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将城市掷归地方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受聘“城市观察员”之初，我思考最多的两个问题是“为何观察”和“有什么用”，真正开启观察并源源不断撰写观察作品以后，我思考最多的两个问题是“谁来观察”和“观察什么”。期间，我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如何观察一座城市的生命力》，并结合这四个问题进行探讨，比较“城市观察”与一般观察的差异。

对于醴陵，我更感兴趣的是这座城市的软实力、生长力和生命力。软实力方面，我考虑更多的是方法论问题，即把城市作为方法，让方法回归问题；生长力方面，我考虑更多的是认识论问题，即将城市掷归地方，从地方重思城市；生命力方面，我考虑更多的是本体论问题，即化城市融为生命，用生命延续城市。这三个层面的思考，也在逐步呈现为三个系列的城市观察，这样才能观察到更具体、更清晰、更宽阔、更真实的城市。

“将城市掷归地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在一次主题演讲中提到的城市史研究立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研究城市史的基本立场，即是否应将城市视为一个至高无上、统帅一切、引领历史发展方向的综合体。“最容易让我们感受到其表现的，就是作为现代化表征的城市化进程，如今我们所谈论的城市化实际上已成为现代化的同义词。”

其实，正因为此，不单单是城市史研究，城市观察同样如此。“将城市掷归地方”，此处刻意选用“掷归”而非更常见的“置归”，也是在强调这一动作所需的主动抉择的勇气，以及突破抽象牢笼的决绝，这不仅是地理意义或学术意义上的回归，更是一种研究姿态与认知方式的转向。

当“城市化”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城市观察已经不仅仅是观察单纯的“城市”，可以涵盖“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等诸多议题，这也可以视作观察城市生长力的认识论。

“将城市掷归地方”，需要将作为过度抽象的“城市”掷归更具体的“地方”。在今天的语境下，“城市”往往会被当作抽象的概念来探讨，道理很简单，只有高度“抽象化”以后，才便于展开论述，而特大城市、一二三线城市，县域城市，乃至被网友调侃的“十八线城市”等，虽都叫做“城市”，却是千差万别。就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城市漫游者”，也是在城市漫步的观察者，不是那种每个城市都大同小异的咖啡馆，而是在醴陵瓷厂老街的咖啡馆，“午后三点的阳光会透过那扇老钢窗，在斑驳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好看的光影，配上一杯手冲瑰夏，时光仿佛慢了下来。”只有掷归更具体的“地方”，“城市”的特别性才能从一般性中抽离出来，从抽象的概念走向具体的画像。醴陵瓷厂老街的烟火气，正是这座城市生长力的具体表达。

“将城市掷归地方”，需要将作为模糊印象的“城市”掷归更清晰的“地方”。对于普通人而言，虽然很多人生活在某个“城市”，可是真正熟悉的可能只是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某些街区，某条交通线路，以及某些领域，即便是城市的河流、湖泊，也只是某些片段，这些地方是“清晰”的，而更多的地方是“模糊”的，这种“模糊”的影响来自身边人的口口相传，来自手机上不断刷到的资讯，来自不断浮动的信息网络虚构出的城市印象。朝夕相处，沉浸其中的城市，可能更模糊，只有当清晰的“地方”版图不断扩大，城市才能走出模糊。就像童话中用双手去摸大象的那几位“盲人”，清晰的尾巴，清晰的大腿，清晰的鼻子，清晰的肚皮，拼接起来，才能让“模糊”的大象“清晰”起来。外界对醴陵的印象，是停留在模糊的“千年瓷都”标签，还是能清晰地说出釉下五彩瓷的1380℃高温？人们对醴陵的认知，也是从熟悉的陶瓷厂、渌江边的街区开始，逐步拼接出完整的城市画像。

“将城市掷归地方”，需要将作为整体形象的“城市”掷归更宽阔的“地方”。公共语境中的“城市”，都是作为整体出现的，而“整体”则意味着往往是孤零零的整体，与其他方面相切割的整体，这样的整体才便于进行系统性论述。正如赵世瑜教授所言，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它的规模大小还是行政层级高低，它都孕育和诞生于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地方的组成部分，又逐渐成为这样一个地方的领袖。因此，要深入了解一个城市，就必须先了解一个地方。这样才能洞察这座城市自该地方演变而来后，与蜕变前呈现出的种种差异。广大的县域城市，更多的是在“乡土中国”的“地方”上生长的，在更宽阔的“地方”，才能看到更为整体的“城市”。以醴陵为例，作为县域城市，如何在“乡土中国”的基座上生长出独特的产业与文化，比如花炮产业，从曾经的乡土作坊到如今的全球产业链的演变。同时，整体的“城市”背后，隐含着人才、产业、教育、传媒、文化等一个又一个垂直而又宽阔的领域，“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源于此，“牵一发而动全身”，亦源于此。

“将城市掷归地方”，需要将作为虚幻镜像的“城市”掷归更真实的“地方”。曾有不少人感叹，“家乡容不下肉身，城市容不下灵魂”，“灵魂”是“虚幻”的，而“肉身”是真实的，这句话之所以能引起更大范围的共鸣，就在于城市往往会流露出“虚幻”的一面，这种“虚幻感”弥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升腾在一个个真实的生活场景。最为典型的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庞大的流动人口“进城”，无论是正在步入历史尘烟的父辈“农民工”，还是已成为城市“骑手”等群体主力军的“漂二代”，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与“地方”之间迁徙。历史上看，醴陵也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即便今日，依然有不少的“新醴陵人”扎根于此。正是在这种“肉身”与“灵魂”、“迁徙”与“扎根”的持续张力中，地方的真实性得以动态地建构，城市的镜像也由此变得复杂而深刻。

对我来说，“将城市掷归地方”，也是将作为城市的醴陵掷归“地方”，这个“地方”是步入拐点的城市进程，是激荡不已的湖湘文化，是若隐若现的全球网络，是生生不息的乡土中国，更是散布在醴陵角角落落里的“生长力”，韧性，向上，透过这些“生长力”，可以看到“县中的孩子”如何改变命运，可以看到“网红城市”是如何“吃”出来的，可以看到花炮声声里的治理逻辑，可以看到陶瓷之旅里的“全球地理意识”，可以在“来来往往”中解码那些流传已久的人才故事。

因此，观察醴陵的生长力，不仅是观察一座中国中部县域的突围，更是观察“乡土中国”在现代化浪潮中，如何保有并焕发其内在韧性与升级密码的过程。“将城市掷归地方”，最终是为了让“地方”照亮“城市”，让每一座城市的独特性，都能在对自身脉络的深刻溯源与宽阔连接中，找到那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