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志良
澳门今年荣膺“东亚文化之都”,既是对其五百年中西文明交融史的礼赞,亦是对其未来角色的殷切期许。从16世纪葡萄牙商船停泊濠镜澳,到21世纪“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枢纽,澳门始终扮演着文明对话的“转换器”角色。澳门如何以“东亚文化之都”为支点,将自身的历史积淀转化为促进区域合作、推动文明进步的制度性力量?这不仅是城市发展的课题,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实验。
作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记忆之锚”
澳门黑沙遗址出土的陶器纹饰、玉石作坊与珠江流域、越南史前文化存在关联,印证了史前东亚海洋文化圈的互动网络。至明代,澳门更成为“广船下番”的重要中转站——暹罗大米、摩鹿加檀香、琉球硫磺、日本银锭在此集散,形成“以物载文”的交流模式。利玛窦在澳门学习汉语后北上京师,其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不仅在东亚传播了地理知识,更将中国“天下观”引入欧洲思想界。这种双向文化渗透,奠定了澳门作为东亚文明互鉴原始节点的地位。
中日工匠共同建筑的大三巴牌坊残壁上,圣母像与中式石狮共处;哪吒庙与玫瑰堂相隔数百米却香火同盛。这种“一街多庙”的奇观,实为东亚文化包容性的微观呈现。江户时代的日本长崎、朝鲜半岛的釜山港,皆曾尝试复制此种模式,唯澳门实现了跨文明信仰的持久平衡。究其根本,在于澳门形成了“神权分离,俗权共治”的独特机制——华人社群乡绅与葡人议事会中的理事共同管理社会事务,这种制度创新超越了单纯的信仰宽容,创造了文明共存的治理模板。
澳门“土生葡语”(Patuá),融合了马来语、粤语、客家话与古葡语词汇。这种语言杂交现象,与东亚历史上的“汉字文化圈”形成有趣对照:正如日语借用汉字创造假名并融入大量葡萄牙词汇,土生葡语展现出边缘地带的文化创造力。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土生葡语列为濒危语言,警示着文化融合的活态遗产需要制度性保护。
制度供给与文化赋能的“活态传承”
澳门作为特区的核心竞争力,深植于其“制度转换器”的历史基因。16世纪华洋共处分治的议事会“共治模式”,预示了现代“一国两制”的治理智慧。如果构建“东亚文化遗产认证互认机制”,实为明清“勘合贸易”的当代回响——彼时澳门凭朝廷颁发的“船票”管理外船,今日则以“文化互认”重构区域规则。若说中文史料中记载的“番坊司”是古代涉外治理的雏形,那今日“跨境法律服务中心”的设立,则是历史经验升华为制度创新的必然。
东亚文化共同认同的深层危机,反映了历史记忆的断裂。澳门土生葡人族群的“双重认同”传统,为破解此困局提供了镜鉴。明末清初,林则徐在澳门接触西方事物,终成“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假如设立“东亚青年文化创客营”,开设“东亚文明比较”硕士课程,要求学生在中日韩三国轮转学习,将是此种精神的制度性延续,其本质是在复刻“跨文化求索”的现代版本。
全球文明进程的“澳门范式”
四百年前,耶稣会士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开创了“中学西渐”的经典模式;如果在澳门筹备“东亚近代化三棱镜”特展,则将是对话范式的迭代升级。当日本兰学著作、朝鲜实学派文献与《澳门纪略》抄本并置展出时,观众将直观感知东亚现代化绝非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基于文明互鉴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策展逻辑,实为徐光启“会通超胜”思想的当代实践——以澳门为原点,重构东亚文明的全球叙事。
面对元宇宙技术对文化本真性的冲击,澳门的回应深具历史智慧。清代外销画匠为迎合西方市场改造传统技法,创造了“中国风”艺术类型,如将这种“主动调适”精神进行数字延伸,其意义不亚于18世纪广彩瓷匠将欧洲纹样融入青花釉彩——两者皆是以技术革新守护文化主体性的典范。
澳门街巷中“土地公”与圣母像的共存,实为全球文化治理的缩微模型,与南蛮屏风、太极八卦、广彩瓷瓶共同构成流动的文明符号体系,以最诗意的姿态证明:差异不是冲突的导火索,而是共鸣的催化剂。
1620年,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学生曾用自制望远镜观测银河,将天文数据寄往欧洲学界。传教士在澳门惊叹:“这里就像诺亚方舟,装载着人类理解彼此的最后希望。”四百年后,东望洋灯塔的光芒依旧指引着夜航船只,而澳门对文明真谛的探索从未停歇。当澳门以“东亚文化之都”的身份重新启航,其使命已不仅是保存文明火种,更应照亮人类共同价值的航程:文明的真谛,不在征服与同化,而在对话与转化文明的演进;既需要历史记忆的锚点,更依赖制度创新的风帆。正如妈阁庙的香火从未熄灭玫瑰堂的烛光,反而让整座城市沐浴在温暖的人性之光中。当“东亚文化之都”的桂冠加冕于澳门,实则是人类对包容性文明模式的集体致敬。
未来的澳门,当以历史为镜、以现实为舟、以未来为舵,成为东亚文明共同体的孵化器、全球文化治理的实验室、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这需要超越地域的勇气与智慧:既要深挖“一国两制”的制度潜力,更需怀抱“家国天下”的文明自觉,继续书写“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令小城成为人类文明星空中永不黯淡的坐标:真正的进步,从不是单一文明的独舞,而是多元文化的共旋。当东望洋灯塔的光芒与富士山巅的晨曦交相辉映时,人们将真正理解:澳门之“小”,恰是人类文明之“大”。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