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武廷海：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城市性”

不久前，围绕中国城市史领域的重磅力作《藏春：元大都规画》，《光明日报》刊文称，这不仅是首部系统揭示“中国都邑规画”基本规律与方法论体系的开创性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展现北京城“密藏宝库”的大众读本。

在《藏春：元大都规画》一书中，作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武廷海教授围绕元大都规划的相地、城制、营城、街巷、建置、易简六个环节提出了24个“猜想”，而后以“猜想-证明”的方式系统探究元大都规划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就在不久前，武廷海教授还以“中华文明的城市性与中国城市的体系性”为题公开演讲。

其实，从2024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发展“两个转向”的判断，从历史上的城市秩序，到现实中的城市治理，短短一年时间，“城市”越来越受到重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老朋友武廷海教授，请他谈谈如何重新理解城市？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武廷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人居环境科学。著有《藏春：元大都规画》（2024）、《规画：中国空间规划与人居营建》（2021）、《空间共享：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2013，2019）、《六朝建康规画》（2011）等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

高明勇：武教授好，从上次鄂尔多斯开会见面到现在有半年多了，我看您的《藏春：元大都规画》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梁鹤年先生称之为展示“中国城市规划的文化源”，清华大学日新书院院长顾涛教授撰文称之体现“中国都城设计的思想原理”，历时十二载的研究，揭示“中国都邑规画”基本规律与方法论体系，您认为最大的“突破”或“收获”是什么？

武廷海：

这本书的著述，前后经历了很长时间。2012年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出版合同时，题目为《元大都规画猜想》。“猜想”用的是数学上的概念，试图通过“猜想-求证”来“科学地”揭示元大都“相地营城”的本来面目。2024年杀青，完成了24个系列猜想及其求证，探究元大都的物质形态特征及其成因，并且上溯至元大都的思想形态及其源头，出版时修改书名为《藏春：元大都规画》。经过12年的研究，也从单纯的技术性的城市规划专业书籍，变成兼具人文社科特征的、可供大众阅读的书籍。

如果说有突破或收获，就必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专业性的，完成了对元大都从“地”到“城”的规画复原，在规画技术与方法有突破性进展；二是思想性、观念性的元大都，从“作为物质的元大都”走向“作为观念的元大都”，对城市史和规划史来说，有认识上的突破。当然，这两个方面的进展或突破不可分割且相辅相成，很难说哪个“最大”。

高明勇：书名“藏春”源自元代规划师刘秉忠的号和文集《藏春集》，寓意严冬藏春、文化复兴。您如何看待刘秉忠这个人及其在中国城市规划营造史上的坐标？

武廷海：

您这个问题很要害。“藏春”作为书名，取自刘秉忠的号，并且用的是刘秉忠本人的手迹。刘秉忠是蒙元之际的重臣与政治家，他规划元大都城，还有定国号、年号，都是“国之大者”，并且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准易而作”，体现出“生生之为易”的特征，就像他的号“藏春”，其形在藏，其意在春，其境无涯。

我一直从事规划教育工作，每每看到历史上伟大的城市规划，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规划城市的人，琢磨这个人是怎么长成的，又是如何规划这座城的，希望从中得到启发，培育出当代的优秀规划师，做出时代的规划作品。在我国古代，城市形态（plan）与规划师（planner）、规划过程（planning）常常是统一的，规划活动把“天人合一”“因地制宜”“巧夺天工”等宽泛理念加以分解和具体实施，使得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观。因此，研究元大都规划，在相当程度上，我追求“见物”又“见人”的，更准确地说，是“睹物”而“思人”。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刘秉忠无疑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师的杰出代表，堪称大师、哲匠；他所规划的元大都城，为“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先生语）奠基，“立都准易”的规划过程是大道至简的生动案例。

高明勇：在今天的研究视野看，刘秉忠的传奇成长经历，也涉及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平衡“专家”和“通人”的关系，您怎么看？

武廷海：

刘秉忠生活于金元之际，正值中国社会激烈动荡与急剧转型的乱世，刘秉忠自幼汲取儒家学养，思大有为于天下，母亲去世后遁入道途，后又转入佛门，他因缘际会地习得儒释道三家知识。他从儒家圣贤的劲健雄浑中陶冶品格，从道家诗人的自然流动中酝酿气魄，从佛家先知的高古慈悲中领悟智慧，凿开三室，混为一家，是一位杰出的通才。他辅佐忽必烈得天下治天下，规划元大都即立都，是与立朝、立国相匹配的国家大事。当时崇尚经世济用，如果说他的知识有所专，那是会通基础上的专，十分难得。刘秉忠兼具“专家”与“通人”，这是“时势造英雄”，而之所以刘秉忠能够成为乱世之英雄，其过人之处在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究其根源是自觉的文化传承，秉承生生之德。刘秉忠如流星般划过人间，似乎只是为了大元“一代成宪”而来，大有作为，充满传奇色彩，《藏春：元大都规画》是我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工作者，利用专业知识还原生成作为规划师的刘秉忠，及其所体现的中华规划智慧。

高明勇：无论是元世祖昭建年号中统，改年号为至元，还是改燕京为中都，改中都为大都，都是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可以说，刘秉忠一方面是大元王朝的政治家，一方面又是杰出的规划家，之所以得以一展身手，也在于他在这种君臣关系中扮演好规划的“智库”角色，影响乃至改变“决策”。反观历史，常常是作为千里马的规划师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对今天的城市规划决策有哪些启思？

武廷海：

从技术的角度看，刘秉忠所处的时代崇尚经世致用，他对元上都和大都的规划设计工作，在今天看是一种技术与工程，在当时称之为“术”，刘秉忠表现出高超的技艺。刘秉忠习得这种术或技艺，有时代的背景。他经过海云禅师的引荐而留在忽必烈的左右，辅佐其治理国家，在立朝、立国、立都方面居功至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海云禅师与忽必烈都是伯乐，特别是忽必烈，史书记载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

今天的城市规划决策，集思广益已经有了制度性的安排和建设，在规划编制实施评估等不同阶段，都有专家和公众参与。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实践对城市规划提出空前的需求，最近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毋庸讳言，城市规划的供给特别是理论建设还存在巨大鸿沟，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亟需赓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顺应我国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高明勇：我注意到您在著作中经常使用“规画”这个词，而不是通行的“规划”。您也说过“规画”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其涵义较“规划”要宽广得多。使用“规画”而非“规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武廷海：

中国古代确实很少使用“规划”(規劃)一词，多使用更为广义的“规画”(規画)，表达国家区划、区域水利治理、城市营建、建筑设计等多尺度体形环境的创造。比如，《隋书·卷六十八·列传第三十三·宇文恺》记载，隋大兴城“凡所规画，皆出于恺”。

“规画”概念体现出中华文明的整体特色，即自上而下（自国家而地方），由里而外（由城市而区域），形成了“天-地-人-城-文”等要素共同参与其中的宏阔框架。用“规画”来认识我国古代的空间规划与人居营建，比较贴切，我写过一本《规画：中国空间规划与人居营建》，比较系统地阐释了规画所蕴含的中国传统空间观念与城市观念等。

高明勇：今天常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话语体系。当学界、业界乃至政策话语体系中都在使用“规划”这个词汇，您的这一选择是否遇到很多的“不适应”？有无被视作“特立独行”，或者说遭遇衔接不顺畅的现象？

武廷海：

要建立中国的规划学科知识体系，必须凝练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相一致的基本概念，以此覆盖所有规划内容和规划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知识内容，形成相应的体系结构。在此意义上说，中国都邑规画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可以延续中国传统话语，另一方面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市及其规划特色。

规画是汇集城市体系布局、环境勘测、空间设计与社会治理等环节的古代系统治理活动，体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空间概念与治理逻辑，与当代作为国家现代治理体系一部分的“规划”（planning）并不矛盾且一脉相承。当代中国规划迫切需要建立完善自主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回看我国古代的规画活动和人居营建，会为理论-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提供坚强的历史支撑。

高明勇：梁鹤年先生在《藏春：元大都规画》的序言中写到，这本书很值得翻译为外文，好使人家知道中国城市规划的“文化源”。您心目中的中国城市规划“文化源”是什么？

武廷海：

中华文明自起源之日起就有着鲜明而独特的空间观念，这是中国城市规划独有的文化根源。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吴良镛先生从对人居历史的体察中，提炼出富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人居天地间”理念，即中华民族生产生活于中华大地，自觉追求长治久安的治理秩序和理想适宜的人居秩序，在劳作生息中布局形塑聚落空间。这个理念就是所谓中国城市规划“文化源”的一个表现，也是中国规划（规画）营建活动在历史场合中历经流变、依然保持自身特质的“文化脉络”之所在。中国城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与综合体现，文脉赓续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工作特别是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高明勇：您此前在演讲中提到“中华文明的城市性与中国城市的体系性”，“城市性”和“体系性”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武廷海：

长期以来，学界强调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而对城市在中华文明中的价值明显认知不足。文明探源工程已经表明，农业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厚积”的量变，城市则是文明形成阶段“薄发”的质变，无论是国际的通行观点，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学术成果，都将城市作为文明形成的关键标志之一，甚至可以说，无城市则无文明。

中华文明自形成之日起就有着鲜明的“城市性”特征，这种特征和“乡土性”是互相成就、不相冲突的。如果说农村代表文明的厚度与韧劲，那么城市则代表着代表文明的高度与力量，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华文明的城市性”意味着可以将城市作为切入点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源头，深入挖掘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因此我认为，需要深入辩证认识中华文明城市性与“乡土中国”的关系，以城市为核心赓续中华文明，以城市体系为创新文明未来的主战场。

“体系性”的认识，来自对中国城市治理价值的思考。中国这么广袲的国家，如何抟成、巩固、发展此天下，一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我认为，城市体系在中华文明的巩固、延续、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根据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成果，我国城市体系性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理解：一是新石器时期“天下万国”，其中的“国”往往是城市聚落及其组合体，不同城市各据地理单元，控制着其周边的生产空间，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其间不断发展；二是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以城市为核心，特别是周公东征以来推行了规范且高效的分封体系，将亲族、功臣、前朝遗民等排布在东方的广大空间之中，以重要都邑作为封国的治理核心，这样就把宗法制关系网络与分级布局的城市体系结合起来了，稳定了政治秩序。三是起源自春秋晚期、被秦国真正发扬光大的郡县制体系，最终形塑了我国城市体系治理逻辑。自此以后的两千余年来，我国的政区划分基本是二级（郡-县）或三级（州刺史部/道/路/省-郡/州/府-县）的逻辑，每一级政区以城为治，每一级治所控制着其周边的地理单元和关键空间。经过不断发展优化，城市体系与行政体系高度吻合，与交通网络相辅相成，与大国山河相得益彰，共同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枢纽与骨架作用，这也是保障广土、众民、巨族的中国能够长治久安，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绝的关键。

在未来发展中，也需要善用中国城市的体系性优势和突出治理价值，秉承“人居天地间”理念，通过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高明勇：在鄂尔多斯参加研讨会期间，咱们有一次“秉烛夜话”，您当时提到胡焕庸先生提出的“黑河-腾冲线”，鄂尔多斯也正好处在这条线上，这原本是一条经过科学研究提炼出的人口地理分布线，现在已经成为“国情线”。其实，多年以来，不少研究者都在试图用各种“地缘分割线”来解读中国地理的奥秘，比如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的“15英寸等雨线”，傅角今先生提出的“南海九线”，还有秦岭-淮河这条“南北分割线”，由西向东分割中国地势的“三级阶梯线”，稍微开玩笑地问个问题，为什么史地研究者喜欢“划线”？

武廷海：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中国人植根于中华大地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大一统”基调上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这种色彩的地理基础来自于中华大地上空间关系极其丰富的地理单元，比如四川盆地、两湖盆地、鄱阳湖盆地、南襄盆地、渭河-汾河谷地、太湖平原等。这些地理单元常常以重要的山脉或（平原地区的）垄岗为其分界线，因此研究中国地域的异同，“划线”，也就是识别、提取关键的分界线，就成了前提。

高明勇：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武廷海：

划线分区，究其根本是在地理尺度上进行区划，研究其分布及其格局，探究其内在的规律并加以利用，根本目的在于善就地势、创造新景观，因于自然又高于自然。

高明勇：记得您当时说老学长胡焕庸先生是地理学人的荣光，也是您的毕生的追求。假设一下，中国城市的营造规划界可能出现类似“胡焕庸线”的成就吗？

武廷海：

目前科学技术进步加速，以人工智能为前沿的信息革命如火如荼，必将中国社会包括城市规划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学术成就必然深深植根于丰厚的文化土壤，并凭藉先进的生产力。至于能否取得新的伟大成就，在技术上的关键是与世界前沿保持同步，而在理论上，则取决于能否自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

高明勇：政策视角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判断也在发生变化：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种“判断”对中国城市的规划有哪些影响？

武廷海：

这个大的判断，对于我们深化对城市发展定位与空间生产转型的认识，持续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与建设更美好的现代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指引作用。从全国范围看，城镇化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的一个综合标志，就是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7%，也就是说已经有2/3的人口常住在城镇空间中。可以预期，远景城镇人口的占比可以达到3/4甚至更高，但是由于农业生产与国防安全等原因，未来我国仍然有1/5到1/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空间。然而，随着我国总人口规模的下降，城镇人口的增量已经有限，城镇化将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空间全面扩张，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地产等成为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到了城镇化的稳定发展期，大规模增量扩张方式已不可持续，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在经济增长贡献中，标志着科技的数据要素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将替代土地要素的主导地位。从空间生产方式看，依赖土地与资本、实现“土地、房地产、金融”循环的空间生产，正在转向依赖数据与科技、实现“科技、产业、资本”新循环的空间生产，或者说从注重量的扩张的空间生产，转向注重质的提升和提效的空间生产。因此，需要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复强调城市工作的“人民性”，强调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人民性”，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建设与一般的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根本差别。持续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建设更美好的现代人居环境，则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核心要义。

比如，吴良镛先生创建的人居环境科学也有望在新时代城市规划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上世纪90年代，吴先生鉴于美国人口、郊区、高速公路、休憩地“四大爆炸”带来的类城市混合体（urbanoid mishmash）等警示，意识到人居在中国城镇化中的核心地位，建立了人居环境科学，为中国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基础理论。吴先生身体力行，提倡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分散集团式布局、老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菊儿胡同有机更新等，对于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乃至建设新时代城市文明，都具有重要示范价值与启发意义。

高明勇：这些年人们认知历史的视角也在发生变化，从“透过事件看历史”到“透过人性看历史”，再到现在“透过地理看历史”，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您认为如何才算“把地理作为方法”？

武廷海：

您说的“把地理作为方法”，可以有一个更为广义的说法，就是“空间化”，空间的尺度可以是广域的、地理的，或者局域的、地方的，当然也可以是城市的、村落的，涵盖不同的尺度，指涉不同尺度的空间，具体是哪个尺度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根据历史情境的需要。对于历史研究，从空间的角度组织历史事件，根据事件的发展有不同的空间场景呈现历史的过程，这不仅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舞台与背景，而且舞台与背景实际上正是历史本身的体现，这种历史研究的“空间化”，也可以称为“空间转向”。当然，这里的空间不是纯粹的、客观的、物理的空间，而是与人的活动关联的人文的、社会的、地理的空间。

中国古代思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认为空间与时间是统一的。我在1980年代末上大学，当时关于“美的本质”的探讨引起了我的兴趣，从“美的起源”来看“美的本质”很有启发性。后来我从事城市史规划史研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探究其起源，试图从有关文献记载或考古图像资料中，思考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的本质问题。例如，司马迁认为五帝是传说，《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青阳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但是轩辕之丘、江水、若水都是具体的地理空间，这里的“居”明显是与地理空间有关的概念，具有规划治理的意思；黄帝还“抚万民，度四方”，四方是万民生产生活的地理空间，“度”则有原始的规划治理的意思，保证万民安居乐业，古代称之为“居民”，使万民安居于天地之间。又如，《尚书·尧典》记载“分命羲仲宅嵎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这里的嵎夷、南交、昧谷、朔方都属于地理空间，“宅”就像前面说的“居”，古文中类似的还有“立”、“位”等，都是与空间规划治理有关的概念。到了历史时期，有关文献记载就更为丰富更为具体了。

运用地理的或空间的思维方法，不仅可以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提供新的路径，而且可以加深我们的传统历史文化的理论认知。例如，《道德经》称“道曰反”，这里的“反”，同“返”，显然也是一个与空间有关的概念。如果与“道生之”的“生”结合起来，就可以发现，一方面是道“生”万物，另一方面是万物“反”（返）道，充满了辩证色彩和生成整体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