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张颢瀚|智库研究要谨记实践第一，“执柯伐柯，其则不远”

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复《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2023—2035年）》，作为国家级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被媒体称作区域发展的“指南针”，乃至长三角迈向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宪法”。6月中旬，2025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江苏南京召开，当时也引来广泛关注。

长三角被称作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24年底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23799.26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9%，被媒体称作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长三角人”。 2025年前三季度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4.81%，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7.6%，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5.9%。

2025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七周年，这七年，“长三角”发生了什么？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知名经济学者张颢瀚教授，他长期致力于都市圈、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的研究，是较早推动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学者，注重战略与政策，擅长社会实践的调研与前沿理论的探索。张颢瀚教授也是我相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老友见面，正好一起聊聊他所观察的“长三角一体化”，以及他从事智库咨询的“秘诀”。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张颢瀚，曾用名张增芳，知名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原会长，被江苏省委省政府评定为江苏省人才工程中青年首席科学家。曾任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江苏省委决策咨询专家，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兼职教授。著有《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进程研究——发展现状、障碍与趋势》《城市可持续发展》《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上）研究之道，关键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寻找方法

高明勇：张教授好，好多年没见，很高兴再叙友情，一起聊聊。我记得您的《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进程研究——发展现状、障碍与趋势》是2005年出版的，距今正好20年，当时是如何走上研究“长三角一体化”之路的？

张颢瀚：谢谢老朋友的惦念。说起来，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在关注与研究长江三角洲，八十年代跟随张卓元先生研究城市经济，也向汪道涵会长学习，这是较早研究与推进长三角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前提。先是参与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协同发展，之后，从国际大都市圈的角度，研究它的发展与演变进程，再之后，聚焦于研究它的一体化进程。到2005年出版这本书，这是国家规划课题成果，当年正好是我开始参与推进与比较系统研究长江三角洲10年，发表了一些成果，也组织了一体化的几个重要理论活动。

高明勇：当时是如何考虑与聚焦研究“长三角一体化”的？

张颢瀚：主要是我在研究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时候，认知到这一地区的行政壁垒比较突出，成为快速发展的困绕。从历史与现实来看，这是一个在区域地理上、人文关系上、经济结构上、交通体系上紧密联系的，或者说是区域一体的典型地区，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都市区域，有着天然的一体联系。由于行政区的划分，及行政区的特殊职能，客观上形成了各个行政区之间的隔离，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

当时主要立足于区域经济现状与特点，立足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背景，直面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前沿问题。如在深层次突破地方行政利益局限，通过协同与一体化提升整体利益，提升整体功能，探索或回答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深入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发挥在全国的龙头性、引领性作用，这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求，也是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同时注重研究了中国都市圈的成长，产业的同构、生态环境、信息化等基础建设以及文化协调等普遍关注的问题。

高明勇：即便今天来看，这个思路框架还是比较有“国际范”，有前瞻性的，我看也对空间理论和世界都市圈有专门分析。您的核心主张是什么？或者说这个研究的创新之处在哪？

张颢瀚：核心主张是，首先要破除这一区域的行政壁垒与障碍，然后是在一体化的条件下，不仅提升其总体效益，还要提升国际都市圈的总体功能，提升这一地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引领作用，在全球的竞争力。

然后，在理论上论证了“行政区经济”与“都市区经济”的区别，由“行政区经济”到“都市圈经济”的转变，提出了长江三角洲在全国的几大功能，如中国现代化的“领航区”，中国城市化的“示范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先导区”等。当时我国一体化的发展与都市区的发展是一个探索性的工程，理论需要先行，依托我的工作职能，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动与组织两省一市的相关专家，协同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跟踪研究机制，被中宣部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领导认为是在全国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创新。

在研究进入到一定阶段以后，意识到国家这样一个较大的经济区一体化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规划，也就是说规划也需要先行，与上海浦东发展研究院姚锡棠院长共同完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规划研究》，这是我国长江三角洲规划的第一次系统研究，包括生态体系的研究等等。在全球产业调整浪潮中重新审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发展，用新的视角剖析了产业结构趋同的难题，也引入了文化一体协同的范畴。

高明勇：如今，“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已经七周年了，作为长期关注者，研究者，参与者，推动者，您如何看待这七年来的发展？

张颢瀚：这7年来，长江三角洲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特别是实现由一体化到高质量的历史性跃升。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上为全国作出了典型的贡献，在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上成为全国的龙头，2025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37.6%。再如，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多个关键科技指标占据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份额，2025年前三季度高科技产业增加值占到全国的37%以上，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5.9%，在更高层次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引领。

高明勇：比照当下的现实，结合二十年前对“长三角一体化”的研究，您有哪些感悟？

张颢瀚：我的体会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智库研究，必须坚持实践第一，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发现课题，发现社会的需求，从实践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执柯伐柯”，立足实践才能发现源头，发现源头知道来路，才好明晰方向。来源可朔，规则可循，规律可见。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社会科学的应有作用。

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应当立足于国家发展的前沿，立足于社会实践前沿的需求，才能发挥社会科学与智库的探索性与引领性作用。

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探索，是一种社会责任，有了这种责任感，才能够有毅力，才能够坚持不懈。

高明勇：关于长三角发展，您今天有哪些建议？

张颢瀚：我想主要是着力推进三大重点。依据长江三角洲的优势、国家战略目标、全球国际竞争的需要，建议一体协同推进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高质量的全球都市圈三大重点。一是强化科技创新一体化的空间协同、优化与提升，特别是在大数据、智能化的一体化协同上，作为全国的引领，尽快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协同创新中心与基地。在创新上把大数据与智能化作为全国的引领。二是高端制造业的一体化协同，特别是以大数据智能化为支撑的广义的机器人系列制造。长江三角洲的相关创新链与产业链，已经为未来的机器人系列制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具有全球性的优势，这是未来中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主战场主力军，是全球竞争的重点，长三角应当也有条件成为全球机器人系列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争取标准权与话语权的全球地位。三是协同建设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都市圈。世界级城市群，是全球发展的主要引擎，全球高端资源最集中的地区，服务与引领全球的发展，也主导全球经济、金融、科技等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在全球的世界级城市圈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设施体系；着力提升世界级城市群的高端资源空间聚集能力与世界级城市群的服务供给能力等等。

同时，全面优化一体化的生态体系群。长三角在二十多年的一体化推进中，已经生成几个生态体系，形成互相依赖互相支撑的生态链群落，是国际上少有的一体化生态群体系。包括一体化的交通与基础设施体系，一体化的产业战略与产业发展体系，一体化的文化旅游体系，一体化相互渗透的生产生活体系，一体化的教育与创新体系，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包括一体化的政府协同体系等等，它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共生共长的一个有机体。这是其不断走向一体化，不断融合协同发展的关键，也是区别于其他都市圈一体化进程的最突出的优势，应当顺势加强。

（下）破解之道，最有效的方法是深入实践，有效调研

高明勇：相识二十多年，您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很专业，很独特。“很专业”是说“接天线”，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接地气”，对现实实践非常了解。“很独特”是说既擅长经济学，写过不少经济学著作，比如《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进程研究——发展现状、障碍与趋势》，还精通文学，出版过《古诗辞赋观止》。您如何理解这个“专业”而“独特”的印象？

张颢瀚：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从事科研与政府智库，已经四十多年，主要还是一种家国理念的促使，国家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的大形势的促进，特别是又有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前沿的江苏沃土，这是我研究的历史机遇与天然优势。

您提到的“专业”，我的理解是如何在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之间寻找平衡点。一方面，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基本理论的指导，应当注重基本理论的研究，但基本理论还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应当更加注重以基本理论为基础的、能够有针对性的、辩证性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方法。所以，作为经济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理论还仅仅是最基本的基础，很难用于解决具体的实际，在解决具体问题时还必须以这些理论为基础，转化为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观点和方法。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又不同于西方，需要探索、摸索更加适合中国的理论和方法，为此自己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包括本人的文风比较注重解释问题更加明了，让社会公众更容易理解。

高明勇：您所说的“探索”主要指什么？

张颢瀚：比如说在论文和建议中，更多的是把理论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融会贯通于字里行间，更多的从实践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所需要的思路和方法。同时，由于中国的特殊文化具有极强的惯性，我们现在的经济、文化、社会与政治社会中，都可以看到两千年延续的影子。因此，为深入认识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问题，还用了较多的精力研究中国历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研究过中国古代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并从中借鉴思路和方法，而这些思路和方法对解决中国当代问题很有效果。

高明勇：其实您提到一个关键问题，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智库研究，都会遇到研究方法的问题，如何研究才能更有效。过去这些年，经济学也成为社科研究中的“显学”，这个问题会更为突出。

张颢瀚：这几年社会上确实在关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中的本本主义和“实证主义”，包括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与数理公式来套我国的现实，并以此作为判断真假、正误的依据，这与早期使用俄国的理论与经验照搬有些相似，很难有效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

高明勇：您认为如何破解这一问题？

张颢瀚：我认为要深入认识我国的国情与阶段性的特征。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着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问题复杂、任务艰巨、情况特殊，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首先需要深入地认识这个有别于西方的大国的自身经济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需要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更要有适应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一个经济大国特殊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必然也应该产生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方法。

同时，要深入我国的社会实践，要说破解，最有效的方法是深入实践。多年来我每年都进行一些调研，向一线的厂长、经理、会计师、经济师请教，到基层的经济管理部门进行调研，这是作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前提和必修课。离开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深层认识，就缺少发言权，理论的研究就失去了合理的意义。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大数据、智能化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新阶段，西方的传统经济理论在这个新的实践面前就显得是灰色的、无力的、乃至无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智库研究者应当深入这个伟大的实践，“变革”这个伟大的实践，从这个伟大实践的常青之树中汲取营养，才能保持认识之常新，思想之常新，与理论之常新。

高明勇：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路向上”，其实从罗素到费正清，从胡适、潘光旦到王造时、梁漱溟，包括当下的学者郑永年、汪丁丁，都对“中国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您是如何理解“中国问题”的？

张颢瀚：所谓“中国问题”，我也曾经做过思考，我以为这既是一个非常宏观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在研究与思考中国问题时，常常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如何思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5000年优秀文化的中国，具有历史独特性的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写作《古诗词赋观止》的十几年时间里具有深刻的理解，在此后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常常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

二是从当代的意义来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这是我研究中国经济与长江三角洲发展的主要立足点，我是从文献资料与实际调研两个方面来了解和认识这个中国问题的，但主要的是依靠深入的调研来了解与认识这个中国现实问题的；

第三就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这是我们研究经济问题及智库咨询建议的根本的出发点，或者说主要的目的，在现实生活中，我比较注重观察与思考这些问题；

第四就是也在观察思考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现实与意义，包括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中国是全球中的中国，中国的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当前，更看到了这一关联的重要性。

以往我比较关注前几个问题，近几年，我们深深感到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也在研究一带一路问题。

高明勇：刚才也聊到您的“独特”，您的“独特”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颢瀚：其实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我个人的“独特”，我想主要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我特别注重深入调研，把对实际的调研作为研究报告的“第一依据”，其他文献信息只是作为参考。第二是我个人的研究经历也有自己的独特性。八十年代中期，胡福明先生到江苏省委党校做专职校长，他到党校即创立了全国党校系统的第一个科研处，我就到了科研处，十多年中除自己独立的调研外，几乎每年都陪他到苏南等地区进行比较系统的深入的调研，受到耳濡目染的深刻影响。同时根据他的布置，多年召开全国性的主要是北京高层专家为主的理论研讨会，我作为具体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对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等问题得到很大的收益。

早期对企业改革的调研，有一年我骑着自行车一个暑假在南京市进行了五十几次的调研，也向国家评出的全国一百位优秀企业家发出了一百多张问卷，返回72份，都有很大的收获。后来到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工作，之后到江苏省社科院做副院长，专职进行江苏发展与国家发展的研究。之后到省社科联，一方面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管理，是这一时期主要集中进行江苏省委省政府决策智库的研究。这几个阶段，都是在江苏省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部门工作，主要精力也是集中研究为主，这个经历确实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和思考。

高明勇：确实，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您的研究在国内都比较有名，并且笔耕不辍，研究不断，经常有成果发表。

张颢瀚：谢谢鼓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方向的重要历史时期，全国的那种氛围，那种热情，学者们的广泛参与，可以说是激情的年代，我也是每年都到北京参加全国的学术会议的前沿探索，发表了一系列的具有前沿性的文章。在这一时期有幸认识了吴宣恭教授、张卓元研究员、卫兴华教授等经济学大师，他们都对我以具体的指导，也成为我研究的重要动力。北京大学刘方棫院长对我发表的论文公开评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革命”。当时是探索社会主义股份制的高歌猛进时期，全国大批的学者在进行股份制的探索，后来才有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这个支撑和推进中国企业改革开放的重要体制。在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中国股份制研究十年综述”中，提出了十年间股份制研究的主要成果与进入国家体制改革的四种模式，其中一种标明是我提出的劳动积累股份制模式，这也是被早期国有企业等改革借鉴的模式。在那个阶段，江苏、北京与上海的不少媒体也对我的研究进行介绍，不断的采访，为了潜心的研究，我还改了名字。

高明勇：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次，在您的办公室，咱们聊到“苏南模式”，您当时说，学者们也不能一窝蜂都去研究“苏南模式”，苏南、苏中、苏北，都需要去研究。

张颢瀚：记忆力真好。学者研究确实不应该“挑肥拣瘦”。在八十年代后期，江苏全省热衷于研究“苏南模式”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苏北经济”的概念与加强对“苏北经济”的研究与发展推动，并且提出了解决区域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后来《光明日报》还专栏做介绍，之后推动了“苏中发展研究院”与“淮海发展研究院”的成立。我在社会科学院的十年期间，提出或参与了江苏省的梯度发展战略，沿海开发战略，徐州连云港经济带与城市带战略。针对江苏省在经济结构上和自然地理上的差异，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了“生态文明功能区”的思路与构架，并牵头研究了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规划的省委重点课题。这一时期对江苏省的农业现代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牵头完成了相关的战略与政策系列报告。

高明勇：当下包括江苏在内，各地都在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您怎么看？

张颢瀚：之前，我已经对全球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的历史阶段，与全球工业化的历史阶段，科技创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等进行了前期的研究。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未来的新方向，也是全球下一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向，并且是具有引领性和支撑力的生产力。

2023年我国经济下行比较严峻，我到南京、常州、徐州、苏州等地进行深入的调研前后一年多时间，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政府领导、重要的民营企业家，特别是传统产业的企业家，都为中国经济当时的现状担忧，认为只有比较全面的淘汰传统产业，腾笼换鸟，中国经济才能走出低谷。我以为这一方式不能适应传统产业面广量大的基本情况，但必须深刻地认识与说明这一问题，为此，我一方面进行实践层面的系统调研，同时对三百年工业化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发现在三百年的工业化历史中，重要的传统产业基本上没有消失，并且多数不断的在发展壮大，并且延生出新的产业，主要是利用当时的、先进的、前沿的科学技术来进行改造，使得老树发新芽；从老树中，老产业中产生出新技术、新需求，同时也会产生出新质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采用新技术进行改造提升，应该是我国经济当前和未来发展中两大并行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