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让方法回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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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让方法回归问题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关于醴陵“城市观察”,也是关于“拐点之城”的人文地理写作实验,“看得见的写作”,不到一年,而“看不见的积累”,至少五年,乃至更长,大量的阅读、调研、访谈、思索。如果说具体标志的话,我想就是经过前期的大量密集调研,形成的“城市软实力金字塔模型”,这也是一种“学术自觉”或“理论自觉”。

回看这场穿越时空的“醴陵之旅”,我的系列观察的写作,正是从“方法”这一原点开始的。我在开篇《把醴陵作为方法》中写到“醴陵三问”:

为什么是“醴陵”?这是一个事关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的问题。

为什么是“作为方法”?这是一个探索普遍性与独特性关系的问题。

“把醴陵作为方法”之后,能看到什么?这是一个探索地方性与主体性关系的问题。

从发生学上看,“把醴陵作为方法”,我试图透过这个具体而微,且鲜活蓬勃的“拐点之城”,探寻中国县域转型的普遍逻辑。

可以说,整个过程是带着这种“问题意识”去观察、去惦记、去思索。观察这座小城历史沧桑的辽阔与现实细节的雕琢,惦记这座小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思索居于中国北方与南方之间的中部小城,在中国城市化格局中的坐标,一举一动,带来什么样的启思?在这里,读懂中国,我读懂了什么?“醴陵”,代表着什么样的中国?

学者孟泽说:“一个人对于局部历史的任何描述与判断,一定包含了他对于更大范围内的历史与文明的认知。”诚哉斯言,同样,一个人对于局部区域的任何描述与判断,一定包含了他对于更大范围内的区域的理解与其对文明的认知。

在社会科学研究界普遍弥漫着“方法论焦虑”的语境下,“把醴陵作为方法”,我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当我们谈论“作为方法”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纵观过往上百年的历史,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过程。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倡议“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引发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对照当下,似乎面临着一场“问题与方法”的争论,不少人热衷于建构各种理论体系,热衷于方法论的创新,“理论框架”不约于耳,“研究范式”眼花缭乱,“分析模型”层出不穷,但面对真实世界的问题,往往显得乏力,苍白中透露出“方法的异化”之相——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寻找方法,而是为了呈现方法而寻找问题。

当然,在一些地方也存在“问题与口号”的争论,知名学者王立新教授撰文《多研究问题,少空喊口号》称:“空谈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根本无益于解决真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必须努力去钻研实际问题,才能真正了解历史,才能有效面对现实。”“坏就坏在口号喊得太响,而对真实的问题,了解太少。”特别是基层治理中,需要警惕的也是那种空喊“口号”,不讲实事求是,把“口号”当作“主义”“方法”“措施”,以为提出“口号”就等于解决“问题”的乱象。包括一些研究者,将“口号”误以为“实践”,“说到了”意味着“做到了”的不当倾向。

正如北京大学青年学者马亮呼吁的“学术祛魅”,社会科学研究要跳出“规范的陷阱”,摆脱“精致的平庸”,研究真问题,拿出真创见。

回头看,系列观察基本印证了心里预期: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其本质正在于无数个“醴陵”这样的基层单元,或为“目的”,或为“方法”,在普遍性与独特性的平衡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历史方位。

“拐点之城”这个概念,是在“把醴陵作为方法”,“让方法回归问题”的思维闭环中形成的,没有采用惯常的理论预设,而是在对包括醴陵在内的中国若干城镇有效调研中逐渐清晰的观察视角。

从更为宽阔的层面看,中国城市也正处于时代的“拐点时刻”,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治理转型,都面临多重挑战,而具有内生动力的探索与实践,也将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多鲜活的样本。

在研究过程,我也尝试就某些领域的问题,提炼出若干建议或方法,希望能够“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或者说“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就像哲学家李景林提出的“将方法收归内容”主张,“作为方法”终归要步入下一站。

真正意义的“方法”,一定是从“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在相同中找不同,在不同中找相同,纵横交错,纲举目张,古今中外,条分缕析,深度观察那些偶然性、独特性和地方性,从而回归“问题意识”层面的必然性、普遍性和主体性。

作为观察者、研究者,其价值就在于不断回到现实,回到问题,追问“问题与主义”,追问“问题与方法”,追问“问题与口号”,探索对现实生活,对真实世界更具解释力、穿透力的思考。

当然,这种探索本身也极具挑战性,挑战“认知边界”,挑战“现场精神”,挑战“科际整合”,尤其是挑战无时无刻的“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对话与博弈。

任何方法如果不能与真实的问题相遇,便只可能是“思维的游戏”;

任何理论如果不能与真实的现实碰撞,便只可能是“概念的堆砌”。

——让方法回归问题,也是此次“醴陵之旅”的最大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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