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陈涌泉：父亲

陈涌泉：当代剧作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国际剧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长期致力于传统戏曲现代化、民族戏曲世界化、戏曲观众年轻化、戏剧生态平衡化的探索与实践。代表作有《程婴救孤》《鲁镇》《风雨故园》等。作品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剧作奖、文华编剧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等。作品在二十余国上演，部分作品入选大学语文教材和《百部优秀剧作典藏》《国家舞台艺术优秀剧目集》，出版有《程婴救孤》《陈涌泉剧作选》《陈涌泉剧作集》（三卷本）等。

本文原刊《人民文学》2025年第11期，责任编辑 胡晓芳

昨夜，我又梦见了父亲，记不清这是他离世后第几次梦到他。梦中，他依旧清瘦、沉默，天气依然清冷、沉闷。父亲今年诞辰百年，离世也已二十二载。我终于有勇气直面过往，漫长的此前我一直不忍、不敢回顾父亲孤苦困顿的一生，不敢正视自己心底对他留下的深深亏欠。

父亲生于一九二五年，两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奶奶二十多岁开始守寡，艰难地拉扯着两个儿子——我的大伯和父亲，将他们抚养成人。生计所迫，父亲勉强读完高小就到离家十里地的白秋街上一家杂货铺“学相公”（当学徒）。因为他太老实，掌柜觉得他不够聪明，就借故把他打发走了。父亲走后，掌柜发现他住室的桌上有一沓练毛笔字的黄表纸，上面写的都是“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等字句。掌柜被感动了，他看到了这个少年的仁义之心，就跑出很远把父亲追了回去。

我的家乡唐河县紧挨桐柏山，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国共两党你来我往的“拉锯”地区。大伯当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在民兵队里当上了小组长。后来消息走漏，县里国民党唐西保安团到村里抓人，大伯闻讯逃走。保安团扑到家中，误把父亲当成大伯抓走。父亲被带到桐寨铺镇上，在房梁上吊了个“鸭子凫水”，拷打半天，但他始终没吭一声。后经村里乡绅出面作保，父亲才被释放回家。村里人问他，为啥宁肯受刑也不说出真相？父亲说，如果知道抓错了，他们肯定还会再去家里抓大伯。

大伯还是被抓走了，隔天要押解到县城。父亲知道后，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戴个草帽，急急忙忙赶到押解大伯的必经路口，在烈日暴晒下苦苦等了半天。等到大伯押过来，父亲迎上前，将钱塞到大伯兜里，又摘下自己头上的草帽戴在大伯头上。也许预感到这将是兄弟俩的最后一面，大伯心怀无限牵挂，将两个儿子托付给父亲代为照料。伯母病逝得早，家中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父亲说：“你放心，有我吃的，就饿不死两个侄子……”大伯望着父亲坚毅的表情，一颗心踏实了，含泪大步而去，最后死在狱中。

大伯走后，父亲竭尽所能去履行他的承诺，将两个侄子视若己出，照顾得无微不至。有吃的先尽着两个侄子，然后才是自己的儿子。一九四九年前后，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父亲和奶奶一起历尽艰辛将两个堂哥抚养成人，后来还帮助他们盖了新房，我们自己家却一直住在破旧的老房里。

三年困难时期，河南受灾严重，父亲携家带口到湖北钟祥躲灾荒。站稳脚后，不断有逃荒的乡亲来投靠，父亲总会热情接待，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帮助他们寻找谋生的出路。甚至有的乡亲偷鸡摸狗惹了事，父亲也会出面，自己花钱替人赔情。“文革”中，外出谋生的人被打成“流窜犯”，集中到大队办学习班。大队干部要求他们相互揭发批斗。父亲只接受批斗，从不揭发别人。大队干部说他觉悟不高，不让他过关。就这样，学习班一期接一期，新的进，老的出，父亲却一直出不去。他宁肯自己被关在里面无休无止地受批斗，也不愿违背良心揭发别人。

操劳半辈子的父亲，五十岁就得了肺结核。家里实在太穷，为了到大队卫生室打一针黄链霉素，把家里一分、二分的硬币都搜罗尽，才凑了一块多钱。听说晒太阳有利于康复，父亲就在炎热夏天的大中午，光着背在田野劳作。由于治疗不彻底，父亲落下终身肺病，天天咳嗽。

父亲原本有一手家传好手艺，能把完整的竹子经过多道精细工序，制作成精美的杼和篦子。杼用于织布，篦子是梳头的工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农村卫生条件差，大人小孩头上生虱子，用篦子一篦，就把虱子篦了下来。篦子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必备之物。父亲在家精心做好一批，用粗布包袱皮包好，背在身上去游乡，换些辛苦钱补贴家用。记忆中，父亲每次回家都不会空手，要么一包糖，要么一盒果子，孝敬奶奶。然而，父亲的手艺一直没能充分施展。早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敢做；改革开放后，可以光明正大做了，但随着社会发展，织布机被淘汰，人们头上也不再生虱子，杼、篦子连同它们的创造者彻底没了用武之地。

年近六旬的父亲茫然四顾。当时他已是久病缠身，干不了重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哥哥们相继成家，几间老屋住不下了，父亲选择拖着病体进县城捡破烂——不干不行啊，哥哥们娶嫂子们时，都是借钱办的婚事，家里欠着外债，我还在求学。父亲像一头疲惫不堪的老牛，被生活沉重的鞭子驱赶着，不能稍有喘息！父亲进城后，靠着一户好心人家的厨房山墙搭了间草屋，开始了风里雨里在大街小巷捡破烂的生涯。

一九八四年，我考进唐河一高。父亲隔段时间就会来一趟学校，摘下捡破烂时戴的乌黑的白线手套，从兜里掏出三块五块皱巴巴的纸币留给我，让我去换菜票。望着父亲转身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总是泛起阵阵酸楚。我的父亲没有“马褂棉袍”，更没有“肥胖”的身躯。凛冽的寒风里，他穿着破旧的黑色短棉袄，腰间勒着一条布带子，愈发显得清瘦、单薄。他步履蹒跚，边咳嗽边往前行，微驼的腰背上如同背了一座山。不敢想象，那寄人篱下捡破烂的日子，父亲遭过多少白眼，受过多少嫌弃，忍过多少病痛，吃过多少苦头！那个时期正逢台湾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酒干倘卖无》响彻大街小巷，每次听到那歌声，我的心似乎都在流泪，忍不住想，我那同为捡破烂的父亲，此刻又在县城哪个角落奔波？

高中毕业前夕，我作为全校唯一的保送生，被保送至河南师大中文系。当时的规定是，保送生只能选择省内的三所师范类院校，因为那个时期愿意上师范的学生不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心里空落落的。正在全力备战高考的同学们或许会羡慕我成功上岸，但我更羡慕他们拥有无限的可能，可以通过最后的冲刺，飞向理想的远方。知子莫若父，见我闷闷不乐，父亲一边在打麦场上端着木杈翻场，一边宽慰我，要我知足，说家里能出个大学生已经是烧高香了。父亲确实很满足，那个年代，大学生是包分配的，他庆幸四个儿子中终于有一个能吃上商品粮，他的小儿子将来再不用娶“蛮子”媳妇了！那是父亲一生中少有的欣慰，只是，这样的时光太过短暂了。

我上大学后不久，奶奶寿终正寝，走完八十七载人生。我的三个哥哥此前已各自生儿育女，有了独立家庭。操劳受苦大半辈子的父母，本该松口气过安稳日子了，岂料二老渐行渐远。父亲常年为生计奔波，特别是当初要照顾奶奶和堂哥家，对母亲缺乏应有的体贴，让母亲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为了挣工分，母亲常忍着胃痛，一手抱着孩子，一肩挑着担子为生产队送肥。而父亲性格倔强，从来不肯向自己的老伴儿低头，哪怕是说一句软话。母亲虽然宽厚仁慈，终究不能理解父亲，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怨气。二人长期缺乏有效沟通，情感疏离，隔阂已然难以消弭。此前有我这个小儿子维系，等我上大学一走，两人就分开过了。母亲还好，生活中的一切难不倒她。这下可苦了父亲，一天三顿饭都成问题。寒假回到家里，看到父亲在自己小屋门口用几块土坯支起的简易锅灶，做出的饭菜都是夹生的，我深知这不是长久之计，便哭求二老复合。隐忍的母亲勉强接纳了父亲。然而，我返校不到一个学期，两人又分开过了。母亲说她实在受不了父亲的脾气，吃着现成饭还说不合胃口。我没有再求二老，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也不想再为难母亲。

父亲的孤独感与日俱增，于是他养了一条狗、几只羊，并在路边沟沿开垦了二分荒地，种上些绿豆、花生，打发时光。

父亲热爱戏曲，只要听说方圆村镇有戏，不管多远，无论是梆子、曲子还是越调，他都会欣然前往。因此，当我大学毕业放弃学校的分配指标，自主择业到剧团做编剧，父亲并未表现出丝毫不解。那可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戏曲最为低迷的时期。剧团发的是差额工资，连基本温饱都难以解决，上班第二个月我就开始举债。因此，父亲并没有因为我参加工作而得到多少实质帮衬。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竟然是在参加工作之后！生活的困顿尚在其次，关键是精神上的孤独，“戏曲消亡论”如阴霾笼罩心头，看不到振兴的希望。我完全是凭借对戏曲的挚爱，咬牙坚持了下来。

几年后，郑州举办秦晋豫三省戏曲会演，有我的作品入选，我终于有机会将父亲接来看戏。然而，郑州之行却给父亲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当时剧团无法解决住房，我租住在一个叫东关虎屯的城中村，同院有十几户租户，仅有一个公共卫生间。黎明时分，父亲起来上卫生间时，咳嗽声在宁静的小院中显得格外响亮，每一声都像沉重的锤子敲击在我心头。我生怕惊扰到左邻右舍，加之那时极度窘迫，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心情烦躁，待父亲回来，我便拉着脸对他说：“你就不能不咳嗽？”父亲无奈地说：“咳嗽咋能憋得住。”我又强词夺理：“那你咳嗽时就不会小点声？”父亲惊讶地望着我，突然哭出声来，委屈得像个孩子，边哭边说：“我也不想咳嗽啊！”见父亲哭了，我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一对亲父子，两个大男人，就这样相对而泣。

父亲知道了我的心思，接下来的几天，他尽量不在出租屋里多待，吃完饭就到大街上闲逛消磨时间，出入小心翼翼，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生怕影响到邻居而给我招惹麻烦。见父亲这样，我心里五味杂陈，一分轻松伴着十分沉重和心疼。

之后，父亲没有再提过这件事，但三十年来，我总会想起那一幕，每每想起，心中总是隐隐作痛。想当时我已工作几年，还挣不到给父亲看病的钱！自己辛辛苦苦写的剧本立上舞台之后，不但没拿到一分钱稿费，反而因为没拉来赞助而受到经济和精神上的惩罚。父亲如果知道这些，一定会理解儿子当时内心的苦闷、无助和悲凉。可我始终没给父亲吐露半个字，是深感窝囊、羞于启齿，更是怕给他心里添堵。

父亲年过七十五岁后，眼见村里有身体比他好、年龄比他小的人相继离去，常感叹自己“烂麻绳熬过了铁曲链”。这个时期，我有能力给父亲一些零花钱了，但村里总有一些人找他借钱，父亲从来不管别人出于什么目的，总是有求必应，至于别人还不还、什么时间还，他也从不催问。说来难以置信，父亲一辈子都没有过过生日——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一个多么不关心自己的人才会这样啊！当然，还有个直接原因，就是从小家庭的贫穷。母亲七十寿诞时，我曾问过父亲，他只记得自己好像生在十月。那时奶奶已离世多年，再没人能解开这个谜团了。我给父亲许愿，等他八十大寿，给他起台大戏。父亲欣喜不已，逢人就说要请大家看戏，宣扬得半镇人都知道了，都盼着他快点活到八十岁。每次我回老家，沿路碰到熟人，都会兴致勃勃向我打听，将来会请哪个剧团。

两年后，大概是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父亲打电话说想来郑州看我。当时省里马上要到北京举办一个戏曲展演月活动，抽调我参加服务工作。我告诉父亲，等活动结束，再请他来郑州住一段。然而，因“非典”耽搁，等我回到郑州，还没来得及请父亲，就收到他病重住院的消息。三哥在电话中反复说本来不想告诉我，但父亲这次病得严重，叫我最好回去看看。等我赶到县中医院时，父亲已经昏迷，只见他双目紧闭，骨瘦如柴。二哥、三哥守在父亲身旁。我趴在父亲耳边呼唤着，说“我回来了”，并告诉他我爱人已经怀孕五个月，他就要有第五个孙子了。我听到父亲嗯了一声。我说：“您一定要好起来，等您八十大寿，咱还要唱戏呢。”父亲含混不清地说：“命……寿限……”

第二天是端午节，一早，我从宾馆带来一个煮鸡蛋和一颗煮蒜，想让父亲尝尝。再到病房时，父亲病情更加严重。等到午后，在四川卖馍的大哥大嫂赶回来，四兄弟在病房聚齐后，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这个亿万国人纪念屈原的日子里，父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七十八岁。三个哥哥和大嫂早已泪流满面，哭声一片。我俯身抱着父亲痛哭失声，边哭边告诉他：“您放心，戏咱一定还要唱，一定还要唱！”

父亲去世后我才得知，临终前的几个月里，他很怀旧。他曾带着狗、赶着羊前往乔岗他的舅舅家小住，尽管舅爷、舅奶和两位表叔早已离世，家中仅剩下两位表婶和几位老表。父亲大概是想追寻过去的记忆，重温往昔的温暖。代价是当天夜里，他的那条爱犬被村里的无赖偷走。父亲愈发孤独地赶着羊返回家中。此时，我才恍然大悟，父亲一定是有所预感，才想来郑州见我。而我，却生生地将父亲这一愿望扼杀了！我追悔莫及——后悔生前未能给他更多陪伴，头天夜里更不该去住宾馆，为何不寸步不离守在病床前……

翌年春节后，在村西头废弃的打麦场上，戏台搭起来了，铿锵的锣鼓敲起来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赶来了。演员们轮番上场，生旦净丑，唱念做打，演绎着世间百态、人世悲欢。我仿佛看到父亲坐在密密麻麻的观众中，欢喜地看着台上迟来的演出，脸上带着一生少有的、满足的笑容。也许这就是父亲的命，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观看为他请来的戏。父亲大概是信命的——犹记有一年春节，他曾亲手写过一副对联：世上事自有天定，何须尔巧用机关。

一次，我偶然翻书，看到这样一行字——“秋草逢霜，困难疾弱，虽出豪杰，人生波折”，不由心头一震！这不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嘛！他命运多舛，饱尝艰辛，却心怀仁义，坚韧顽强，在极端困苦中依然闪耀着人性光辉。父亲用行动诠释了父爱的伟大与深沉，教会我如何在这纷扰世间挺直腰杆，保持一颗善良的心，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让我相信世间确有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确有牺牲自我、成就他人。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让我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