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跨越国界音符的力量与遗产
吴志良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这场全球性的正义之战，中国音乐家冼星海的跨国艺术实践与精神遗产尤值得铭记。他以音乐为武器，不仅在中国点燃了抗战的烽火，更通过国际舞台将民族抗争的呐喊升华为全人类的和平呼声。从延安窑洞到莫斯科音乐厅，从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到中亚的街道命名，冼星海的音乐跨越地理与文化的边界，成为连接东西方、团结反法西斯力量的永恒纽带。
香港“2019经典名曲之夜”音乐会由内地合唱团与香港合唱团共同演绎《黄河大合唱》。
用交响乐书写东方抗战史诗
1940年，冼星海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这一任务成为他国际艺术生涯的起点。在莫斯科，他不仅完成了影片音乐的创作，更将中国抗战的壮阔图景融入交响乐语言。他创作的交响曲《民族解放》以四个乐章展现从国土沦丧到全民觉醒的历程，其中第三乐章《保卫祖国》以《黄河大合唱》主题变奏为基础，用西方管弦乐织体重构中国民间音乐基因，被苏联乐评人誉为“东方的《命运交响曲》”。
苏德战争爆发后，冼星海创作了《神圣之战交响曲》，这是世界音乐史上首部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大型交响作品。作品以“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构建音乐叙事，第二乐章《法西斯瘟疫》用刺耳的不协和音程模拟轰炸声，第四乐章《胜利的曙光》则融合苏联民歌《喀秋莎》与中国陕北信天游旋律，象征中苏人民并肩作战的决心。该作品1944年在莫斯科首演时，斯大林曾称之为用音符铸造的国际纵队。
民间音乐与战争叙事的融合
因战火阻隔归途，冼星海在1942年辗转至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这里，他化名“黄训”，与当地音乐家拜卡达莫夫、伊万诺夫等结下深厚友谊。他们共同探索音乐的民族性与国际性，冼星海将哈萨克史诗《阿曼盖尔达》改编成交响诗，用马头琴音色模拟战马嘶鸣，以冬不拉节奏重构行军韵律；同时，他创作的《中国狂想曲》巧妙融合广东音乐《旱天雷》与哈萨克民歌《黑走马》，成为中亚音乐史上首次中哈音乐基因的深度对话。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完成了《满江红》组曲，将岳飞词作的悲壮情怀注入多民族音乐元素。他采用“主题漂流”技法，主旋律先由二胡呈现，继而由哈萨克库布兹琴接力，最终在管弦乐中升华。这种跨文化的音乐叙事，使作品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文化符号，1943年在阿拉木图电台播出时，当地德裔反战团体将其译制成德语版本，通过地下渠道传入德军阵营。
构建反法西斯文化共同体
冼星海的创作始终具有鲜明的国际视野。1941年，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演讲时提出“音乐国际主义”理论，主张“每个民族的抗争旋律都是世界反法西斯乐章的组成部分”。基于此理念，他改编了苏联歌曲《神圣的战争》、波兰民歌《华沙不会倒下》及西班牙国际纵队战歌，汇编成《反法西斯组曲》，在盟军电台循环播放。英国报刊称，“这些旋律让伦敦防空洞里的市民听见了东方战场的回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对犹太音乐元素的运用。在交响诗《涅瓦河畔》中，冼星海将上海虹口犹太难民区的民歌与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音乐并置，通过两个受难民族的音乐对话，控诉法西斯暴行。1944年该作品在纽约音乐会上演出时，犹太裔指挥家伯恩斯坦含泪指挥，称其为“超越种族的安魂曲”。
跨国记忆与当代回响
冼星海的国际影响力在战后持续发酵。1975年，哈萨克斯坦将阿拉木图的三条平行街道分别命名为“冼星海大街”“拜卡达莫夫街”和“伊万诺夫街”，象征中哈音乐家的永恒友谊。在俄罗斯，莫斯科音乐学院至今保留着他使用过的谱架，架上刻着《黄河大合唱》的手稿片段，成为中俄音乐交流的圣地。
近年来，他的作品更成为跨文化对话的桥梁：2019年，哈萨克国家交响乐团在“一带一路”音乐节上演奏《中国狂想曲》，将草原骏马与黄河波涛融为一体；2023年，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重演《神圣之战交响曲》，在第四乐章加入乌克兰民谣《第聂伯河畔》的即兴变奏，以音乐回应新的和平使命。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温冼星海的国际实践，可见三重当代价值：首先是文化抵抗的普世性。他证明民族音乐不仅是身份标识，更能升华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武器。正如《黄河大合唱》从延安传唱至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可共存。其次是艺术家的跨国责任。在阿拉木图的饥寒交迫中，冼星海仍坚持创作，这种超越国界的艺术使命感，为当今全球动荡不安局势下的文化工作者树立典范。其三是历史记忆的活化传承。澳门成立了冼星海纪念馆，哈萨克斯坦将冼星海故事纳入中学教材，俄罗斯举办“星海音乐周”，都表明对抗历史遗忘症需要创造性的文化叙事。
2025年，当世界各国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时，我们不应忘记冼星海这位音乐家。战争的阴霾从未真正远离，而艺术家们用音符编织的团结之网，始终是人类最坚韧的防线。从阿拉木图的街道铭牌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位人民的音乐家早已超越地理与时代的界限，成为永恒的文化使者。他的五线谱，是一座桥梁，让所有向往光明的心灵在此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