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乡邦文献”里的秘密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最近，陆续收到醴陵友人寄来的一些关于醴陵的书，有刚刚出版的，如醴陵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纂的《南社中的醴陵人》，有之前出版的，如醴陵政协出版的《醴陵风物吟》，醴陵市档案馆编纂的《时光醴陵》，醴陵市文物局重印的《渌江书院志》，还有研究类的作品，如《渌江书院的兴盛与变革——清代地方书院运行实态》等。这些新书旧作，基本都是关于醴陵的文史作品，有助于“打开醴陵”，更多地认识一座城市。

不由想起，著名学者陈平原老师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中提到五种“打开北京”的方式，分别是旅游手册、乡邦文献、历史记忆、文学想象和研究方法。其中的“乡邦文献”，这些年我格外关注。所谓“乡”通常指小市镇或自己生长的地方，“邦”则指国家或地区。“乡邦”，意指本土、本地或家乡。‌一般认为，“乡邦文献”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研究地方历史、地理、人文、经济、风俗等方面的重要素材。

所谓“格外关注”，一则因为“重要”，从地方志书到家谱族牒，从非遗技艺到口述传统，“乡邦文献”甚至被称作地域文明的“精神基因库”，成为文化史、观念史、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著名思想史学者葛兆光先生就非常看重，二则因为“欠缺”，在不少地区，对“乡邦文献”的认知还不够，有些停留在简单的整理阶段，相关的重视程度、财政投入和人才储备都远远不够，所以即便再“重要”，其内涵与价值还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其实，对“乡邦文献”的重视程度，可以作为检测一座城市“烟水气”的标尺。而“乡邦文献”所释放出来的“历史厚度”与“文化温度”，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的重要来源。在我看来，类似《南社中的醴陵人》《时光醴陵》《渌江书院志》就属于“乡邦文献”的范畴，也是“打开醴陵”的一种重要方式。

如何运用这些“乡邦文献”，可以采用“九字法”：“重研究、谋转化、善赋能”。具体来说，就是重研究，专业挖掘与现场考察结合；谋转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接轨；善赋能，多元价值与现实场景融合。

一、正在“登堂入室”的“乡邦文献”

这些年，我四处调研，东奔西走，南来北往，去的城市也多，不管大都市还是小城镇，有一个体会，就是各地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在升温，尤其是一些县域城市。

比如，近年来醴陵重印的《醴陵县志》和《渌江书院志》，包括此次新出版《南社中的醴陵人》《时光醴陵》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颇见整理之功。

不久前我去苏州市吴中区参加“好评中国·苏州行”暨第20届红辣椒时评研讨会，在下榻的酒店里，赫然摆放着《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图志》这样的“图志”，也有“文旅资源手册”的《环太湖1号公路》，还有兼具“乡邦文献”色彩的《西山古十景：走进古人的“心灵原乡”》等。

比如陕西的留坝，去年暑期，“致敬国学：华人国学大典”走进留坝，在我参加“张良会客厅：在秦岭深处读懂中国智慧”期间，友人赠送一套“留坝文史丛书”（团结出版社），蔚为壮观，如当地县委书记在序言中所说，有文献整理的《留坝诗征》（上、下），《留坝文汇》，有盛世修志的《张良庙志》，有文物研究的《留坝文物》，有人物纪传的《留坝人物》，有风土记述的《留坝风物》，更有栈道研究的《留坝栈道》（上、下）。当然，也有介绍当地碑石的《留坝碑石》，还有研究当地文史的《留坝认知》。这些丛书，多为冯岁平、杨虎祺、何健等当地文人的编著之功。

去年我曾入住江苏省宜兴市龙山脚下的民宿“幸福人家”，在房间意外发现当地的“社区教育校本教材”《古韵湖㳇》，这是宜兴市湖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与宜兴市湖㳇镇社区教育中心联合编印的，结合当地的著名景点如张公洞、善卷洞，玉女潭等，整理与之相关的诗词散文，平添许多亲近感，得以在山水之间一窥人文的底蕴。

此外，不少文史界的友人也多有在乡邦文献上着力之作，像安徽池州的学者尹文汉，组织策划点校《九华山志》，参与编著《皖江文化十讲》等；像江苏无锡的学者王永春，一己之力编著《无锡吴国历史编年》；浙江媒体人游海洪，策划举办“浙江诗词大会”，推动出版《浙路诗心：浙江诗路作品精读》。

而像江苏省聚力打造的“凤凰文库”，湖南省着力打造的“湖湘文库”，更是将包含这些“乡邦文献”在内的地方文史作品“集大成”。

诚然，现实中远不止这些，而“乡邦文献”的“登堂入室”，也是一个积极的风向标，寓意文化原生力的亮相。

二、重研究：专业挖掘与现场考察结合

“乡邦文献”的显著特点，就是原汁原味，保留着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录痕迹，很符合福柯说的“知识考古学”的范畴。

对这些“乡邦文献”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保护和整理，这是基础，也是前提。然后展开“研究”。就现实了解的情况看，不少地方主要集中在第一个环节，还处于正在整理，或者待整理。

像《南社中的醴陵人》，深入挖掘近代著名的“南社”，既系统整理“南社醴陵人”现象，又将相关研究成果一并整理。透过研究，会慨叹醴陵人的身影活跃在南社从成立到发展，从高潮到解体，从延续到结束的全过程，更会慨叹，醴陵人无论是人数，作品，还是影响力，在南社中都称得上一席之地，举足轻重，这些也可作为醴陵“拐点之城”的重要佐证。

像《时光醴陵》，虽书名貌似平淡，却对当地坊间流传的许多关键议题给予梳理答疑，比如明代地理笔记中的醴陵什么样？晚清民国文人笔下的醴陵城区什么样？湖南瓷业学堂、湖南瓷业公司究竟是怎么回事？清民时期醴陵的“编爆史”（“鞭炮”的旧称）什么样？清民时期的渌江水运如何？清代之前的醴陵交通史如何“轮蹄络绎当要冲”？条分缕析，一目了然。

在与醴陵当地友人交谈时，朋友坦言说：“南社中的醴陵人，像宁调元、傅熊湘在我们这里很有名气，但是他们具体做过什么，大家又不是特别明了，很多人都讲不出一个所以然，也包括我在内。或者我们只知道个大概，但是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反复思考，为什么没有深入进去，确实与我们这边的人才储备达不到有很大关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如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序言中说:“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

《渌江书院的兴盛与变革——清代地方书院运行实态》，则是以渌江书院为案例，梳理其历届山长，探讨其生存的生态与机制。像《南社中的醴陵人》《时光醴陵》《渌江书院志》之类“乡邦文献”的价值之一，正在于“整理”基础之上的“研究”。通过“研究”，发现“文献”与“乡邦”之间的互动关系，将这些“乡邦文献”纳入到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从“文化”层面切换到“文明”层面。

三、谋转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接轨

对于文史社科领域，长期以来有个痛点问题，就是“转化难”，既指社会效益，也指经济效益。其实，“转化”没有那么神秘，也没有那么复杂，主要是要从“传统”到“现代”的切换，贴近现实需求。

早些年我开始关注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文化古城，写作《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2012年）的时候，偶然机会读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发行的《北平旅行指南》，著者为马芷庠先生，经张恨水先生审定，于1997年重印，改为《老北京旅行指南》。张恨水在序言中说：“愚旅居旧都凡十五年，久苦于无此类称意之书，今君辑此，是先得我心也。”

就《北平旅行指南》而言，不但系统梳理各个城区的古迹名胜，还包括食住游览，旅行交通，工商物产，文化艺术，公共团体，社会公益。如此经过整理、研究，再行转化，不止张恨水“先得我心”，即便今日，对于那些欲游“老北京”的人来说，也堪称佳作。

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曾分析说：“以现代生活为一动态坐标，并把传统文化投射到坐标上来,看它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的影响、反应,以及出现的种种问题。”“现代中国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生活失调，生活失调导源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冲突中求适应，失调表示原有的生活方式难以适应新处境,于是造成个人解组。”（《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

确实，回到“个人解组”问题上，“生活方式”是焊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一个抓手。比如湖湘学者刘汉辉，熟稔诗词歌赋，深耕文房四宝，与地方文创深度融合，无论是“长沙百咏”，还是“湖湘四典”，都是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比如岭南学者卢楚麒，醉心于传统服饰，深挖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服饰元素，从面料织造技术到传统纹样，再到形制设计，都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架桥铺路。

当然，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接轨，在现实中多了不少尝试，可以“转化”，也能够“转化”的还有很多。

四、善赋能：多元价值与现实场景融合

2025年，我在醴陵调研，走进创办于2015年的陶润会，它承续的是1905年瓷业先驱文俊铎的百年窑火，而文俊铎当年和熊希龄一起开瓷业学堂、办瓷器公司，这就是“文化传承”在为现实赋能。

“烧窑之工，别于制坯。非有经验，信莫能为。”“所惜窑工，不知科学。但恃运气，可为笑谑。”当傅熊湘在《瓷经》中的“经验之谈”，被印在醴陵陶瓷博物馆里，当他的这些“口诀”依然流传在匠人之口，这就是“乡邦文献”在为现实赋能。

“乡邦文献”的研究与转化，其最终目的是为地方发展赋能，促进文化传承与社会进步。相对而言，多元价值与现实场景相融合的赋能，难度最大，却也是效果良好的现实路径。

之前，对于“文化原生地”，或者说有独特“文化原生资源”的城市，我曾提出“七文十度”的思维模型，一方面，就像打靶一样，三点一线，“七文”相当于七点一线：文物遗址、文献资料、文化故事、文学传播、文旅生态、文脉传奇、文明精神。“十度”则是“金字塔模型”，分别为地理宽度、历史厚度、角色热度、人口密度、教育气度、传媒弧度、文化温度、治理精度、链接浓度、决策高度，这些又分为绝对优势、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采用这种“模型思维”，就在于经过研究、转化之后，需要“系统性赋能”。比如在过去十年，凤凰华人国学大典从无到有，从涓涓细流到水声东去，无论是故宫开讲，还是西湖对讲，无论是论道武当山，还是问佛九华山，无论是走进甘肃天水拜祖伏羲，还是走进陕西留坝纪念张良，不断在不同的文旅场景中“致敬国学”，不断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重建斯文”，联动学界研究，携手地方政府，积极系统赋能，促进多元价值与现实场景的深度融合。

就醴陵而言，当本地人像熟悉邻居一样熟悉宁调元的事迹，这就是“研究”；当傅熊湘的故事可以进入课堂，他的诗歌可以被当地孩童朗朗上口，这就是“转化”；当熊希龄、文俊铎当年带领醴陵陶瓷创下的“国际范”，今天依然闪耀着陶瓷作品的光泽，这就是“赋能”。

我想，那样的话，《南社中的醴陵人》的意义早已超越这本书，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醴陵人”。

“乡邦文献”的秘密，潜藏于三重境界：搜罗其全，梳理其史，考订其实，谓之“研究”之境；勾连现实，营造现场，趋向现代，谓之“转化”之境；虚实结合，体用融合，中外竞合，谓之“赋能”之境。如此，“秘密”方能转译为“密码”，“乡邦文献”亦能彰显出文明之美。

“乡邦文献”的秘密，储藏在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中。当“乡邦文献”，转化为耳熟能详的歌曲，转化为喜闻乐见的礼乐，转化为家喻户晓的故事，登堂入室，融入生活，一地之生命力便在这“光影交错”的传递中生生不息，一地之软实力也便在这“形神兼备”的传承中绵绵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