结果发生了“乌台诗案”，跌入了人生谷底。他想不通，也看不到未来，很痛苦：“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那怎么办呢？于是到佛、老那里寻求安慰：“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可是，毕竟淑世情怀未泯，又觉怀才不遇，光阴虚度，发出“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感慨。现实又是自己被朝廷厌弃，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只能自我救赎：“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密州和黄州这两个阶段，都是苏东坡人生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节点，所以他会写出那么多佳作。

高明勇：如果说苏东坡带给我们人生启示，是否就是“适意”“适然”的人生态度？

郭宝平：

苏东坡是儒家士大夫，但受老庄、禅宗影响也很深，少年时代即向往做任性逍遥的散人，虽不得已成家、入仕，一度也有较强进取心，但经历了“乌台诗案”后，在寻求精神救赎过程中，儒家淑世情怀、独立人格；道家清静自然、超然物表和释家诸法皆空、万物圆融的理念，在心中纠结激荡，他认识到人生的藩篱很坚固，不易冲破，开始追慕陶渊明，汲取其委时任运的精神力量，决计既不做嗜佛习道的方外散人，也不做趦趄于利害之途的尘世拘人，而是追求一种既不脱离现实，又不拘泥于现实，既不傲睨万物，又不汲汲于功名利禄，随缘自适的人生境界。这就是他说的“适意”、“适然”。简单化理解，就是如何与自己和解——不要内耗；如何与世界相处——随缘自适，不一味逃避，但也不被欲望所驱使。这种人生态度，消极中有积极；积极中有消极，但可以让人少些焦虑、多些快乐，对当下的人是有启发、借鉴意义的。

高明勇：说他“受益于时代，又受制于时代”，苏东坡与时代的这种互动关系，给我们哪些启示？

郭宝平：

说苏东坡“受益于时代”，主要基于这样四点。首先，宋朝推崇文治，苏东坡这样的文人如鱼得水；其次，宋朝时儒释道由过去的敌对排斥开始走向融合，士大夫可以自由游走于三教之间，展现自己的坦荡与从容。第三，帝制中国，宋朝是政治相对最开明、宽容的朝代。如果不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以苏东坡的偏激程度，大概活不过三十五岁。第四，宋朝已经扫除了门第障碍，作为寒门出身的边陲少年，苏东坡一夜间摇身变为京城权贵的座上宾。所以，苏东坡是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说苏东坡“受制于时代”，一是观念上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观念和君子不言利的儒家圣训，根深蒂固，困扰了苏东坡一生。二是体制上的。从宏观上说，君主专制下几无自由派立足空间；中观上说，政见公开对立的双方又不得不一起共事，精神内耗严重；微观上说，以苏东坡的品性、才气，做议员一定很出色，可帝制时代的官员基本上属于行政管理者，行政管理者不执行法令道义上说不过去。这些都给苏东坡带来很大困扰，所以他说自己是不合时宜的人。

高明勇：有无可能既“受益”又不“受制”？

郭宝平：

也许苏东坡的师爷、比他年长四十多岁的晏殊算是既受益于时代又不受制于时代的人。他十来岁就以神童赐进士出身，三十刚出头就位列宰辅，既是太平宰相，又是文坛领袖，生活精致。但苏东坡这样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往往碰得头破血流。但是，细思之，如果苏东坡左右逢源，他还会有那么多佳作传世吗？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当世与后世的评价往往不一样甚至相反。当世可能认为他是失败者，但后世可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成功者。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