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胡印斌：公平、正义、人情、人性都是评论底色

在我的评论朋友圈里，胡印斌算是独特的一位，“独特”，主要源于其“多面手”，既是“快手”，更是“高手”。同时，也源于他的“低调”，像写社论，一般是不署名的，他也并不在乎。

十数年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我们一直配合的相当默契，在本期政邦茶座，我们聊起来也很随性。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胡印斌，知名评论员，凤凰网政能亮主笔。先后发表大量各类评论。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在我的印象里，您属于评论写作的“多面手”，不管是社论、时评、社会评论，还是书评、影评、文化评论，既是“快手”，更是“高手”，您怎么看待自己这种写作状态？

胡印斌：很高兴与明勇对谈。这也是我梳理自己评论写作的一个机会。十多年来，几乎每天都在忙着跟时事、追热点，貌似热热闹闹，实则缺乏沉淀，感觉自己的内心都有些毛毛糙糙，焦虑多于思考、义愤超越理性了。每当这个时候，我或者会去读读书，尤其是那些社科类比较厚重的书，比如理想国译丛，就是M系列，把自己放进书里边，沉浸式感知岁月沧桑、世道人心，然后就会慢慢回血，重新找回自己的方位感和思考的锐度；或者就去找人聊聊天，看看能不能碰撞碰撞，切磋切磋。

我可能算是浅尝辄止的“快手”“多面手”，但肯定不是“高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高明勇：支撑您成为评论“多能手”的最大“秘诀”是什么？

胡印斌：“秘诀”是没有的，但作为一个写作评论多年的资深作者，肯定会有一些“方法”。我简单叙述一下，也是对自己过往的审视和观察。

1、直觉体察。判断力来自哪里？首先是个体的直觉，而直觉往往与人的情感、知识、经验有关。对一件事、一个现象的评判，表达出来可能是理性的，但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情与理则是混同在一起的。很多时候，个体朴素的认知、简单的常识，恰恰是形成论断的底层逻辑。

2、触类旁通。这个世界上，很少存在孤立的事件。一个事件之所以成为值得讨论的公共事件，肯定有一“类”这样的事件。而评论，则不妨找到这些“类”，立足于本体，触类旁通，提炼观点，无疑会更有说服力。

3、贴着事写。新闻评论本质上也是新闻的一部分，观点的输出，也是为了促进事件有所进展、公共利益可以实现。也因此，在写作时，最好还是贴着写，有所附着，深入到事件的发生发展脉络中写，而不要轻易拔高、泛化。即便有这样的需要，也要掌握一个分寸。

4、看评论区。社会是复杂的，人心是难测的，而评论赖以依托的新闻，也是会反转的。尤其眼下很多信息缺乏记者在场调查，很多都靠不住。如果在论证前多看看评论区，转益多师，可能在下判断的时候，就会多一些支撑点，而不至于人云亦云或者跑偏走远。

5、追溯历史。评论的厚度，一是来自于写作者的共情能力，二是来自于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些线头，服务于自己观点的输出。这种写法近乎杂文，但在浮萍式无根的论说环境下，显然更能体现定力和厚重感。

6、诉诸情感。如今很多评论需要面对的，可能并不是判断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回归人性、重申常识、打动人心。这也意味着，评论写作不妨多诉诸于人的情感，像对灾难的反思、对人情人性的礼赞等等，都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要像人一样去感知、表达、共情，就好。

这些都是一些粗浅的认知，具体的写作过程，往往更复杂，也更随性，很多时候，写着写着可能就会有了新的路径，但无论如何，让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打上自己的标签，顺从自己的意志，才能得心应手，自然大方。

高明勇：我知道您之前曾做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经常在各地去采访。这种经历对您从事评论写作应该帮助很大，您估计都有哪些影响？

胡印斌：在密集地写作评论之前，我是一个到处跑的记者。哪儿有热点、突发新闻，就会跑过去。国内省内的同行们也会互通信息，有几年时间，忙忙叨叨，一刻不得闲。到后来，就有点跑不开了，兴趣开始转向评论。

若说记者经历对评论员的影响，那确实很大。

第一，做记者的，即便不说是“零度写作”，也必须保持起码的克制，要完善证据链，连接信息点，并通过采访对象的表达来勾勒事件、逼近真相，任何主观的臆测都不应该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这也导致记者的情绪和价值每每处于抑制状态下。“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这句话或许不甚准确，但大体也能描摹那种憋屈的状态。而评论更强调判断，也更锋利，会让人不自觉爱上它。

第二，记者驳杂的知识、经验，以及与各色人等交流互动的能力等等，都能很好增强评论写作的“在场感”“现场感”“活人感”。特别是，记者的习惯是先问：有这事儿吗？这就会让写作者在做出价值判断之前，先搞清楚真伪，而不至于上来就断是非，而忽略真伪。这一点很重要，这些年来，我看到不少年轻的评论作者，一出校门就做评论员，一腔热情，满腹牢骚，各种看不惯、不满意，批评社会问题时也长枪大戟使劲抡，却连起码的真伪都不关心。

第三，社会热点也好，政策解读也罢，其他如文化科教等等，都不是简单的线性逻辑，而是有着复杂的成因和背景。作为一种“说服性文本”，评论写作需要调动很多资源，叙述的技巧、论断的时机、佐证的论据等等，都很考校功力。做记者时间长了，可能会在面对选题时能够快速拂去表层的杂质，抓住问题的关节，梳理出命题立意的角度。

高明勇：您既给报纸写评论，也给网站写评论，作为写作者，如何看待不同平台的发表标准，在写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区分对待吗？

胡印斌：报纸评论对于文字的长度比较敏感，所以一般会精炼些、精致些，当然也严谨些，对字句的斟酌，也要求更高，每一篇文章都会反复推敲，琢磨改定，尽可能做到“不易一字”。

网络评论则会宽松得多，最大的释放，可能就是可长可短，舒展多了，不必再焦虑写长了版面盛不下。也因此，给网络平台写评论最快意的就是可以写长点，可以“旁逸斜出”。另外，公众也好，编辑也罢，对网络评论的期待和要求，也与传统纸媒不同，可以更放松、更活泼、更大胆，有可能让思想多一些自由发挥。

当然，对于我个人而言，二者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本质上讲，我在写作时不会刻意区别在哪儿发表。毕竟，无论给哪儿写，写作者都应该秉持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都必须文责自负，都不能信口开河。这可能跟我是一个传统的、老派的新闻人有关系。还是放不开。

高明勇：之前的交流中，给我一个直接的印象，就是您的阅读量非常大，您如何看待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胡印斌：读与写，当然关系非浅。“博观约取”也好，“读写相济”也罢，强调的都是摄入与输出。涉猎既杂，泛览又博，自然就会掌握应对驳杂议题的知识底子，精不精或许谈不上，但至少会有些应对的底气。此前沪上一位著名评论员曾说过，一个优秀的评论员，要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具箱，可以随时针对不同的话题给出中肯的意见（大意如此）。这话说得实在，社会生活如此丰富，各类话题层出不穷，作为一名职业观察者，当然应该有更多的工具和方法。而构成这些工具和方法的来源，除了亲历的生活经验，便是汲取他人经验，也即是阅读了。

阅读为写作提供素材与视角，写作则促使阅读更深入系统。没有足够输入的输出如同无源之水，而缺乏输出的阅读也易流于浮泛。每一篇文章都是对所读所思的一次检验，通过写作，零散的知识才得以整合成见解。尤其在评论写作中，观点的水位、逻辑的层次、用词的分寸，往往都藏着长期阅读积累下的判断力。可以说，写是读的深化，读是写的支撑，二者良性互动，互为因果，循环递进，相得益彰。

就像 AI 使用一样， AI 能输出“大差不差”的内容，前提也是很多人讲的“训练”，也即，它也不能凭空生产内容，需要大量的“投喂”，让它产生“意识”，进而完成与我们的对话。如果把 AI 比作人，训练它，就是相当于让它阅读。

这些年来，我确实读了不少书，追逐新书、热书，而不废旧书、典籍，这些确实给评论写作带来很多便利，好多事早已有之，好多人并不陌生，两相参照，便愈发感觉到某种反讽或者说悲凉。2007年，我有感于彼时社会上对一些诗人自杀表现出来的亢奋，乃至赞美的倾向，写了《从人大博导之死看自杀文化的阴谋》，我写道：“透过纷纷攘攘的对于诗人之死的悼念文章，我感觉到，歌颂以死亡求得生命尊严的论调，似乎隐含着一种类似于‘谋杀’的意味。对胡河清如此，对海子如此，对现在的余地、余虹也大都如此。”“这种鼓励放弃、歌颂自杀的论调俨然已经形成一种‘自杀文化’。似乎只有放弃了自己肉身的生命，才是有尊严的生命，才能剔除日常生活的繁琐和平庸，才能够充分表达与这个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庸俗化倾向的不合作。”这些意见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而这也是我从大量阅读中拂去层层杂物而提炼出来的。此种对于诗人之死的“装修式”赞美，并不符合人性，也不值得赞美。我们当然要尊重个体的选择，但必须先珍重生命。

高明勇：有没有独家的读书方法？

胡印斌：我很喜欢沪上学者王元化谈读书时引用熊十力的一句话：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其实，这句话熊十力也是引用朱熹的。我以为，这八个字道出了读书的方法。当然，如今人们都忙，干什么都求快，读书也是这样。但不管怎样，学思、学思，多一些思，对于表达成文，总归是好的。

人必须先读很多书，然后沉默。对于评论写作而言，读书其实也有一定的阻滞作用。随着阅读量增加，人们接触到更多复杂观点和证据，容易对简单化言论失去兴趣，甚至产生“认知孤岛”效应，即难以与他人共享深层思考‌。这也是很多评论作者到后来不愿再写的原因。盖因“不解渴”耳。

高明勇：我记得您之前在华中科技大学有一次讲座，题目是《新闻评论：情绪何解，情怀何为》，提到情绪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的偏差，但也是评论写作的柔顺剂。这让我想到梁启超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评论写作中情感与情绪关系的问题，一个是评论写作中的理性与感性的关系。

胡印斌：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字客”，所思所念，所申所论，往往止于操作，缺乏学理性。像评论中的情绪与情感、理性与感性等诸般关系，可能早就意识到了，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缜密演绎、严谨表达。

此前去大学里谈评论的情绪，也是尝试着捕捉自己认知到的一点“情绪”，谈的也极浅。不过，多年过去了，外部环境又发生了变化，评论而有情绪、有情怀，似乎较之以前更为凸显。

宏大叙事中的种种浓烈情绪，如今已成常态，自不待言，就连一些社会热点的评论，也情胜于言，有的甚至就完全是一团情绪，甚或一次骂街了。特别是，随着自媒体的火爆，不少机构媒体的评论受此影响，也开始瞄着人们的兴奋点使力气，各种情绪撩拨，让人瞠目。过犹不及，这其实有点走偏了。

我以为，纵然如此，也不能因为舆论场上的情绪宣泄而否定情绪在评论中的注入。

高明勇：现实写作中，不少人容易把情绪、情感、情怀这些概念混为一谈。

胡印斌：情怀是评论的柔化剂，运用得体，不仅不会妨害理性，反而会因为某种触及内心、诉诸情感的内容，强化理性表达。从接受美学的层面讲，入口小一些、感受细致一些，可能有更多的人愿意听你讲道理，你的理性分析也更容易入心入脑。

比如我在写《发现范雨素，看见底层留存的诗意》（凤凰评论，2017年）一文时，就写道：“而在一个社会剧变的环境下，大时代的激荡与个体的颠簸往往会产生令人目眩的回旋，呈现在文学上，则是一个个粗糙、鲜活、激情四射的生命个体。余秀华是这样，范雨素也是这样。并不是说她们意在兜售自身的苦难历程，也不是说有搞文学的自觉，而实在是充盈的生命需要一个表达的出口与方式。”

人的世界不只是理性世界，还有情感。二者往往很难泾渭分明，也因此，公共场域中，有情怀的文字总是比冷酷的文字更有感染力。无论是质疑，还是感动，无论是呐喊，还是闲庭信步，多一些推己及人，多一些人情味，其文字自然会拥有力量。

梁启超认为人类生活除了理智之外，还有情感，情感“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是宇宙间的一种大秘密。”提出了著名的“情感中心说”。“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絜，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

说起梁启超的文章和讲演，确实情感充沛，如大雨滂沱，泥沙俱下；如大河奔流，浩浩荡荡。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文中写道：“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

不过，正如马少华师所言，评论的专业性仍需平衡事实判断与情感表达。‌有情怀，但要克制情绪；可言情，当以理性中和感性。而克制、中和之所以被重视和推崇，恰恰是因为克制之难。毕竟，评论中的情怀、情绪、情感本来就与理性、理论、理想是一体的，不能分开，也不必分开。

高明勇：写评论这么多年，您有写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独家秘诀吗？

胡印斌：之前明勇曾提到，评论史有“文人论政”、“学人问政”两个显著的传统，这一说法确实让人骤然间思接千载、神游万里。不过，我补充一点，其实应该还有一个“庶人议事”的传统。从“夥颐！涉之为王沉沉矣”，到“彼可取而代之”，再到摇木铎而采风、古诗十九首等，都属于应该被打捞的“沉默的声音”。这些来自众人的说法，当然比不得文人和学人的精致表达，逻辑性、专业性等等都谈不上，但一样生动活泼，有一种郁郁勃勃、不平则鸣的恢弘气魄。

当下的网络评论，我以为虽然仍推“文人论政”“学人问政”为主流，但却不可小视“庶人议事”的影响。

很简单，社交媒体的交互性，让表达的门槛大大降低了；而民智开化，也让众声虽喧哗但却有共识成为可能。这也意味着，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打量评论写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就主题而言，关心国计，也要关心民生；关心国计民生，也要关心世道人心；关心国计民生、世道人心，也要关心个体悲欢、人性幽暗。也就是说，评论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主题也越来越趋近于真实生活中的人。重要性原则、专业性原则，固然不可偏废，但人们可能更喜欢个性化原则。或许有些稀碎，或许不无絮叨，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仍属于真实的困惑、不平乃至愤怒。

就像很多人总是嘲讽，多个平台的热搜，实在是鸡毛蒜皮、鸡零狗碎、鸡同鸭讲等等，事实也确乎如此，但如果深入到生活的表层下边，就会发现，每一条“热搜”后面，都蕴藏着丰富、杂乱的人生世相，不可忽视。同样的道理，人们为什么能够欣赏《清明上河图》的杂乱，却每每在做评论时非要正襟危坐呢？即便说评论是现实的镜像，则这个镜像也应该尽可能多些样态吧。

直接点说，在选题上，不妨多从评论区里寻找。那里有真实的思和痛、爱与愁。

高明勇：这些算是评论的认识论，写作的方法论呢？

胡印斌：就方法论而言，我以为，至少应该有如下几条意见：

1、问题意识。作者所论者、所问者、所议者，都应该是真实的问题，而非个体的小情绪，随性的小品文，而是指向问题和现象的。感觉到了不对劲，发现了不公平，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评论之所以深深地扎根于新闻里边的原因。很多时候，评论甚至就是新闻的一个侧面，或者可以称之为观点新闻。

2、应然原则。不管事情有多离谱，也不管行为有多恶劣，我们始终相信，一件事情、某种现象，总该有它应该的样子，这就是应然原则。这是错之为错的原因所在，也是希望、美好、正常之所在。我们愤怒于某些错的、坏的、恶的行为，但依然对这个世界保持足够的信心，依然相信应该有一个理想在遥远处。

3、同情之理解。任何事情都是复杂的，有着个体、社会乃至历史等种种背景，也与实际操作、影响因素乃至偶发事项等有关系，评论当然可以直抒胸臆，指点江山，但也要多了解一些人情世故，多掌握一些个中肯綮，这样，在写作时，自然游刃有余，而不会总是说一些正确的废话，却与事件缺乏血肉撕扯之联系。

高明勇：您为“政能亮”写过不少评论，有些也被中央人民政府网站转载，从作者视角，如何理解政策解读性的评论？

胡印斌：说起参与“政能亮”的写作，这要特别感谢明勇的提示启发。“小叩小鸣，大叩大鸣”“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这个意思。我对评论政府治理本来就有兴趣，但系统性、深入解读政策，并力求打通堵点、消除盲点、补充漏点等等，还是要从写作“政能亮”开始。

在所有的治理环境中，政府决策和施政行为往往被认为是重大的环境变量。但是，政府推出的许多重大政策涉及较多的专业领域，要让公众不仅能看得到政策，还要看得懂政策，能够按照政策去办，就必须加大分析解读和预期引导的力度。

2016年初，“政能亮”闪亮登场，成为政策解读、治理评判的绝佳实践。我幸运地成为这档时政评论名栏目的第一篇文章《总理何以一再喊话“城镇化”》的作者。而这一年，也是我勤奋的一年，为政能亮写了约50多篇文章。列举一些标题，《国务院都回应关切，地方也别闲着》《消除对“人”的束缚，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核项目不该“闹大”了才告诉民众》《规范辅警参与执法刻不容缓》《投资不过山海关凸显东北营商环境须改善》……可谓热辣滚烫，不少文章被中央人民政府网站转发。

其中2016年2月28日刊发的《又到两会，部长们应该多出来走两步》，表达了公众在两会期间希望和部长们实现更多、更直接的互动。随后春节后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国务院各部部长、直属机构主要负责人都要主动召开或者出席新闻发布会，积极回应舆论关切。

高明勇：为“政能亮”写评论，比较写其他评论，有什么特别吗？

胡印斌：像这样政论类的评论写作，我一般会把握两点：

一是自上而下谈打通堵点，强调落实之策；再就是从基层老百姓的角度谈问题，寻求破解之道。

这里边有没有个性表达的空间？当然有，每一项政策都对应着毛茸茸的现实，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宏观回应，评论既要把政策讲足，也要把问题点破，这样上下就能贯通，也会让人对政策有一个直观、形象的理解。

这里边可不可以质疑？当然可以，政策本身已经经过多轮征求意见，但在具体的落实中，仍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理解偏差，而评论则不妨把这些或然的东西讲出来，也是为了政策得到更好落实。

高明勇：过往经历中，写过大量的评论作品，有哪些是自己满意的代表作？

胡印斌：说来也惭愧，写评论快20年了，大概写了几千篇吧。这些文字或许当时也可能溅起一点水花，招惹来一些关注，但大多数作品都随风而逝，成为舆论场上的分母。这也很正常，就像你所说，中国的文化人向来有“文人论政”的传统，也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不切实际想象，总是过于夸大文字的力量。必须祛魅了。

随机列一些题目吧，《谁为王益披上音乐家的新衣》（2008年），《虚火上升的“孔子”:不过是“文化热”的符号》（2010年），《老领导当新会长也是一种权力变现》（2013年），《从周口到沛县，强制平坟何时休》（2014年），《悲伤的头七，我们怎样“在一起”》（2015年），《公审周永康，是祛除政治传言的利器》（2015年），《人心何以是“最大的政治” 》（2016年），《官员“装儿子”只是为了应付考核吗》，《最高检介入“辱母案”：正义不会缺席》（2017年），《“流动的中国”需要开放的异地教育》（2019年）等等。其中有不少作品，都是您负责凤凰网评论部的时候应邀写的。

高明勇：为什么是这些作品？

胡印斌：我珍爱自己写下的所有文字，这里列举的，只是举例而已。我有着很强的草根意识，愿意发现寻常的美好，所以我关心范雨素，魏则西、余欢，灾难中的个体，进城无着落的孩子，对于他们取得的成绩、遭遇的不公往往会感同身受，愿意为之鼓与呼，哪怕我的声量不大、影响微薄，多少也是我的一份心意。

此外就是批判意识，公平和正义不会因为这个社会上有数不清的正能量而自动到来，还在于对形式主义、拍脑袋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的批判。“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社会不平等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现象，它体现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多个领域。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持续奋斗，我们才能够逐步减少和消除不平等现象，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和融洽的社会。

高明勇：您认为一篇“好评论”应该是什么样，有没有具体的评价标准？

胡印斌：马少华老师认为好评论的根本在于判断力。‌判断力体现在对事实的解读、价值的权衡和政策的分析中。好评论应推动认识从事实判断上升到价值判断和政策判断，形成多层次论证。评论者应在关注公共事务中不断探视事件真相，逐步建立稳定价值观。

我特别认同少华师的这个论断。这种判断力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评论写作中，也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处世立身上。

补充一点，除了判断力，我想，世道人心也许是当下评论稀缺的一种素质。

何为世道人心？从入世的角度去观察时事，躬身入局，感同身受，身体力行，这其实也是一种代入。苏东坡写制，是模拟帝王心法，写给臣下，而评论员展开批评，也应有所揣摩，揣摩决策者、施政者以及一般民众，如此，就会多一些体察，不止于两张皮。

再就是从人心的角度体会冷暖，要在文章中看到人，看到人性的闪光，而不是一味讲应然或然。人之为人，正在于人有情绪，有情怀，文章不是冷冰冰的死文字而是活生生的心灵档案，正在于能触及人心。以情动人，从来都是说服的必要路径。

我特别喜欢王元化的文字，他看似冷峭的文笔，往往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和强烈的反思。洞悉世道人心的温润，老吏断狱的老辣，都在简简单单的文字中，确实了得。

高明勇：您如何为今天的评论下定义？

胡印斌：我当然不可能给今天的评论下定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些描述。

一切表达均是评论。这是就当下众声喧哗、群议纷纷的现状而言的。我有一个习惯，平时网上看信息，喜欢看评论区。我以为，透过“评论区”可以窥见一部分真实的舆论场。谁说这些只言片语不是评论？

近来有空就翻翻苏轼文集，赋、策、论、说等自不必说，就是那些以前不愿意看的那些疏文、祝文、赞、制等等，也意见纷纭，新意迭出，颇有可观处。这些东西都集齐了，才是一个元气淋漓的苏轼。

学者葛兆光认为，思想史并不只是孔孟朱王等大块头的排座次，历史上，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播往往是通过各种最普遍的途径来实现的，比如观剧、普及性教育、大众阅读等等。以此来看当下的评论，我们完全可以放下所谓的门禁思维，少一些门户偏见。

当下正值变革期，新闻评论界切不可自树藩篱，自我设限，不妨多一些开放思维，包容意识，善于接纳各方来风，杂糅异质文化，让评论的肌体更强壮。像之前杂文对时评的排斥现象，不应该再发生了。

评论并非简单表达。评论之所以成为一种问题，仍在于其有一定的技术，需要训练、修习，而非一蹴而就。我们既不能为了文体意识而抛却问题意识，也不能只强调问题而忽略文体建设。

评论从古代的文论、杂论，以及现代的“新民体”脱胎而来，经历了漫长的生发期，也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本身就是为了表达人们的复杂意见、情感乃至价值观的，不可轻易言废。

近来随着视频的勃兴，一些以评论之名的简单粗暴的判断大行其道。这显然是不利于人们的精密思维的，相信也会是一阵风，随风飘散的。

高明勇：如何看待未来“评论的下一步”？

胡印斌： 如何看待“评论的下一步”，我倒乐观得很。

评论不可能独存，而必须附丽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志。只要生活一刻不停，只要人一直在思考，则评论就会有市场、有出路。

我们这个国家，尽管曾经灾难深重，但却永远活力满满，生机勃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也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也罢，都是评论人面对的场景。赞美之和声，与针砭之诤言，不可偏废。

而随着民智已开，社交媒体已成生活常态，在“文人论政”“学者问政”之外，“庶人议事”更是浩浩荡荡，不可阻遏，有如此庞大宏阔的底座，评论自然会越来越充满生机和活力。

当然，“下一步”也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比如更“个人化”，发现个体是现代社会最可珍视的价值，每一个人都重要，都该被重视；比如更“分众化”，评论会越来越触及更多细分领域，针对不同的人和事；比如更强调法律、道德，社会有规矩，评论有边界。

而无论如何，公平、正义、人情、人性都是评论必须恪守的底色。什么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些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