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星光：抗战(1941-1945)烽火中的慈悲之城

卷一：渡海

1941年圣诞夜，香港沦陷的前夕。澳门内港码头的探照灯刺破浓雾，照见珠江口漂来的木盆——里面蜷缩着三个月的女婴，襁褓里塞着浸透海水的字条：“此女生于跑马地，父母殁于12月18日轰炸，恳请善人收留。”

这是澳门成为“东方卡萨布兰卡”的寻常冬夜。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座方圆不到十平方公里的葡管小城，成了沦陷区唯一的透气孔和避难地。中山的疍民划着“三支桅”帆船，载着全家老小穿越日军封锁线；上海青帮大佬的姨太太们，裹着貂皮挤在难民船底舱；岭南大学的教授们将古籍藏在咸鱼桶里，在妈阁庙前跪谢妈祖庇佑。到1942年春，澳门人口从17万暴增至50万，每平方公里承载着比加尔各答更密集更强烈的求生欲。

十多年前，在白眼塘街的“义学收容所”，我寻访到当年的见证者——92岁的陈阿婆。她颤巍巍指向墙上发黄的照片：1942年元宵节，三百个不同方言的难民围着铁皮桶分食木薯粥。“潮州阿嬷教我们刮榕树皮熬胶，客家人展示如何用咸鱼露调味，上海小姐捐出最后的丝巾换消炎粉。”她浑浊的眼里泛起泪光，“那天粥里的蟑螂腿，现在想来都是荤腥。”

卷二：共命

澳门半岛成了人类学的活标本。岗顶剧院的地板下睡着三十户人家，舞台幕布被裁成尿片；圣奥斯定教堂的长椅拼成通铺，神父在告解室开设战地诊所；连福隆新街的风月场都挂起“难民粥棚”的牌子，舞女们白天熬粥，夜晚才涂脂粉。

三盏灯街区的清晨，总在咖喱与霉米的气味中苏醒。缅甸归侨林叔的摊位上，咖喱叶与干辣椒堆成小山，他用半生不熟的粤语吆喝：“一粒金戒，换三日饱饭！”隔壁的上海裁缝王太太，将最后一块绸缎剪成婴儿尿布，却坚持在每片布角绣上“平安”二字。巷尾的中山农民老陈，竹篓里塞满晒干的田鼠，他逢人便说：“这是‘岭南乳鸽’，补气力！”

最令人心碎的是黑市角落的“知识交易”。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兆麟，每日蹲在骑楼阴影里，面前摊开《史记》与《资治通鉴》。“一页《楚辞》换半斤米，”他抚摸着泛黄的纸页，“屈子的魂魄若能救国，我愿典当毕生藏书。”而他的学生李秀兰，在街边用碳条在芭蕉叶上教孩子们写“山河”二字——叶子枯了，字迹却渗入叶脉，成为最悲壮的教材。

澳门商会的地下室，至今保存着1943年的“互助账簿”。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触目惊心的交易：

- 何贤：捐米五十担，换得疍民协助运送药品至五桂山游击区。某夜，二十艘渔船载着磺胺粉驶出内港，船头挂着妈祖旗，舱底藏着《论持久战》手抄本。

-高可宁：典当中央酒店地契，购盘尼西林三百支。药瓶运抵当日，镜湖医院院长柯麟在手术室连续工作38小时，用最后一丝力气写下：“今日救活第47人。”

-傅老榕：赌场三日营收全数购盐，分装两千袋赠难民。送货的疍家少年阿水，为护盐袋被日军刺刀挑入珠江，尸体捞起时，怀中盐粒已与鲜血凝成琥珀。

卷三：暗线

在板樟堂街的骑楼阴影里，曾活跃着一条看不见的“海上生命线”。澳门四界救灾会的青年们，将药品藏在棺材底部，咸鱼桶夹层，甚至圣母像底座，通过疍民渔船运往中山五桂山根据地。

10多年前遇见89岁的李伯，他当年是“学生信使”，撩起裤腿展示弹痕：“有次运送无线电零件，日军快艇追来，我们掀开船板躲进暗舱，咸鱼汁渗进伤口，比枪伤更痛。”他的搭档阿萍——当年的澳门女中学生，那时已白发苍苍，却清晰记得每个细节：“我们在圣母像底座刻摩斯密码，日本兵搜查时，我们就跪下祷告，眼泪是真的，恐惧也是真的。”

最惊险的一次任务在1943年中秋。三艘改装渔船载着十箱奎宁丸，船头绑着红绸伪装修姻船队。行至伶仃洋突遇巡逻艇，船老大突然高唱咸水歌：“妹呀妹，嫁郎莫嫁出海郎……”其余船只闻声抛撒聘书喜饼，日军检查时，药箱正藏在“新娘”的龙凤被下。

镜湖医院的地下室，永远弥漫着碘酒与血腥味。院长柯麟以葡国药剂师名义，为游击队员开具“精神衰弱”证明；护士们将地下党伪装成麻风病人，用裹尸布掩护转移。1944年春，医院后门的洋紫荆树下，近百名青年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星夜奔赴东江纵队。

而大三巴残壁下的天主教坟场，传教士们在进行另一场战争。玛利亚方济各修女会的日记记载：“我们教会中国教友用拉丁文诵经，日军监听时以为是咒语。”这些经文通过地下网络传至重庆，成为破译日军密码的密钥。某夜，修女们在告解室用留声机播放《圣母颂》，掩盖发报机的嘀嗒声——圣乐与电波，在澳门夜空交织成抵抗的乐章。

卷四：微光

在饥饿最猖獗的1943年，澳门街头涌现出令人泪目的“食物乌托邦”。

妈阁庙前的粥棚，清晨五点便飘起炊烟。庙祝林德用香灰在砖地上画出三十个方格，每个格子代表一个捐助家族：何家的米，傅家的柴，许家的盐……疍民送来刚捞的泥鯭，老太太们蹲在庙埕刮鱼鳞，鱼血染红青石板，像妈祖洒落的朱砂。

某日，上海富商遗孀周太太摘下翡翠耳环：“换二十斤米，要糙的，经饿。”转身将米倒入粥锅时，她低声对妈祖像说：“我儿在重庆空军，若他战死，这粥便是他的长明灯。”

“屋顶菜园运动”让澳门变成立体农场。荷兰园马路的天台，主妇们用马桶培育芽菜；岗顶前地的葡人别墅，玫瑰园改种番薯藤；连大三巴台阶的缝隙里，都冒出倔强的通菜苗。

那一年，87岁的周婆婆回忆：“我们把教堂彩窗玻璃磨成凸透镜，在屋顶聚焦阳光煮饭。”她抚摸着手背的灼痕，“日本飞机掠过时，千万个光斑在澳门上空闪烁，像诸神举着火把。”某个黄昏，她在天台收获第一根苦瓜时，听见隔壁屋顶传来《松花江上》的口琴声——吹奏者是流亡的东北军医，琴声里沉睡着整个沈阳城的月光。

望德堂区的“混血儿收容所”里，修女玛嘉烈抱着中葡日混血的弃婴，轻轻哼唱粤语摇篮曲：“月光光，照地堂……”她为每个孩子取名“澳生”，姓氏后的数字是入院顺序：澳生1023号左耳有胎记，澳生1047号瞳色如琥珀。

“我们教他们用三语祈祷，”玛嘉烈在日记写道，“睡前用粤语念‘妈祖保佑’，晨起用葡语说‘上帝赐福’，而日语‘おやすみ’（晚安）——是为提醒他们宽恕。”1945年停战日，三百名澳生手拉手环绕大三巴，他们的童声合唱穿透残壁：“和平的根基，是学会爱你的敌人。”

卷五：星火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澳门时，新马路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金饰店老板砸碎橱窗，向人群抛洒积压四年的金箔；醉龙舞队冲进市政厅，将酒精改为米酒狂舞；连疯人院的患者都隔着铁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在孝思坟场，三百具无人认领的难民遗骨被合葬。神父用拉丁文、和尚用梵语、道士用文言共同超度，墓碑刻着“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吾侪俱为兄弟”。镜湖医院的档案室，新增了八千页免费诊疗记录，每页都是生与死的契约——第4712页记录着“无名氏女，十八岁，产下死胎后血崩，遗言：‘儿葬我于向北处，望见故乡’”。

而澳门商会的地下金库，清点时发现二十箱未拆封的侨汇。菲律宾华侨的银元、旧金山华工的汇票、南洋橡胶园的血汗钱——信封上统一写着：“寄澳门，转内地，中华不亡。”

终章：永恒的微光

2015年，日本NHK电视台在澳门拍摄纪录片时，发现一个惊人数据：战时澳门婴儿死亡率竟低于和平时期的东南亚。学者们最终在路环的麻风病院遗址找到答案——那里曾秘密接收过上千名弃婴，病房墙上留着修女的葡文笔记：“每个孩子喝完奶，都要对他们说三遍：你被深爱着。”

今天的澳门，高楼霓虹掩盖了战争伤痕。但若你在深夜走进福隆新街的老茶楼，或许能遇见白发苍苍的侍应生，用布满烫痕的手为你斟茶：“后生仔，知唔知‘七星伴月’点心里，榄仁代表难民，莲子係学生，蛋黄是商人……缺一粒都唔成团圆。”

这些细碎的星光，从未熄灭。2020年武汉疫情时，澳门人排起长队捐献Rh阴性血，只因听闻“湖北有同胞需要”；而在路环的抗战纪念活动，中学生用AI技术复原了1943年的百家粥配方——当全息投影的米香弥漫展厅，虚拟的难民与现实的少年，在时空中完成了慈悲的传承。

妈阁庙的晨钟第次响起，咸淡水依旧在十字门缠绵。那些战火中淬炼出的人性光芒，早已渗入澳门的砖瓦街巷，植入澳门人的骨髓血液里，成为人类文明最后的防波堤——正如当年大三巴残壁上的弹孔里，曾绽放过一朵野百合。

（本文节选自《香港文学》2025年7月号 作者:吴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