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高明勇：“智库”如何赋能“治理”

日前，“名家大V清溪行”特色调研活动来到湖南益阳，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高明勇应邀参加。“智库”如何赋能“治理”？在他看来，关键在于如何直面“治理三问”：

角度决定态度，“角度”该如何选择？

资源决定定位，“资源”该如何挖掘？

思路决定格局，“思路”该如何生产？

高明勇把清溪村作为方法，评古论今，文史互证，以他独有的智库思维解答“治理三问”。

访谈对象：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红网：您长期从事评论写作，近年来又专注智库运营，在观察乡村题材时，通常会从哪些角度切入？

高明勇：评论写作也好，智库运营也好，都是一种观察方法，正常来说，我不会特意去考虑题材到底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过，不管是哪种情况，角度都很重要，同一个事实，不同的视角，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意义。不同的人，因为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学识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到观察的视角。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心境，观察视角都有很大差异。

角度决定态度，我更看重“长时段、远距离、宽视野”的多维观察模型，这样看到的更为立体，也更为全面。如果过于局限于某一维度，某一视角，就很容易出现我们常说的“盲人摸象”一样，对于一般写作来说，可能只是不够全面，而那些对自己要求更高的评论者、观察者、研究者、决策者来说，片面化容易带来一系列问题，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

当然，关注城市题材也好，关注乡村题材也好，更多还是要关注人的真实生存与制度生态，关注社会发展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以及所透出来的生命力与活力。更何况二者也不是完全割裂的，很多乡村里的年轻人到大城市去“寻梦”，而很多城里人也愿意到乡村去“寻根”，今天发展乡村，也需要城里人源源不断地来，来来往往之间，自然就有了活力。

红网：好像您是第一次来到益阳，来到清溪村，我比较好奇，兼具评论与智库的双重身份，您是熟悉感更多一些，还是新鲜感更多一些？

高明勇：我以前关注过西南联大的历史，知道湘黔滇旅行团曾途径此处，所以来到益阳的第二天早上，我就跑步到资江边，看到水练如洗，漫江碧透，就想起当年旅行团的观感：“驶向资江，已临近黄昏，资水比湘水更美丽，透明的浅绿色，风吹来，碧浪滔滔，笔立的三台塔倒映在江面，甚是漂亮。”

我从小在乡村长大，大学读的又是中文系，对于“乡土文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清溪文学村恰恰是这么一个“文学+乡村”的融合体，虽然之前没有来过，到了这里却很亲切，有一种到“文学现场”的感觉。

清溪村是周立波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创作背景地，除了周立波故居，这里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还有连环画长廊等，此次来到现场，确实名不虚传。走进清溪文学村，能看到一个全面、立体、丰富的周立波，一个质朴、鲜活、独特的清溪村，一个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将乡村、文学、文旅等多种元素融为一体，特色产业与乡村治理协调发展的乡村现象。清溪村所营造的“文学乡愁”，就是要让人既有亲切感，还有新鲜感。看到这些场景，也能感受到，当地不单单是想打造一个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交流平台，更想打造一个现当代文旅的重要融合平台。

红网：那这些场景是否为您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高明勇：对我来说，我更喜欢用古今中外的“比较”的方法来观察。

一方面，带着评论精神和问题意识，也看到一些遗憾之处，或者说不过瘾之处，看到清溪文学村将来在专业化、国际化、参与化等方面的潜力与空间。

另一方面，带着智库思维和方法意识，如何走好下一步？我在活动期间的研讨会上，提出了“赋能四维”：

时间维度上，周立波之于清溪村，赵树理之于嘉峰镇，两个同时期关注乡村变革的作家，他们的故乡都在进行这种传承与转化，一个侧重文旅，一个侧重治理，如果进行比较，又有哪些异同？

地理维度上，周立波之于益阳，沈从文之于凤凰，同为湖南籍作家，两人的“文学眼”有什么异同？两位作家的故乡在文旅转化上又有哪些异同？

思想维度上，周立波之于清溪村，费孝通之于江村，同样在观察乡村，作家和社会学家的观察方法有哪些异同？当地分别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转化和赋能，效果如何？

影响维度上，作家与故乡，本身也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题目，比如浙江绍兴在打“鲁迅牌”，湖南益阳在打“周立波牌”，益阳和绍兴相比，各有什么特色？

此外，周立波创作《山乡巨变》距今将近七十年，今天也有一些作家在关注乡村的变化，二者进行比较，又有哪些延续和差异？

红网：周立波与赵树理并称“南周北赵”，从乡村治理角度进行比较倒是挺有意思。

高明勇：前几年，我去山西省晋城市调研时发现，在沁水县嘉峰镇派出所有个“赵树理调解室”，在当地影响力不小，口碑不错，成功化解了很多调解疑难问题。仔细了解，原来赵树理是沁水县嘉峰镇尉迟村人，当地就以故乡名人“赵树理”为调解室命名，将“枫桥经验”和“树理文化”融会贯通，提出“要树理、更要树礼”的理念，在发扬“自治”的基础上，融合“法治”“德治”，提炼出一系列的具体调解方法，如“五先五后”、“四理六象”、“三环七步”等，希望探索出一条新时代乡村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之路。

资源决定定位，“资源”该如何挖掘？把清溪村作为方法，作为参照，能“照”出非常多的新视角。比如说，“铁打的宝庆，银铸的益阳，纸糊的长沙”，折射出地方民谚与区域文化什么样的关系？如果眼光再长远一些，从整个资江流域的文脉来看周立波，又是一番风景，上游的邵阳，有魏源、蔡锷的故居、纪念馆，中游的娄底，有曾国藩、陈天华、罗辀重、冰心的故居，下游的益阳，有陶澍、胡林翼、周立波的故居、纪念馆，这么多著名的近现代历史人物密集分布，一部近现代史，与一条河流的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这样也是跳出益阳看益阳，能带来更多的启思。

红网：看您之前的一些观点，曾提出“以评论精神做智库，以智库思维做评论”，当二者以如此方式结合在一起，您认为能发挥什么样的服务功能？

高明勇：之前我和著名评论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米博华老师对话时，他曾说评论的价值可能将被重新定义。今天我们所说的“评论”，其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想，我们有必要先简单探讨下“评论”的底层逻辑。

以智库思维来看，无论是“批评性”，还是“建设性”，对“评论”来说，其价值都是基于“问题意识”，具体说来，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现在“评论”本身的分类也很多，有时评，有个论，有政论，有策论，有献词，有访谈，发现问题，不一定意味着“挑刺”“找错”，而是通过“批判性思维”去重新打量现实生活，打量新闻事件，打量社会现象。比如同一个事件，采取“新闻的方式”，主要是从相同中发现不同，从共性中发现个性，而采取“评论的方式”，则还需要从个性中发现共性，从不同中发现相同，从具体中发现抽象。即便是现在不少媒体的发现“亮点”，也是这个“亮点”首先解决了哪些“痛点”和“盲点”，才可能成为“支点”，最后被“点亮”。

所以，“评论”必须要回归本义，其本身并不是单纯为了“服务”而写，只是在客观上可能会起到这样一种效果，这种意义上的“服务”，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红网：面对新媒体环境下“短平快”内容的冲击，您认为评论员需要具备哪些新素养，才能让“深度评论”既有思想性，又能适应新媒体传播？

高明勇：众所周知，不管是评论的文本写作，还是评论员的基本素养，都应该是“公共理性”的代名词，这就需要客观化、理性化、系统化的认知系统和思维方式。很多人都认为，让“深度评论”既要有思想性，又要能适应新媒体传播，“既要……又要……”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如果细究的话，发现并非如此，思想有思想的标准，传播有传播的规律，从受众分析来看，一个读者如何从铺天盖地、源源不断的信息流中看到一篇作品，如何能看出一篇作品的思想性？受众首先接触到的只是“标题”，这是第一印象，由“标题”带来一系列的联想，直接决定受众是点击继续还是直接忽略，这取决于“标题”是否适合新媒体传播，在警惕“标题党”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想方设法做出“好标题”，而只有“好标题”的吸引，才可能让受众领略到所谓的“思想性”。所以，也无所谓“新素养”，其实还是“老把式”，能起一个好标题，既是基本功，也是真功夫，标题背后是选题，是问题，是议题，是命题，是一串串的判断与思考，“好标题”像一根绣花针，穿针引线，把这些都给带动起来。说到底，还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如果留意的话会发现，在短视频时代，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事实”太少，“观点”太多，朋友圈刷屏的好多都是“观点”，出现一种“泛评论现象”，这本身倒无可厚非，但是在缺乏“事实”，或者“事实”不够清晰的情况下，就要引起警惕，因为越是极端化、情绪化、碎片化的，越是容易引起关注，有些还美其名曰“共情感”。也许很多人看不上这些“泛评论”，但是这些能有刷屏效应，还是能说明问题，至少在“起标题”这个环节，他们确独到之处，是深谙传播规律的。

红网：一方面是评论也需要拓展更为丰富的场景，另一方面地方发展也在逐渐重视评论，您认为如何让评论的“好声音”真正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好成效”？

高明勇：首先需要重新认识一个问题，到底该如何看待“评论”？什么样的评论才算“好声音”？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误解或偏见，有些人过于狭义、过于片面地理解“评论”，要么认为“评论”是专门批评的，要么认为“评论”是点赞歌颂的，还有些认为只有“点赞式的评论”才算“好声音”，才算“正能量”。这种“评论观”是要引起注意的，只有在理性“认知”的前提下形成共识，谈论“如何转化”才更有意义。

城市发展重视评论是观念水位的上涨，但也不能过于夸大“评论”的作用，不要寄希望于写一篇评论就能取得什么效果，“一言定时局”，动辄“风向标”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具体的城市或乡村来说，评论更多的是营造一个健康的舆论场，注重的是激浊扬清，讲求的是润物无声。

红网：能否具体说说？

高明勇：以周立波为例，很多人只知道他是著名作家，小说家，其实他是“多面手”。他是翻译家，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文艺理论研究作品，有美国的，有前苏联的，有巴西的，有西班牙的，按今天的说法，可以说很有国际视野；他还是文学评论家，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有具体的作品评论，也有文学思潮评论，还有不少评论其他国家文学发展的现状；同时，他还写了不少的散文、诗歌。通过评论写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更丰满的作家形象，也是一种“好声音”。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接着讲，换着角度讲，自然就能渐入佳境，所谓的“好成效”，也就水到渠成。

红网：类似清溪村这样，以“文学”为特色推动乡村振兴，您认为这一模式的可复制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高明勇：其实一般谈到“模式”这样的概念，我都会审慎一些，一方面，“模式”意味着已经成型、成熟，乃至成功，经过检验，行之有效，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来验证，另一方面，“模式”也容易造成一种印象，相对稳定，很少改变，但是实际上，任何地方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创新，不断拓展，更需要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不妨说，以清溪村为例，我们能看到什么？比如，如果没有来过清溪村，很多人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作品，那么，来过之后呢，能看到什么？印象会发生什么改变？这种“改变”，就是清溪村做法的价值。

就我而言，看完周立波故居，尤其是这种场景感极强的文学氛围，我以为对于益阳来说，周立波可能意味着三种“资源”：在作家作品方面，主要是作为当代文学库的一种资源；在品牌影响方面，主要是作为城市软实力的一种资源；在生态影响方面，主要是作为政府治理源的一种资源。

“资源”是基础，正确认识“资源”之后，才是真正意义的研究、转化和赋能。“研究”什么？不仅仅研究作为作家的周立波，还包括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周立波，作为乡土资源挖掘的周立波，作为时代政策互动的周立波。然后，至少有三重“转化”：把个体的作家研究转化为群体的作家研究，把作家的文学研究转化为地域的文化研究，把无形的文学品牌转化为有形的发展动能。

最终是要实现“赋能”，赋能乡村振兴，赋能文化激活，赋能城市品牌。类似的观点，我在醴陵城市观察专栏《“乡邦文献”里的秘密》一文中详细阐释过。资源决定定位，思路决定格局，基于资源整合的研究、转化、赋能，是包括清溪村在内的地域文化“立得住、站得稳、走得远”的必然之路。

红网：智库如何帮助提炼和推广这类“地方经验”？

高明勇：好的“地方经验”，一定是从真实而鲜活的现实土壤中“长”出来的，而好的智库思想，也是从“地方经验”中“长”出来的。

理想状态下的“智库思想”与“地方经验”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共生共建的关系，就像费孝通先生当年笔下的江村，江村的“地方经验”成就了《江村经济》这部经典作品，而《江村经济》也让江村、吴江、苏州、江南地区的“地方经验”走向国际舞台。

想发挥这样的作用，可以借鉴智库研究上的“过程咨询”理论，包括我所提炼的“有效调研”方法，运用“思维之刃”，全流程参与，从“文本之外”到“文本之内”，从“具象之实”到“抽象之虚”，突出策划功能，既关注“地方经验”的软实力，更关注生长力、生命力。

红网：您曾经提到过“乡愁经济学”，该通过哪些具体举措避免乡村文旅的同质化、浅表化问题？

高明勇：谢谢关注，之前观察醴陵城市发展时，我专门写了一篇《“乡愁”里的经济学》，里面谈到“乡愁经济学”，在微观层面关联到社会关系学，在中观层面关系到发展经济学，在宏观层面关系到行为经济学。

发展乡村文旅，要想规避同质化、浅表化，关键是在这三个层面解决“我是谁”的问题，至少需要处理好三组关系：

第一，“软”和“硬”的关系。不少地方发展文旅，往往侧重硬性投入，侧重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忽略配套设施的软性投入，殊不知现在大家更看重“全域旅游”，而非以前的“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了景点乱拍照，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发展文旅，不仅让游客“看上去”很美，更要“看进去”发现更美。如果景区建筑千篇一律，文旅项目大同小异，就连文旅产品也是如出一辙，必然走向同质化。“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句话不仅仅适合评价一个人，同样适合评价一个地方。

第二，“虚”与“实”的关系。尤其是像文学家、思想家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纪念馆，其实很考验“策展”的见识与能力。我也去过不少类似故居，也有很不错的，像梁启超纪念馆、胡适纪念馆、鲁迅纪念馆、殷海光故居等，但同时还有不少展馆更看重展品内容之“实”，而忽视展品形式之“虚”，更看重展示性之“实”，而忽视互动性之“虚”，如果辩证来看，过“虚”则有忽悠之嫌疑，过“实”则容易失去想象力。

第三，“慢”和“快”的关系。旅行的速度，会直接影响到游客的观感与心态，乡村文旅的本质，决定了一定是主打“慢生活”“轻节奏”“心休闲”，注重沉浸式体验，侧重场景化联想，看重生态性休闲，这就需要配套服务，比如房车户外露营营地，自行车专用车道等。游客来之前，要想方设法“快”起来，交通越便捷，越容易引来游客，而游客来之后，要想方设法“慢”下来，这样才能留住游客，留住胃，留住心，留住脚步，只有“慢”下来，才能体验到休闲的本质。

本质上还是和“人”处理“关系”，最终是打动人的情感，形成共鸣。

红网：如何让“情感共鸣”转化为可持续的乡村经济动力？

高明勇：如何让“情感共鸣”转化为“情感经济”，是个好问题。春节的时候，我陪孩子去了一次绍兴，“鲁迅味”很浓重，随处都可以看到“迅哥”的影子。漫步在绍兴街头，我正好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现在的“盲盒”现象，“打卡”现象，都是一种“情感经济”。当打开“盲盒”的一瞬间，让孩子从期待酝酿到紧张的心情一下子被“惊喜”释放出来，当孩子抱着笔记本子在景区排队盖章打卡，就像我们小时候集邮一样，“有意思”本身就是“有意义”，都是“情感”在不断发酵，最终变为消费行为。

消费行为学角度看，所有的消费既是理性行为，也是感性行为，要不为什么经常看到“冲动”消费的现象？如果倒推的话，“理性”倒推“性价比”，物有所值，物超所值，“感性”倒推“心价比”，人无我有，独一无二。

正如周星驰电影中的那句口头禅——“给个理由先”，同样需要给游客一个产生“情感共鸣”的理由，这也是他/她们愿意消费的理由。当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游客乘兴而来，兴尽而归，把“情感触动”上升为“情感共鸣”，再转化为“情感价值”，自然会化作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消费行为，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终汇作源源不断的地方发展动力。

这些道理不难理解，知易行难，关键是“落地”，当一座城市真正以“治理”的智慧去拥抱“评论”和“智库”，以智库的思维生产“评论”，以智库的方法赋能“治理”，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