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之间的守望与共生

吴志良

香港大埔區宏福苑嚴重火災现场浓烟尚未完全散去，澳门政府迅速宣布通过澳门基金会捐助三千万港币支援受灾者。这笔款项背后，不仅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善举，更是两地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无声告白。

濠江与香江，一水之隔，同饮珠江水。翻开历史长卷，港澳之间从来不是孤立的两个点，而是同一幅岭南文化版图上相望的双星。

同源之水：岭南文化的双子星

漫步在澳门议事亭前地，葡式碎石路蜿蜒曲折；走在香港上环，老字号招牌鳞次栉比。两种看似迥异的景观下，跳动着同一颗岭南文化的心脏。

澳门的妈阁庙与香港的天后庙，供奉着同一位海上保护神；澳门茶餐厅的丝袜奶茶与香港大排档的港式奶茶，有着相似的制作工艺和滋味；粤剧的锣鼓声，既曾在澳门岗顶剧院回响，也在香港油麻地戏院绕梁。这些细节，无声诉说着两地共同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基因。

历史学者常言：“未有香港，先有澳门”。早在十六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已抵达澳门，使之成为西方在远东的第一个据点。而香港的开埠，则是近三百年后的事。在中外交通史上，澳门是香港的“前辈”，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最早试验田。当香港在十九世纪中叶迅速崛起时，它从澳门那里继承的不仅是贸易经验，更是那种融汇中西的生存智慧。

患难岁月：风雨同舟的记忆

如果说文化同源是两地关系的底色，那么近代史上的相互扶持，则为这种关系注入了血肉。

抗日战争期间，当战火烧至华南，大量难民涌入相对安全的澳门。澳门以弹丸之地，敞开胸怀接纳同胞，医院、学校、教堂都成了临时避难所。而香港沦陷后，不少文化界人士也经澳门转移至大后方，澳门成为战时重要的中转站。

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制水时期，澳门曾派遣运水船驰援；而澳门经济低迷时，香港资本和技术的注入，也助力了澳门的产业转型。这种互助不是单向的施与受，而是如同兄弟间自然的扶持——今日你助我度难关，明日我解你燃眉急。

更值得铭记的是，两地在保存中华文化火种方面的共同努力。上世纪动荡时期，不少珍贵文物、文献通过港澳之间的特殊渠道得以保存，两地学者、文化人相互庇护，使中华文脉在特殊年代仍能延续不断。

回归之后：新时代的兄弟同行

1997年与1999年，香港与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怀抱。自此，两地关系进入新篇章，从“难兄难弟”变为“并蒂莲花”。

CEPA的签署、“个人游”政策的实施，让两地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如今，港珠澳大桥如长虹卧波，将两地距离从数小时缩短至半小时。但比物理距离拉近更重要的，是心理距离的消融。

每年春节，香港的黄大仙祠和澳门的妈阁庙同样香火鼎盛；中秋时节，两地共享同一轮明月；非遗项目如粤剧、凉茶制作技艺等，被两地共同申报并成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近，还与广东共同成功举办了全运会。文化上的共鸣，让“港澳一家”不是政治口号，而是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切体验。

在教育领域，港澳高校合作日益紧密，交换生项目、联合研究课题层出不穷；医疗方面，两地专家会诊已成常态，特别是在疑难病症治疗上，资源共享惠及两地居民；慈善事业上，正如这次火灾捐助所展现的，一方有难，另一方必伸出援手，已成为不言而喻的默契。

湾区时代：共绘同心圆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港澳关系被置于更广阔的发展蓝图中。两地不再是简单的互助关系，而是大湾区东西两岸的重要支点，共同承担着“引进来”“走出去”的双重使命，共同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

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两者功能互补，相得益彰。香港的国际化经验和澳门的多元文化底蕴，正形成独特合力，共同讲述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故事，为强国建设携手并进。

值得强调的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港澳两地探索出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借鉴的发展路径。香港的普通法传统与澳门的大陆法系特色，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多元视角；两地在社会治理、文化保护、城市更新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已成为常态化机制。

心手相连向未来

回到那场火灾后的捐助，三千万港币的数字背后，是濠江对香江的牵挂，是兄弟间无需多言的默契。这种情感，深植于共同的文化土壤，淬炼于共同的历史经历，绽放于共同的时代机遇。

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如一条银色纽带，连接的不仅是三地地理，更是人心。曾几何时，文天祥在此留下“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千古绝唱，那是孤苦无依的悲鸣。而今天，在这片同样的水域上，演奏的却是守望相助、携手同行的和谐乐章。

港澳两地，如同珠江口两颗璀璨的明珠，各自闪耀，又相互辉映。我们以不同的旋律，共同奏响岭南文化的交响；以不同的色彩，共同描绘“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以不同的视角，共同展望和贡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香江之水与濠江之潮在珠江口相遇相融，那拍岸的浪声，仿佛在轻声诉说：无论风雨晴晦，兄弟永远并肩。这份情谊，源于历史，存于当下，更将照亮未来。

（作者為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