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县中的孩子”如何改变命运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醴陵城市观察员

2025年的最后一天，一则新闻为醴陵的教育画上了年度的句号，就是醴陵第一中学教育集团建宸高级中学正式揭牌。而在2025年年初，醴陵六个中小学教育集团先后授牌，涵盖全市13所中小学。

此举意在深化教育改革、拓展优质资源共享，是醴陵打造本土化教育品牌的一次重要探索。当地期望共守育人初心，共促资源融通，共创特色品牌，惠及师生，走出一条具有醴陵特色的集团化办学之路，打造叫得响的教育品牌。

留意到这个新闻，也是因为我最近几年在关注县中教育，关注“县中的孩子”。人们常说，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对于“县中的孩子”来说，更为关键，尽管还有不少人似乎并没有因为读书而真正改变命运。我更关心的是，该如何破解“县中难题”？这些年，关于“县中”的种种变化，对于“县中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她们如何改变命运？

一、“县中孩子”何以成为问题

为什么“县中的孩子”再次成为公共议题？某种程度上，与两位学者的调研作品有一定的关系，一个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林小英老师的《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一个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杨华老师的《县乡的孩子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一南一北，两位知名大学的学者同时聚焦同一主题，一个从教育学入手，一个从社会学介入，其中呈现的案例与数据都让人甚为震撼。

有调研显示，中国近2000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中小学生，他们的教育现状被认为是最真实的中国底色。在现实语境中，围绕“县中的孩子”是一个又一个的棘手问题和舆论热点：小镇做题家、教育公平、超级中学、县中衰落、分班管理、校长治校、学生沉迷游戏、校园欺凌、非教学任务大增、青少年抑郁、家校关系、陪读妈妈、“双减”政策及其执行、普职分流、寄宿制、“教育新城”……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展开，每一个问题也都很难有标准答案。衡水中学、苏北中学等一些学校的尝试，也往往容易成为热点。

当然，两部作品都在探讨，县域教育到底该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林小英老师说，在给国家审计署授课“公共政策评估”的课程时，以教育领域为例，花了12次课共24个小时才能讲明白，如何循着从对政策的“问题构建”开始进行“政策质询”，怎样走完“执行监测—绩效评价—预测未来—建议行动”四个大的步骤，才能知道改进之道是什么。而不同省份的县域教育大相径庭，无法针对不同的问题开出同一的处方。作为教育专业的研究者，如此感慨，也说明县域教育的复杂性，常见的校长培训、教师轮岗、资源配置、薪资倾斜、校额到校、评价机制等方法，“落到一个具体的地方去细细地思考怎么做，依然会发现困难重重。”

杨华老师则感叹，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感到当前学界对县域教育的现象和问题严重缺乏调查研究。中国教育研究缺的不是经验，而是发现经验、获取经验的眼光和勇气，也就是需要迈向田野。他提出，县域教育要给学生以出口，就需要办好县中。县中是县域教育的龙头和旗帜，也是县乡孩子们的希望和出路。这不是说县里每个学生都需要通过县里一两所优质高中考上大学，而是说县中具有龙头带动作用。县中办得好，每年都有清北生或高特控率，意味着县域教育有质量，县乡的孩子们就不需要从小学或初中开始就到地市、省会城市求学，县里各学段优质生源就能留下，优秀师资也会留下。

对我个人而言，这些问题都不陌生，我的初中是在“乡中”度过，高中是在“县中”度过，书中提到的案例都似曾相识，谈到的数据都感同身受，一些场景更是历历在目。

“县中的孩子”以严肃的调研作品的方式进入公共视野，既是意料之中，也是势在必然。当学术研究将“县中困惑”的结构性困境呈现出来，那些在现实中积极应对、试图破局的县域经验就显得尤为珍贵。在这方面，湖南醴陵提供了一份值得细察的样本。

二、作为县中的“醴陵一中”

作为这样一个备受瞩目的“样本”，“醴陵一中”是如何应对普遍性的“县中困惑”的？2025年10月，在其建校12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校史馆里密密麻麻的校友名单，眼花缭乱的各级奖杯证书，引起我的好奇。随后，我专程走访校园，试图从三个维度寻找线索。作为县中的“醴陵一中”，都做了什么？如何培养“县中的孩子”？

第一个线索在“传说”中。在《岁月留芳：校友名录》中，我看到的是翔实的师生名单，就像当年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时提出的“序长不序爵”，按照入学年级排名。醴陵一中历经渌江中学、县立中学、醴陵师范之沿革，1951年与遵道中学、湘东中学合璧，定名醴陵县立第一中学，1953年正式冠“湖南省醴陵第一中学”之名，沿用至今。如此一波三折，要想整理出完整的师生名录，实属不易。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有那些短训班、电大班的校友名录，如电大师专（1985—1988年）、师范速成班（1952年7月）、师专班（1958—1959年）、六五届中师班1班、转湘潭师专政干班十人名单、师资培训班学员（1969—1970年）、电大师专班英语（1986—1989年）等。看班名就能感受到，整理工作力争“一个都不少”。我在醴陵市图书馆查找资料时看到《醴陵一中校友录》（第一集），90周年校庆纪念册，当时同样在如此整理。

在《岁月留芳：一中记忆》中，历届校友的点滴回忆，饱含深情。学者陈平原曾说，大学传统的延续，主要不是靠校史馆，也不是靠校长演说，而是靠熄灯后学生们躺在床上聊天，或者饭桌上的口耳相传。这些在大学校园里广泛传播的雅人趣事，真假参半，代表了一代代大学生的趣味、想象力及价值判断。故事化了的“老大学”才可亲可感，中学同样如此，那些校友们的“一中记忆”，其实就是镌刻在校史上的“传说”，透过这些“传说”，可以窥见曾经“县中的孩子”是如何改变命运的。

第二个线索在“校园”中。学生们每日朝夕沉浸的校园，尤其是那些耳濡目染的细节，最见精神。在醴陵一中青云山校园中，有一个被称作“树林图书馆”的图书馆，曾获得素有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美国缪斯设计奖”。醴陵一中图书馆在建造时，为了保护古树，图书馆的大厅开了很多“洞”，让古树能够穿过存活。所以，走进图书馆，就像走进了树林，山上的古树与历史建筑融为一体。离开醴陵后，图书馆门前那几棵穿过“墙洞”依然茁壮生长的香樟树时常浮现在眼前，其实，这也是一种隐喻，无论是自由生长，还是在“局限”中生长，每一棵树都给予足够的空间。据1988年《醴陵文史》“教育史料专辑”记载，早在1981年，该校不仅创办初中实验班，以语、数、外三科为主既改教材又改教法，还创办了两个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同时，又办了一个计划外“差生”实验班。对于教育者而言，不因学生的“位置”不妥而放弃，还会提供相应的成长空间，在幼小的心灵种下“公平的种子”，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风景”？！

第三个线索在“课堂”中。《醴陵市第一中学：寻找向上的精神力量》（《湖南教育》2025年第8期）一文中提到不少“课堂”的故事，其中提到学校自2022年始开设新闻时评课程，让我倍感亲切。于我而言，职业生涯与“评论”几乎是密不可分，编评论，写评论，教评论，担任评论评委，组织评论评选，大多与大学有关，很少看到有某个中学如此重视评论。

文中介绍，从高一年级起，就开设了新闻时评课程。时评课上，他们聚焦公共事件，多维度切入社会肌理。字里行间，既有对国际局势的冷峻思考，也有对民生议题的温情关注。每周会安排专门时间组织师生观看语文组精心准备的“一周新闻集锦”，内容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观看结束后，大家再对自己感兴趣的新闻做出评述。优秀评论作品，会登上学校相关的公众号进行展示，并汇入《醴陵一中新闻评论汇编》。每学期，还有几场全校性的新闻评论现场写作比赛，学生参与积极。

评论写作对中学生意味着什么？大而言之，可以在学生时代就养成关注社会现实的习惯，提高时事敏锐度，提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感，小而言之，可以训练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而训练甄别信息、鉴定真伪、判别是非的判断力。可以说，新闻时评课程不仅是写作训练，更是应对“小镇做题家”思维局限、培养其公共视野和批判性思维的一种主动尝试。

从“传说”到“校园”再到“课堂”，以校史文化凝聚教育共识，以校园空间承载教育理念，以思辨课程培养公共意识，为学生提供自由生长的土壤，打破“小镇做题家”的思维局限，这是改变命运的核心能力之一。

三、关注县中就是关注县域未来

醴陵的“县中”，除了一中外，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八中等其他几所学校同样不可小觑，各有可圈可点之处。我选择把1986年作为节点来观察，原因有三，其一，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1986年正好是政策施行第一年。其二，1986年是恢复高考十周年，由此反观中学教育，也是个合适节点。其三，就醴陵而言，除了历史上的《醴陵县志》，具有现代意义的《醴陵年鉴》创刊于1987年，虽属无奈之举，也算巧合。当然，1986年距今正好四十周年，也可以作为一个完整周期来观察。

据1987年《醴陵年鉴》记载，1986年，醴陵全市有中学81所，其中完全中学和高级中学17所。在校学生30686人，其中高中学生5630人。其中考入大学本科179人，大学专科235人，中专148人。

为便于比较，我特意查阅了故乡河南省新郑市的《新郑县教育志》，醴陵与新郑颇多相似之处。二者同为中部县级市，醴陵距离湖南省会长沙市100公里左右，新郑距离河南省会郑州市50公里左右，醴陵1985年撤县设市，新郑1994年撤县设市，1986年时，醴陵全市人口87万左右，新郑全市人口54万左右。此外，结合县域发展来看，二者差异较大，醴陵拥有陶瓷（含电瓷、日用瓷、艺术瓷、炻瓷）、花炮（烟花爆竹）、服装三大支柱产业，新郑当时主要以农业为主，工业刚刚起步。

1986年，新郑全市有94所中学，其中高中6所，初中88所。招生数高中1324人，初中7625人。毕业数高中1318人，初中5007人。当年大中专录取289人，其中重点22人，大专183人，中专84人，另有小中专125人。

高中在校生与大中专录取人数的比例，醴陵均高于新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三湘第一县”，醴陵当时蓬勃的陶瓷、花炮产业，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更可能与本地重视实用技能和人才培养的教育生态形成了良性互动。

这种历史上产业与教育相互滋养的传统，为今天醴陵的教育创新——从集团化办学到新闻时评课——埋下了深层的文化基因。它提示我们，县中的突围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与地方的经济文化血脉相连。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城市的发展与当地基础教育的实力几乎是正比例关系。换句话说，关注县中的发展，关注“县中的孩子”，也是在关注县域的未来。就像作家路遥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平，如果不能如愿考入大学，该如何度过一生，该如何改变命运？县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著名杂文家，也是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教师的吴非（原名王栋生），曾撰文《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新民晚报》2004年9月26日）指出，教师应当教育学生一生追求真理，这样他们才能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能不断地挣断缠绕过来的锁链，有自己的人格追求。教师给学生心灵世界种下一粒什么样的精神种子，学生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所以教师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要为他们打好精神底子。

这个角度看，“县中”与其他中学没有特别之处，反倒是相比大城市的中学，为学生“打好精神底子”更为重要。二十年前，我曾在南京外国语学校采访，并撰写《南外学生“民选”实验观察》（2005年9月29日）。自1985年开始，该校通过竞选选拔学生会干部，这既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会换届改选的唯一方式，也是南外学生自治的法宝之一。

记忆深刻的是当时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处编辑的《中学生社会能力培养文集》一书，里面收录一篇论文《让学生做自己的主人》，作者徐彦文曾任该校团委书记和学生处副主任。文中如是总结：“素质教育的过程已经发展到从重视训练到重视发展，从重视结果到重视过程；并特别强调学生主动发展的过程，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在他们当中蕴藏着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完全有能力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教育者应该充分相信学生，依靠学生，创造条件，让学生成为自己的主人。”

“县中的孩子”中，相当比例来自乡村，上升渠道相对有限，“县中”因而被许多家庭视为“跳农门”的跳板，甚至是“救命的稻草”。这凸显了县中教育的特殊重量——它承载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个家庭、一个地方对命运转机的全部寄托。

因此，办好县中，其意义远超教育本身。醴陵的启示在于，理想的县中不应仅是“逃离乡村的跳板”，更应成为“照亮故土的灯塔”。它通过校史文化留住根脉，通过校园空间滋养心灵，通过思辨课程打开视野。其最终目的，不仅是帮助“孙少平”们考出去，更是激发他们未来建设家乡的意愿与能力。

从1986年的数据中折射出的教育与产业雏形的关联，到今天集团化办学与新闻时评课的探索，醴陵的故事表明，县中的突围从未孤立，它与一方水土的经济文化血脉相连。县中的价值，不止于培养“离开者”，更在于孕育“建设者”，它是一座桥梁，连接个体的突围与地方的振兴。

关注“县中的孩子”，本质上是在关注中国大多数普通青年的前途，而关注县中，则是在观察一个县域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底蕴与人才基石。

这或许是破解“县中困惑”的方向：让离开者拥有力量，让留下者看见希望。

让教育的光芒，既照亮远方的路，也温暖脚下的土，这本身就是对“改变命运”最深刻、最完整的诠释。在这里，“县中的孩子”的命运被改变，而最终，正是这些被改变命运的人，将重新定义他们身后那片土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