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拐点时刻：如何研究中国城市（下）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03作为研究方法的“有效调研”

如何研究中国？我常常想到两位中国学者，一位是费孝通先生，一位是曹锦清先生。

作为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喜欢有“杂话”的方式来研究与写作，我在关于有效调研的系列笔记中也专门谈到这个现象。学者吕文浩认为这是一种独有的研究方式：“杂话”虽不是成熟的学术论文，却在某些方面可以容纳深刻的洞见，而且行文活泼生动，正是适合发表思想草稿的文体。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费孝通是一个思想型的社会学家，他不习惯像普通学者那样围绕一个具体题目搜集丰富的资料并力求做最严密的论证，而是更喜欢在研究工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费孝通的<杂话乡土社会>专栏探考》，《群言》杂志，2025年第8期）学者孙郁则看重在研究之外的表达与写作：他记录所走之地，常有发现，读出深层的文化肌理。所写风景不是蜻蜓点水，每每有精意闪动。他自己喜欢司马迁、苏轼这类人物，历史在心头不是几条概念，而是风声水声与人声的交织，精神之旗是飘动的。与现代散文家的风物描写不同，他的文章透出学识、智慧，可称得上寓识于美，转智成趣。所以，那些山水之作，就跳出一般文人感受，村落与古街背后的历史之影，悄然而来，在与古人对视的片刻，道出淹没的遗存里的幽魂，那就比一般游记多了知识考古的趣味。那里有考据，含传说，带追问，将社会这个课堂的声音变为思想的流水，滚动着诸多巧思妙想。（《文章家费孝通》，孙郁）

二十多年前，阅读曹锦清先生《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于思考》，发现他对研究者的身份与视角问题非常注重。他认为，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何谓“外、内”“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两位先生的启思，就是述学与治学并重，正如钱穆先生晚年在台湾讲学时对学生所言，会写文章是做学问的第一要义，“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

2025年，我先后受聘为湖南省醴陵市“城市观察员”，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学术与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等，也加大力度调研县域治理与区域发展。尤其是如何观察醴陵，我将关注重心放在城市软实力方面。研究过程，我也常常会想到费孝通和曹锦清两位学者所面临现实问题时的思索，通过“研究自觉”，从城市软实力的“十度”层面出发，我先后撰写了一系列的醴陵城市观察，把醴陵作为方法，既观察一座城市的生命力，也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若干参考。

写完《拐点之城》《融媒之道》《人才之问》等文章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感觉高老师比我们醴陵人还了解醴陵”。也有不少人问，你是不是醴陵人？采取什么方法，对醴陵这么了解？

我一般简单回复，要学会“有效调研”。智库工作，很大一部分是调查研究，我关注的是调研中的问题，一切调研都是从问题出发，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返回到具体，所有的实践、经验、模式、现象，都是从解决了具体问题开始的。

学者葛兆光先生曾说：“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个别案例的根本解决，而是提出问题、提供线索，通过关键性案例，引发对整体历史的重新审视。”城市研究同样如此。（《余音不绝：接着讲宗教史》，葛兆光，北京大学出版社，P32页）

研究拐点中的城市，需要新的方法论，如“有效调研”。如果回到思考的原点，必然会考虑“何为调研，如何有效”，如果“无效”，调研又有何用？我们每个人所理解的“调研”，各指什么，有什么不同，“有效调研”的方法是什么？

为此，我专门写了一本书，谈何为“有效调研”，其中我着重提炼出相对便于记忆与运用的方法，“高明调研三问九善法”。

调研三问，主要是三个层面的追问，分别是：问事实，问本质，问逻辑。

调研九善，主要是九个层面的功夫，分别是：善找魂：细处求精，宽处谋行；善挖料：未到其地，先知其史；善懂行：化繁为简，万法归宗；善换位：置身事内，深入现场；善推敲：常思本义，不断推敲；善聚焦：政论解释，策论解决；善溯源：有解思维，回归现场；善追问：层层追问，直击本质；善联想：关切现实，预测趋势。

在《孙子兵法》中，非常注重“善战”，通读13篇，“善”字出现多达33次，何为“善”？做名词时，表示一种境界，做形容词时，意为完美，做动词时，意味着一种状态，如擅长。

这个角度说，有效调研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无限接近于真实的事实，无限接近于准确的认知，既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思维训练，更是一种洞察时代的生活方式。

04“第三只眼”为城市做咨询

应对拐点的复杂挑战，“第三只眼”的价值凸显。当然，我也想借醴陵——一个中国中部县级城市的软实力之路，谈谈为什么用“第三只眼”做城市咨询。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城市无论大小，都是一个“十全社会”，主政一方所需要的专业智慧，对任何一位执掌者来说都是挑战，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从“知”与“行”的节奏匹配，善治一方绝非一两个视角或方法就能管用的，一方面是区域发展高质量发展带动深度转型的现实紧迫性，另一方面是对执掌者领导力、专业能力与时俱进的更高要求。

也正因为此，我更在意在历史与现实中去重新打量、重新发现城市。正如阿克顿爵士1895年2月在就职剑桥大学的演讲《谈历史研究》中所说：“近代史是一段针对我们自己的叙事，是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对尚未停息的努力的记录，也是对那些仍旧裹足不前、心烦意乱的问题的记录。近代史的每一部分都包含许多无价的教训，在一个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极为相似的社会里，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从榜样和先辈的教导中获益，就必须花很大代价从经验中得到教训。”

无疑，“第三只眼”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从过往调研经验看，观察与思考城市发展需要“第三只眼”，聚焦城市“操盘”的现实方案与具体行动。从庞朴先生“一分为三”的哲学观，到王志纲先生超越甲方乙方的“丙方的观点”，再到“第三只眼做城市咨询”，可以说已成当下城市深度转型课题研究极具实践意义的成果之一。“第三只眼做城市咨询”至少能带来四重价值。

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民意期许——比如被誉为“包青天”的包拯，传统形象中那个月牙形的“第三只眼”，能辨别善恶，成为“正直、善思、神断”的象征，人们相信借此可以伸张正义良善。

在社会治理中代表着执政标配——对于县委书记这个“关键少数”群体来说，我们经常熟悉两句话，一句是“郡县治，天下安”，另一句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第三只眼”对他/她们意味着什么？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赋能”，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精进”，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冷静”，“第三只眼”，是“跳出区域看区域，跳出行业看行业，跳出治理看治理，跳出决策看决策”的“超然”，是要解决“内与外的关系，强与弱的关系，大与小的关系，远与近的关系”的“格局”。

在决策模型中代表着科学前提——友人罗晴秋兄结合自己长期与县委书记们的交往，认为“县委书记的困惑不是不想作为，而是大多数情况下自己难以抽离程序性、事务性工作，静下心来研究真正的问题、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决策、推进真正有价值的项目。”这是一种超越日常经验认知的“抽象化思考”。在这种理解前提下再去思索，县委书记们为什么需要“第三只眼”？或者说，有了“第三只眼”，能带来什么？至此，“第三只眼”的价值便更有一番意味。“第三只眼”意味着更真切地“观看”，是有效决策的科学前提与理性基础。过去这些年，结合具体案例，我先后提出了“高质量发展”钻石模型，“城市软实力”金字塔模型，“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思维模型等思维工具，以模型思维辅助公共决策。

在人生求解中代表着智慧基石——无论是对于执掌者的个人，还是作为咨询者的个人，“第三只眼”的另一重价值在于，超越现实的哲学思索。看着这些源自真实世界思考的文字，我想到大学时代读过著名哲学家庞朴先生的《一分为三论》。从长期以来“一分为二”的命题，到“执两用中”的方法，衍生出“一分为二、二合为三”的哲理思考。庞朴先生在《对立的同一与统一》中说，所谓的对立统一，说的是对立者如何统合成为一物，如何曾经是统一物，以及如何将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物的问题。同一在于性，所回答的是对立何以或为何不可分离的问题；统一归于体，所回答的是对立如何或怎样不可分离的问题。

这些文字，或关注城市如何吸引人才，或关注融媒如何赋能发展，或关注人文如何经济，或关注城市如何更新，貌似芜杂，草灰蛇线，但一以贯之的是人生求解，观察与思考、认知与方法、原则与坚守、追求与梦想，探索一条知识分子生存的“第三条道路”——独立思考，以思考助力社会进步，呵护坚守，以坚守追求社会美好。

而这，或许正是在“拐点时刻”研究与建言中国城市最需要的姿态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