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文学读者：一个感官的角度

重构文学读者：一个感官的角度

文 · 赵普光

“我们只要浑身放松，让脊梁骨来指挥。虽然读书时用的是头脑，可真正领略艺术带来的欣悦的部位却在两块肩胛骨之间。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背脊的微微震颤是人类发展纯艺术、纯科学的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的情感宣泄形式。让我们崇拜自己的脊椎和脊椎的兴奋吧。”纳博科夫如是说。他是作家，更是极好的文学读者，有自己独特的体验。纳博科夫甚至批评不会感受脊背的人“对货真价实的文学之美麻木不仁，感受不到任何震动，从未尝到过肩胛骨之间宣泄心曲的酥麻滋味”。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 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

这种脊背读书法，或许是独属于纳博科夫自己的，而关于阅读中味觉的通感和想象，则似乎更具普遍性：叶圣陶曾以“第一口的蜜”来比喻读者接触新文学的愉悦；而对时下流行的网络文艺，粉丝们喜欢用“上头”“糖点”“嗑”等来表达阅读过程中的如醉如痴和甜蜜享受。

那么，对于文学读者，到底身体的感觉与大脑的思考哪个更关键？面对这个问题，一般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后者，但是前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似乎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来了。既然身体或者说感官更重要，那么我们在强调技术的物质主义和强调主体理性的启蒙主义的两极钟摆之外，能不能开出一个进入读者问题的角度—感官—为阅读史拓展新的更接近文学特性的读者研究路径？

01

阅读史最初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始于西方。不妨先做个极简要的回顾。国外的阅读史研究，可溯至20世纪50年代。在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和书籍史研究思潮影响下，阅读史研究逐渐产生。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夫贺、亨利-让·马尔坦合著《印刷书的诞生》（1958）启动书籍史研究，罗兰·巴特《作者之死》（1967）打开“阅读”（读者）视野，读者反映理论与书籍史研究二者嫁接，“读者身份”与“阅读行为”研究兴起。罗伯特·达恩顿《迈向阅读史的第一步》（1986）提出外部（即何人、何时、于何处、读什么）与内部（“如何”及“为何”读）的研究架构。詹姆斯·史密斯·艾伦《现代法国阅读史1800 —1940》（1991）及H.S.Bennett《英语图书与读者，1475—1557；1558—1603；1604—1640》（1965，1969，1970）等以此探究知识人群体和社会文化心态。至古里耶默·加瓦罗和罗杰·沙迪尔主编的《西方阅读史》（1999）论及西方世界漫长的阅读的历史，影响较大。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试图兼顾到对东方的阅读史研究，并涉及网络时代的阅读和视觉阅读。还有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虽非严格意义上的“阅读史”，但确使“阅读史”一词深入普通大众视野中。这些研究的观点、方法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他者”参照和理论启示。

至于中国的阅读文化研究，当然源远流长。历史上的研究绝大多数着眼于书籍及内容本身，关注的是其文献形态，基本上在文献学、书志学和图书馆学等范围内展开。将阅读行为和阅读史作为对象和方法的研究，起步很晚。迟至李长声《书·读书·读书史》初步介绍了西方史学界、日本文学界研究阅读史的情况。提倡在中国开展阅读史研究的还有王余光、罗志田，他们提出要将阅读史作为一门学术研究来进行，自觉将阅读史作为对象和方法。随后，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进一步深化，其影响甚大的《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则是具体实践和展开。循此理路，蒋建国《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等是新近成果。总体上，这些研究仍主要限于史学界、图书情报学界。

极简回顾之后，总体上看阅读史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几种倾向和特点。第一是阅读史首先是作为历史研究的领域和范畴，其最初发生的语境、关切的对象、使用的方法和解决的问题限于历史领域。第二，西方的阅读史研究是在对精英历史研究范式的抵抗和颠覆中产生，注重民众日常生活而重构新的文化史。正如学者所言，新文化史研究“打破了传统文化史唯知识精英人物的狭隘偏见，用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概念，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第三，与西方的这种关切和对象不同，中国的阅读史研究关注的目光更多停留在知识人阶层。其材料和关切与前者大相径庭。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凤凰出版社，2019

近二十年来，阅读史逐渐进入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钱理群较早以周作人论及作家知识结构。后日本藤井省三涉及鲁迅的阅读。最近十多年，致力于此者渐众，已颇具规模。如罗岗、赵普光、郭洪雷等强调阅读史引入文学史的方法论意义；程旸、程光炜、袁一丹、姜异新、许高勇、黄德海、张治、李冬木、金理等则对不同作家个案进行具体深化和拓展。尤其是这五六年间，越来越多的更年轻的学者加入进来，他们从论文发表、课题立项等方面都有相应的突破和深化。我们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已出现了阅读史研究的热潮，应不过分。

02

但是，文学研究领域学者在引入阅读史时，面临一种吃力不讨好的窘境。如前所述，从来源上，阅读史属于历史研究。而一旦进入文学领域，仅研究作家的阅读史而不涉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这样的研究就会遭到同行批评和质疑：研究作家的阅读史，如果不能发现其阅读史对创作的影响，那该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一旦研究作家的阅读对创作的影响，又会陷于另外境地：一是研究很难坐实，越是优秀的作品，前人的影响越是融化于无形，不着痕迹；如果能够坐实，就出现新的质疑，要么这个作品痕迹太明显，不够经典，要么容易混同于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

文学的阅读史研究，为什么会面临这种被批评的风险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文学研究者有着强烈的所谓文学研究意义的执念，也就是说，任何选题和研究，都应是为了直接关联和落实到文学创作上，甚至于认为某些不直接涉及创作的研究不是文学研究。事实上，这种执念如桎梏一般早已大大限制了各种创造性研究的拓展。这实在是文学研究者习惯的主观设限和“自我阉割”。研究的开创、拓进，本应无所顾忌，不应以某个学科为唯一前提的。如果每个人都画地为牢，不敢越前人划定的雷池半步，哪里会有不断的创新呢？

化解文学的阅读史研究的窘境，首先要破除对所谓文学意义和文学史意义的执念。作家的阅读史，以及人的文学阅读史研究，本身就构成完整的研究领域，具备独立的学术价值。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一切作家皆“读家”，一切现代人皆（文学）读者。研究作家的阅读，研究人的文学阅读，本身就是充满张力、值得探秘的神奇领域，其可以开掘的幽微之处引人入胜，自有其意义和价值。

化解文学阅读史研究的窘境，还要从读者问题进入。对此，至少有两个路径可以进一步展开。一是读者的外部研究，这个路径已经有不少学者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推进。当然目前空间仍很大，特别是数字时代到来，读者研究正逢其时。笔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读者维度的建构》一文，正是想为数字文学读者时代的到来提供了一个预判性质的理论视角，也尝试提出读者文学史建构的可能。当然，毋庸讳言，这种研究仍属于外部研究，偏重社会文化史视野。而在此之外，还有一个路径，目前关注极少，却十分契合文学本身特性。这第二个路径恰恰就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面对和回应正在遽变的媒介时代，从感官的角度重构文学读者，以期为文学的阅读史研究开出一条路，兼具对几乎无法预知的未来做一点预判和思考。

读者的感官既属于读者本身，又是阅读的媒介，即作为人的一部分的媒介。这与外在于人的物的媒介不同，但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数字媒介时代到来之前，阅读史和阅读研究多强调读者的主体性，后来数字变革来临，则开始强调技术主体，研究出现了技术主义的偏向。但是，前者容易忽视媒介技术变革的作用，无法发现变革对人的主体性建构带来的挑战及如何化解的问题，后者又因为忽略了人的因素，流于技术决定论的陷阱而无法给变革对阅读的深度重塑做出正面回应。延续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系本体论在媒介网络关系中确定人的意义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媒介网络”理论，正强调技术、媒介与身体的融合。因此，将媒介变革与阅读演进、媒介主体与人的主体进行融合观照，重审数字时代的文学读者的内涵及其外延，以回应和解决数字时代冲击中的阅读史和读者研究问题。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从人的感官维度理解并重建文学读者，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路径。

03

人们总是倾向于怀旧的。怀旧情绪是人类的顽疾，不仅关乎心理，更关乎感官。

文字出现，口传文学坚持者就对文字有过鄙夷。后来图像能不能进入文字，也有过很多论争。当然，期刊的出现也并非一帆风顺。如今，数字媒体的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自然会带来无数的口诛笔伐，甚至还被视为洪水猛兽。基特勒说“在技术媒介刚刚兴起之时，其革新曾经引起极度的恐慌”。与恐慌拒斥相同步的，是怀旧和感伤。对传统纸质技艺的不舍，如同都市阁楼中的人们在怀念青草溪水，汽车尾气中的路人在怀想乡村清晨湿润的轻纱薄雾。

这种怀念，就更加凸显纸质阅读中感官的愉悦的浪漫记忆。书页的味道、油墨的气息，乃至泛黄变脆的纸张散发的霉味，都成为一种类似燃起鸦片的熏香，令人迷醉。“如要使得皮面保持良好状态，它们应该偶尔用油加以涂抹。”于是就有了书籍的气味的享受。人们对书香的神圣崇拜，大概与此相关。而那指尖对书籍和文字的轻抚，已然能让人忽略了翻页的诸种不便，竟引起一种触摸恋人皮肤的想象。“一本时常用的皮装书籍的皮面，较之空闲的放在架上者更能保持它们的优美。这是由于空气流通，时常抚弄，以及抚弄时给予的薄薄一层油润。”物理的动作，在怀旧情绪的加持下，变得无限美好，触觉所引起的感受，成为人类的永恒遗产。

人们对纸质阅读的怀念，如同老人怅望夕阳，执着而庄严。在新一天的太阳升起之前，总会有人坐在山巅，望着渐渐暗去的余晖，怅然若失。余晖温柔地洒在山坡上，染在怀旧老人的面颊上，定格为人们心中的艺术品，或将悬置于博物馆的墙壁上，供后来参观者遥想。在参观的人群中，或许有一双眼睛与画面中老人怅望夕阳的忧郁眼神相触，刹那间怦然一动，参观者的感官亦被激活，于是便写下来对优雅神圣的古老技艺的礼赞。达恩顿大概就是这样的参观者。达恩顿的《阅读的未来》给予了纸质书存在的各种理由，茨威格更是抒发了对“书的礼赞”，“从这生动的可感谢的一刻起，在愈加生动和更大的感激之下，我记起了无数次的从书籍中所领受的赐与”。

罗伯特·达恩顿：《阅读的未来》，熊祥 译，中信出版社，2011

在昨日的余晖中，视觉当然是最主要的感官触角。除了文字本身，书籍的装帧设计，包括用纸、排版、插图、颜色、开本等都是视觉所及范围。作为物理性的存在，书籍本身是一种艺术。而凝视和欣赏，及书籍本身的稀缺性，生出了神圣崇拜的心理。所谓敬惜字纸的心理传统，根深蒂固。在西方，亦不例外。

然而，随着介质的突变，人们由读书变为了“读屏”。实存性的物理空间的书籍，变为虚拟的赛博空间里的数据。恋恋不舍的怀旧，被各种闪光的电子屏幕冲击得七零八落。时间在加速，空间在扩大，在这个过程中，短暂的茫然失措后，媒介与人的关系和秩序的调适重组，读者的感官在数字新技术的应用和迭代中被扭转、开掘、融合。读者的感官被激活，读者也在瓦解中面临着重建。也就是说，阅读和读者本身都面临着被重新定义的命运。

04

人们总将起身，迎着新的一轮太阳的升起。

互联网的普及和持续加速，使得读者面对的不再是一本本布满文字的书，而是由数据“质料”所充斥的社会知识库。这是一次重大的革命，数据的任意重组、叠加、切换，使得读者面对的知识是一种全息性的数据流，不断增长、相互联通。而这种数据流，激活和开发着读者的感官，同时，官能的激活也改造着乃至建构着读者。一种数字时代的新的读者已经生成、成长。随着“纸生代”的老去和落幕，“网生代”不是一代，也不是数代，而是将代代相传。未来所有的读者都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网络化、数字化生存才是他们天然的方式，如土壤、光和水。

对于网生代读者，前辈那种夕阳余晖下的怀旧情绪和神圣之感已然消失了。在纸质时代阅读中，权威、定本是几乎所有读者的执念和追求。从“熹平石经”到永乐大典，到新文学的汇校修订，都体现了对唯一、权威和历史真实的信仰和执着。而数据信息流中，文字的数据化存储阅读，图片、音频和视频的融入结合，信息的定制、推送和轰炸，阅读的随意、日常，以及与其他工作同步而并行不悖的方式，都将权威冲击得七零八落，神圣性随之消散。

阅读方式已不再是用以划分读者类型的标准。通俗与大众，曾经长期作为一种关于文本内容的雅俗问题的判断概念，是启蒙史观与话语内的概念和区分。然而，阅读的彻底普遍化，手机、电脑等终端这些最主要的阅读方式，人人都不例外。走路、乘车、高铁、飞机，偷闲打盹，所有人阅读使用的移动终端都是一样的，获取方式也没有什么不同。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认为通俗和大众“定义的是一种关系模式，一种使用方式，即对流通于世间的规范和物品的使用方式”。他将读者的通俗、大众划分标准与人们的阅读方式结合起来。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夏蒂埃的判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阅读方式其实已经无法作为判断大众、通俗的标准了。媒介的革命性变化，数字技术的无限发展，阅读方式已经不能如以往那样作为阶层评判的标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他们都可以采取同样的阅读方式，在中国，如微信、视频号等，在西方，如脸书等。夏蒂埃根据阅读方式来指认大众普通读者类型的方法彻底失效了。

人人都是读者。纸质时代的那种阅读门槛消失了。文字能力、文化水平等障碍已经被技术所克服，读者跨越了这些障碍，大步迈向均齐化。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曾认为“有知识的读者”须具备娴熟的语言能力，充分掌握阅读理解过程中所必需的语义知识，具备相应的文学能力的立法也已经过时。数字时代的到来，是“全民”“阅读”时代的开启。

05

变化太多，且在持续加速。有意料之中的，更有出人意料的，凡此种种皆是媒介技术突变的结果。笔者想强调的，当然还是感官，读者的感官。在新的技术加持下和激活下，人的阅读感官被彻底释放。

视觉，亦首当其冲。从读书到读屏的转变，在技术的影响下，读者眼睛所面对的形态已经不同，搜寻捕捉信息的方式已经迥异：一个是持续的，一个是跳跃的；一个是线性的，一个是散点的。眼球的不同扫描方式，其深层表现的是注意力的不同。海尔斯曾有过比较：“读者深度注意力（deep attention）和过度注意力（hyper attention）的对比之中。深度注意力是传统的人文研究认知模式，特点是注意力长时间集中于单一目标之上（例如，狄更斯的某部小说），其间忽视外界刺激，偏好单一信息流动，在维持聚焦时间上表现高度耐力。过度注意力的特点是其焦点在多个任务间不停跳转，偏好多重信息流动，追求强刺激水平，对单调沉闷的忍耐性极低。”

从“读”到“刷”，读者的视觉移动速度大大增加。在快速的移动中，视觉感官被调动，再也无法也无必要在某一处过多滞留。人/读者与阅读对象的关系也已然不同。所谓零碎、碎片化阅读、浅层次阅读等的批评难免接踵而至。事实上，历来不乏学者对网络媒介支配乃至消融人的主体性趋势进行无数次的严厉批判，比如尼尔·波斯曼等学者即是如此。公正地说，这时候的视觉注意，已经大不同于传统纸质书阅读，只需直观的获取，而不需通过文字的形象转译。这种感官的转变，注意的重点，当然是形象，甚至“颜值”。比如有学者在谈到RPS（real person slash）时曾说：RPS“以审美和情感满足为主导，体现了‘颜值即正义’的哲学意义”。这是读者以感官体验为准则的典型表现。通过视觉获取最直接的景观，塑造想象。

改变的感官，不止是眼睛。除视觉的接收方式改变外，耳朵也重新被派上了大用场。“听书”再次登场和普及。有学者对其功能和优点给予了高度肯定：“聆听显示了比观察更为强大的融合性与包容力，各种声音从不同方位以不同角度冲击聆听者的耳膜。对听觉感知的这种书写，向读者打开了一个不断发出声响的动态世界，与视觉叙事展现的世界相比，这个世界似乎更为立体和感性，更具真实性与连续性。”“听”成为仅次于“读”的重要选择，而且其比重还会继续上升。听，让双手自由发挥，让双眸也可以随意顾盼。这就使得“听”可以容纳于人的几乎所有生活空间：“做饭、运动、休息/等候间隙、公交/地铁、驾车、育儿教育、睡前，甚至有部分是在工作时间收听。”随着电子移动客户端等各种设备的开发、普及，在日益加速的生活节奏中，“听”有望成为未来的主要阅读途径。

这是一种极大的新变，但是好古的研究者依然固执地将它与传统的广播联系起来。更有甚者认为，这种听书的转型是对人类古老的原生口语文化、口传文学的接续和复兴。沃尔特·翁就视之为“次生口语文化”（second orality，即电子时代的文化），将其与“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即“毫无文字或印刷术浸染的文化”）对比。其实因技术的驱动，二者是完全不同形态。从安排固定节目的被动接收，到读者主动搜索、任意点击，同样是听，但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不难看出。事实上麦克卢汉所说的“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空间”只有在移动客户端普及的今天，才真正变成了现实。虽然说他关于“耳朵和眼睛不同，它无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线性的”的判断，也适用于“原生口语文化”时代，但只有在电子技术和网络无处不在的当下，“耳朵的阅读”才能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完全交汇，融为一体。我们以往常常说的“将阅读作为生活方式”，即使不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也不过只能成为专业读者和闲暇“躺平”人士的专属。即便是广播、CD、录音带、有声阅读器等介质，仍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听觉的发挥仍是被局限于某一个固定有限的空间里。只有到了新兴移动有声阅读平台被广泛使用，听书才真正所想即得，随手可取。而只有借助移动端的“听书”无处不在，普通人“将阅读作为生活方式”才能真正具有了变为现实的可能。

移动有声阅读平台对物理空间与环境的不挑剔和极端友好，使得听觉不聚焦、非线性、非分析性的特质充分发挥着对读者生活的弥散和渗透功能。它是技术的产物，又是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的必然。从眼到耳，从读到听，人类几千年来因书籍特殊的物理介质所限而未能充分使用的感官，更充分地被调动起来。“声音景观”（sounds cape）伴随着人的全部日常。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伴随，关键的可能更在于：它使得人既能在日常中，又能随时从日常中抽离。或者说，它安抚了读者，又塑造了读者。

06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日升日落，人们每天看到的太阳一定不是和先前完全一样的那个。

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不可预测，激活和改变的感官何止是读者的视觉与听觉。虚拟数字技术处理的不光是文字、图像、音频，更是对几乎所有符号的打通、调度和融会运用。光纤、芯片、基站、卫星等的纷纷登场，键盘、鼠标、触屏、声音指令，乃至脑机连接，以及未来可能的意念传递，使得传统读者那种开卷、翻页、阅读的原始机械操作渐趋消亡。代之而来的，是人与阅读对象/载体之间极为复杂和神奇的关联。这复杂的关联，仍是在人与媒介（移动端及对象、符号等）之间，而其所激活、调动的，是人的感官的全息运用和无限沉浸。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奇妙的“通感”，已不再是一种文学修辞，不再是一种想象，而是现实。

随着视频、小红书、弹幕、手游、网游、同人创作等无数文本新形态陆续出场，泛文本时代到来。以文字为主要形态的文学，不断被冲击或者说被“暴击”。莫言、苏童、余华等传统作家在短视频中开始向“段子手”转型，《人民文学》在直播间里“与辉同行”……这正是泛文本时代开启的标志。

“昔者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那是何其伟大的壮举。人类创造了文字，人得以从地球所有生命中觉醒和站立。古今中外，数千年来，文字是文学最主要的载体。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自然主要与文字直接相关，或者可以说文字带来了阅读。然而，当声音不仅仅是文字的朗诵播放，而是一种文艺生产本身，当影像、视频不再是文字经典的直接依附，读者已经跨越和冲破了文字的限制，文字阅读也不再是读者的必要条件。随着泛文本的进一步迭代、升级，文字与影像、声音等无缝衔接甚至高度融合，文字的分量和影响未来还会进一步弱化，甚至在表达中消失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跨媒介形态融合的对象，让阅读必然成为读者感官全息接受与沉浸的一种活动和过程。文字阅读需要大脑的转译后，通过神经中枢调动相应感官，而听书及视频阅读则直接作用于感官，能更好调动感官、身体的参与，这大大压缩甚至取消了身体与阅读对象的间隔距离，从而激活了身体。在技术的加持下，阅读官能被释放，或者说使读者原本被分隔的感官的全息融合成为可能，这将“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其长远后果的正负、利弊，还需要讨论，但其革命性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新技术带来了阅读的革命，阅读已被重新定义，读者也面临着重新定义的必要。

泛文本之勃兴，弱化的不仅仅是文学的文字形式，还包括其他方面。文学阅读正在被重造。艰深的、持久专注的阅读渐趋退场，娱乐消遣阅读取代了深度单一的权威经典阅读。阅读的神圣化特质终将被解构。而以娱乐取代认知，以“颜值”取代思想，“以审美取代逻辑”，将成为泛文本时代的常态。

这是从文学阅读的性质上言，而弹幕、跟帖、评论、打分、游戏等互动形式，则深度改变了阅读的功能。互动的便捷和实现，网络的社交互联，已经成为阅读的重要需求，也是重要目的，这将并且正在取代原来阅读的获取知识和个人修养的目的。“阅读活动将由以往个体单独的知识汲取和精神体验，加速转变成集人、内容、社交以及场景等为一体的社会化行为”，“由此便创建并维系着一个个形态松散却紧密相连的知识社交场域。”在数字技术的操作下，读者是热闹的。

然而读者又是孤独和无力的。人工智能时代，文字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最好的交流传达的符号，计算机创造了全新的信息符号组合编码，未来还会出现更多不可预测的新的符号，创造新的信息符号的权利，不再为人所独擅，人或许会面临退场的危险。机器网络算法平台也在训练着读者，人工智能的强大算力能够将读者的信息进行准确整理分析，进而精确分送和调控。于是读者变成了用户。在这场博弈中，读者也必将会被网络平台的算法所建构。换言之，读者存在着越来越被异化的倾向。目前人已经不是单一的读者主体，AI是与人平行的“阅读者”，甚至已经在知识的编码、分析、整理、归纳等信息性的接受理解方面远超人的想象。事实上，人工智能早已具备了阅读学习的能力。机器已经可以通过“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s）建模来实现“深度机器学习”（Deep Machine Learning），尽管这需要通过人力的标注才能获得。虽然说“到目前为止，真正意义上的机器读者还不存在，所有的人工智能，都是弱人工智能”，“当下的智能媒介平台依然延续了技术媒介网络在纯粹物质性层面的总体特征”，但是AI读者侵入甚至部分取代人的阅读，则已经是大势所趋。也就是说，“机器读者”正在崛起。大数据和强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巨大优势。机器读者会战胜和取代人吗？面对机器读者，人的必要性何在？

不必悲观，也不必乐观。如果从感官的角度看，作为人的读者能够与AI读者相抗衡的，或许主要就在于文艺阅读这一顽固的堡垒了。因为，文学读者的感官，才是不能被取代的。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呼吁要“恢复对个体痛觉的敏感”。寻找和恢复痛感，或者说就是恢复人的感官的痛觉。这是文艺阅读最核心的暗枢。无独有偶，李洱也以取出“亚当的肋骨”来喻指作者创作时的刻骨感受，这是感官的最敏锐和深切的痛觉，“作家写作的过程，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取出自己肋骨的过程。那种创世的悲喜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真实”。读到这儿，相信我们自然就想起来本文开篇讲到的纳博科夫那敏感的“脊背”。

由此，可以说，在AI时代和未来，文学读者的感官是属于人的最后的领地。

主要的话，前面已经说完，再赘几句，以为余论。媒介技术之外，还有其他的无形力量，让读者改变甚至畸变。比如，读者转变成了消费者和用户，这正是“娱乐至死”论者的隐忧之所在。但“娱乐至死”的锅并不应该完全甩给娱乐本身来背，对娱乐的偏好及惰性是人性的必然，而那通过数字媒介和算法来操控娱乐，进而达到操控人的感官的无形之手，或许才是最需注意的。人大概率还不会真正成为数字、AI的工具，但人很可能成为人的工具。所以，我们更需要警惕的不在于数字化，不在于AI本身。读者只是读者，让自己的感官成为自己体验世界的方式，让解放感官成为解放自己的按钮。

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即人，感官即读者，大致是不错的。

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25年第6期

◆ 赵普光，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