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城市精神：为何，以及如何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关于醴陵，在我心里一直有个“奇怪”之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的好奇”。

有几条“线索”，一条是民国版《醴陵县志》的记载，“醴陵人少存门户之见”，一条是不少人常提到的“醴陵拐子”，还有一条是我所认识的“醴陵人”，给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醴陵不大，总人口百万左右，不少年轻人却自豪地称“大醴陵”。

这三条“线索”汇在一起，构成了我心中的这个“奇怪”印象：总觉得醴陵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城市精神”，然而，无论是在城市的公共空间标识里，还是在当地主政者的公开讲话中，都鲜见对这一精神的明确表述与系统性传播。

翻阅资料时发现，当下有表述称为“开放、包容、大气”的醴陵精神，十几年前也有表述为“火凤凰精神”，释义为“自强不息、时尚开放、图新致远、崇文弘德”等核心内涵。

为什么会关注“城市精神”这个问题？

其实也很简单，在醴陵所在的株洲市，有个有名的“火车头精神”，一语双关，既暗含株洲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又寓意处处争先的气势，大而言之，提起湖南，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著名的“吃得苦， 耐得烦，霸得蛮”，放眼国内，这种“城市精神”/“区域精神”都是鲜明独特的，具有极高的辨识度。

01“城市精神”为何“不约而同”

就我对中国城市的观察，城市之间的竞争，正在从经济硬实力之争，转为文化软实力之争，并具体为讲故事之争，城市叙事之争，而“城市精神”就是一个典型的标识，也是城市运营的一个巧妙抓手。

在2023中国品牌国际化论坛上，我受邀作了题为《城市软实力：通往国际化品牌之路》演讲，其中提到在城市竞争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不约而同”的现象。

一个是不约而同的“重视”。大多数城市都着力提炼“城市精神”并广而告之，如北京的“爱国 创新 包容 厚德”，上海的“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天津的“爱国诚信 务实创新 开放包容”，广州的“务实 求真 宽容 开放 创新”，南京的“厚德载物 刚健文明”，郑州的“博大 开放 创新 和谐”，西安的“求实务实 开明开放 包容宽容 创业创优”，苏州的“崇文 融合 创新 致远”，等等。印象中影响较大的是深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当地举办了“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评选活动，通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等“深圳观念”，集中推广实质意义的“城市精神”。

一个是不约而同的“相似”。不少城市的“城市精神”表述中都出现了“包容”等词汇以及相关含义的字眼。如北京的“包容”，上海的“海纳百川”，天津的“开放包容”，广州的“宽容”，南京的“厚德载物”，厦门的“包容并蓄”，成都的“和谐包容”，西安的“包容宽容”，苏州的“融合”，兰州的“河汇百流”，郑州的“博大”，淄博的“开放”，石家庄的“有容”等。一方面，这说明了对“城市”的认知共识，开放，包容，是城市存在的根本，这些字眼的对立面是“排斥”“拒绝”等，这些是违背城市文明的。另一方面，在“城市精神”的表述上，也意味着将进入更为精细化的“竞争”，同样的价值认同，如何通过不同的表述来彰显独特的气质。

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明确：“城市精神”，到底为何值得被如此重视？

02“城市精神”为何“如此重要”

“城市精神”到底有什么用？寥寥几个字，能发挥什么作用？

简而言之，貌似“口号”的“城市精神”，实则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与气质。它既植根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又饱含对未来的热切向往，更蕴含着对现实状况的深刻认知。“城市精神”绝不是一句抽象而空洞的口号，其本身就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表征，不管是塑造城市形象，还是催化治理效能，都能在无形中进行转化。

我对“城市精神”的关注，大概源于20多年前，阅读杨东平先生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中国最著名的两座“五方杂处”的城市，“现代中国的双城记”，从“京派”与“海派”之争，到“新京派”与“新海派”之分，再到“北京人”与“上海人”之别，曾经的南北冲突，双峰对峙，演绎到最后，化作两座城市的“文化精神”，而这，既是两座城市最大的“亮点”与“标签”，也是最大的“独特”与“内涵”。

其实，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一直都是学者、作家热衷的议题，从《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辜鸿铭著）到《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4年，林语堂著，又名《中国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探讨《中国民族性》（1989年，沙莲香主编）到九十年代热议“各地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如《北人与南人》，《东西南北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等，从新世纪初的《河南人惹谁了》（2002年，马说著）到近两年的《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2020年，王志纲著），一百多年来文化研究与论证，有一条相对明晰的脉络，就是从“中国人”的整体“性格”“文化”“精神”，分为简单区域划分的北方与南方，再逐步细分并具象为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性格”“城市文化”“城市精神”。这也符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

钱穆先生曾指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在《西方的没落》中，德国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说：“人类所有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史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

这些经典论述揭示：“伟大文化”与城市载体的共生关系，远比现实中人们对“城市精神”的符号化理解更为多元。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精气神，从历史传承到区域文化，从观念认知到权力审美，都蕴含其中。就像株洲的“火车头精神”，既凝聚了本地人敢为人先的意识，也让外界快速记住了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03“城市精神”如何“提炼塑造”

“城市精神”并非只是大城市或地级城市的“专利”，不少县级城市也旗帜鲜明地推出自己的“城市精神”，像江苏省江阴市的“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浙江省义乌市的“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福建省晋江市的“诚信、谦恭、团结、拼搏”，山东省滕州市的“兼爱包容、诚实守信、开放创新、敢为人先”等。

在醴陵官方讲话中，我也看到这样一种表述：“开放、包容、大气”的醴陵精神是一种姿态、一种气度，展示的是醴陵海纳百川、和谐大度的品性。醴陵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很大程度得益于我们不惧外、不排外、敢开放、善包容。

其实，在中国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中，县级城市往往在话语权上没有太多优势，正因为此，“城市精神”反倒显得更有必要。问题的核心在于，“城市精神”应如何被“提炼”与“塑造”？

我认为，要注意“三要两避免”：

“城市精神”要回应时代之问——须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着眼于城市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它应源于对问题的深刻洞察，最终服务于解决现实问题。其核心目标在于规避“同质化”，塑造独特“辨识度”，推动市民从个体“认知”走向集体“共识”。同时，它需要与城市形象塑造、城市营销策略联动，共同构成并提升城市的软实力。

“城市精神”要植根本地人文——或独特的地理环境（山、水、平原、盆地等），或鲜明的历史文化（重要代表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思想流派等），或关键的特色产业（制造、商贸、农耕、渔猎等）。醴陵人“少存门户之见”的历史记载、外界眼中精明能干的“醴陵拐子”形象，以及当地人自称“大醴陵”的自信与豪情，或许正是其“开放、包容、大气”精神的历史基因与民间表达，等待着更精准、更富醴陵色彩的提炼与升华。

“城市精神”要挖掘传播基因——“城市精神”之所以能成为“软实力”，很大程度是因为传播的因素，无论是共情共鸣，还是场景适配，最终要便于传播，如能自带传播因子，是更为理想的状态——挖掘传播基因的过程，需要伴随着“城市精神”找魂的过程。

“城市精神”要避免脱离现实。“城市精神”虽然貌似“抽象”，但绝不是孤立的，必然与现实的城市形象、城市品牌等方面密切相关，同时，也不是几个词汇的简单组合，也不是为了过于追求典雅或学理化而脱离真实的社会现实。脱离现实的“城市精神”，即便华丽绚烂，已经远离了“城市精神”的本义与初衷。

“城市精神”要避免空喊口号。“城市精神”一定来自真实的历史，来自切实的感受，来自民众的认同，而不是从“口号”中来的。

知名学者王立新教授在其《多研究问题，少空喊口号》一文中指出：“空谈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根本无益于解决真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必须努力去钻研实际问题，才能真正了解历史，才能有效面对现实。把自己关在道德的笼子里，只能形成自闭症。必须打开视野，敞开胸怀，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传统，要不然永远只能在‘仁爱’、‘良知’、‘知行合一’等空洞观念里自我虚悬。”

在“城市精神”的提炼上，王立新教授的观点极具警示意义：“坏就坏在口号喊得太响，而对真实的问题，了解太少。”

城市精神，亦如一面映照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镜子，其提炼过程本身，既检验主政者与市民对城市的认知精度，更检测城市发展方略的决策高度。

对醴陵这样的县级城市而言，若能植根历史、直面当下、引领未来，精准提炼出贴合自身的“城市精神”，必将让“大醴陵”的昂扬精气神，内化为城市前行的不竭动力，升华为独具魅力的文化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