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王爱军：视频评论是又一次观点的“表达革命”

文/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王爱军先生是知名的媒体评论人，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曾在新京报评论部共事7年。

从报纸评论到视频评论，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近日，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王爱军先生，谈谈如何评价当下的媒体评论的趋势。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王爱军，笔名艾君。著名评论人。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副会长兼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先后写过近2000篇新闻评论，曾任新京报评论部主编、副总编辑，并兼任“我们视频”的董事长总经理。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

高明勇：记得十几年前我在新京报做评论时，有三句话印象深刻：“立于北京而怀远，彰显法治与人文，积极稳健有见地”。这是新京报评论的理念与方法。这个理念是如何确立的？

王爱军：这么久你还记得啊。这几句话在新京报刚创办的时候就确立了，当时的评论部主任是孟波，他首次提出这个理念，作为新京报评论的理论与方法。“立于北京而怀远”说的是评论的视野，“彰显法治与人文”说的是评论的理念和原则，“积极稳健有见地”说的是评论的方法论。

当时提出这个理念有个背景，就是整个社会对新闻评论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之前媒体界有个说法，叫做“配评论”，意思就是新闻写好了，发个短评在版面上“点缀”一下，都是急就章，一般也就四五百字。“配评论”意味着评论只是配角，依附新闻报道而存在，没有独立性。背后是评论在当时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而这个理念的确立，正式宣告评论作为一个独立的新闻体裁而开始屹立在新闻的“土地”上了。

高明勇：评论部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我们就是“搞评论”的。

王爱军：这个说的是评论员作为一个职业而存在。是的，从“配评论”到“搞评论”，标志着评论的独立性、专业性在逐步凸显。2003年底，随着新京报评论版、评论部的创办，评论文体如何确立自身的独立性，也成了一个必然面临的问题，因为它不再是以前的“配角”了。无论是独立机构，还是独立版面，都需要“立规矩”。

高明勇：如果说这三句话是作为机构媒体评论的理念与方法论，那么，您长期写作评论，评论员个人的认知与方法论是什么？

王爱军：我想核心价值和上面说的这个理念是一样的，毕竟机构的认知和方法都是通过个人工作来实现的，不可能有太大的偏差。比如我那时经常说，“站在城楼看世界，深入街巷写文章”。前一句说的评论员是要知道国家和世界的发展方向，把准时代的脉动；后一句说的是文章要有烟火气，知道大家的痛点，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

高明勇：回顾个人的写作生涯，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王爱军：要说“动力”，最早的动力可能是一种舒服感，哈哈。看到一些不好的事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批评它的文章发表出来被人看到，觉得一种舒畅。不过，我年轻的时候对言论就有兴趣，读高中时就在报纸上发表过评论，上大学时还办过油印报纸。大学时我用一年多的时间读了《鲁迅全集》，当时系统地读完，确实对我影响非常大。慢慢地从什么都写，到专门写评论。说到底是一种兴趣、执念、成就感，或者说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感，追求家国情怀，追求公平正义。

高明勇：业界、学界有一个认知，当代评论的发展1998年是个节点，您如何观察近三十年的评论发展轨迹？

王爱军：评论应该是最有时代特色的一个文体，从开始的“配评论”，到后来“独立评论”（独立文体，独立版面，独立部门）的出现，再到网络评论的流行，视频评论的崛起，以及今天面对舆论、面对互联网的写作，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近来有一些新思考，如果问一个人说他在“媒体”工作，那么这里的“媒体”指什么？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报社、电视台甚至门户网站这些传统媒体了，以前所说的新媒体早就不“新”了，当“新媒体”成为“媒体”，说“媒体”实际上就是指“新媒体”。所谓的主流媒体，就是“新媒体”，从业者不用想着版面，更多是考虑传播，如何面对舆论形态，包括写给谁看，谁会点赞，谁会反对，总之，需要重新定义“媒体”，而“评论”的定义也要随之重新思考。

高明勇：记得2009年咱们一起到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做讲座，您的题目是《成为“凳子上的演讲者”》，给人的印象，当评论员您似乎更看重“认知的高度”和“传播的广度”，是这样吗？

王爱军：成为站在凳子上的演讲者，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会演讲”，要懂评论，会写高水平的评论。一是“站在凳子上”，意味着需要依托一定的平台和途径传播出自己的声音。前不久我给一个城市的媒体从业者做了个分享，讲到在新的舆论环境下，评论该怎么做？就目前的舆论生态看，不少媒体评论的权威性、独家性和专业性都在削弱，不少评论员习惯于自说自话，不懂舆论，不懂传播，导致人们对机构媒体的评论越来越失去兴趣。反倒是不少新闻的“评论区”，真正是高手在民间，三言两语，高度、准确度、幽默感，都能体现，这需要机构媒体认真“反思”。

高明勇：那您认为目前的评论写作都有哪些问题？

王爱军：评论写作常见有三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一是“不说”，该发言的时候沉默，重要新闻面前的缺席；二是“白说”，树立一个虚拟的靶子，说些没用的话，或者是“正确的废话”，像前段时间鸡排哥、呆呆这些底层人物走红后，有评论说“一个人无法带红一座城”之类，这说明写作者不懂舆论的时代特点；三是“胡说”，说些错误的观点，说些逻辑谬误的观点。

高明勇：我看您最近也在关注新年献词的话题，以前在新京报做评论时，每年的新年献词都是报社和评论部的大事。现在怎么看？

王爱军：从社会情绪上看，有的新年献词为什么令人生厌？背后是“时代”在变，而新年献词的写法一直没变。我认为当下的“时代”有四个特点，或者四个称谓：一是“情绪时代”，情绪价值越来越重要，评论需和用户产生共情，当下，“每个人都不容易”可能是“主旋律”；二是“叙事时代”，写作要有人物、有故事、有细节；三是“下沉时代”，要知道老百姓的痛点是什么，生活在街巷、田野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四是“个性时代”，个人IP、个人特色的极致凸显。就像当年，为什么《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能流行打动人心，其实就是突显了“一个场景+一种情感”，其实就是和时代同频，戳中了每个人的痛点。

高明勇：如果今年您来写新年献词，会怎么写？

王爱军：如果今天让我来写，我会考虑刚才说的四个时代特征，我会讲讲本年度本媒体报道过的几个新闻人物的生活现状，或者身边几个朋友的生活，基本上是贯穿着“生活不容易，但会很努力”的时代主题，这和媒体要表达的主旨是一致的，但会让更多的人愿意读。不要远离这四个特征，不要被“新年献词”这四个字给框死，不一定都要登高望远、天下宇宙。我发现，很多献词写到“要关注个体命运”，那文章本身为什么不直接写写个体命运呢？

高明勇：做评论这么多年，有哪些代表作，或者记忆深刻的作品？举一两个例子。

王爱军：如果说记忆深刻，还是那些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创新的评论。比如，我写过几篇反对故宫门票涨价的系列评论，那是20年来前的事儿了。故宫当时也从善如流，没有涨价，到现在仍然可以说，故宫门票是中国门票性价比最高的景区。另一个是反对圆明园敷设防渗膜系列评论，就同一个事件连续发表14篇社论，可能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的先河。因为新闻和评论的关注，这些事情都有了好的结果。

高明勇：从“2005年圆明园敷设防渗膜事件”到现在，也有二十年了，如何透过这个时间看待“评论的力量”？

王爱军：好评论和新闻报道一样，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那些经典名篇在评论史上应该有其地位。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我们推出评论《面对灾难让我们启动哀悼仪式》，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评论提出降半旗为地震遇难者哀悼。后来国家在哀悼日这天全国降半旗。这也是国旗首次为遇难平民而降。这就是“评论的力量”。

高明勇：这些年评论界举办过不少的论坛、座谈会，很多作者都会感慨“评论的无力”，但同时又不停地写，作为评论部曾经的负责人，如何看待并缓解这种“焦虑”？

王爱军：只要评论的写作还在，还是要鼓励、致敬坚守者。评论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关注，一个是启蒙。作为写作者，不可能每一篇评论都振聋发聩，但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只要大家都来关注，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就是大家说的“围观的力量”。相反，如果某个坏人坏事发生之后，世界鸦雀无声，反倒是不正常的，评论和舆论的关注，会让每一个做坏事者心有忌惮。

高明勇：2008年，《新京报·评论周刊》和《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的创办在国内是最早的，随后不少媒体也都有类似的评论周刊，当时为什么会如此密集出现？18年后，如何评价“评论周刊”的价值与影响？

王爱军：2010年前后，是新闻的黄金时代，当报纸的评论版竞争越烈，“评论周刊”自然应运而生。可以说，“评论周刊”是一个标志性的产品，是最有高度、最有成就的产品。2012年后，传统媒体开始走下坡路，媒体环境、媒介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一个高潮的式微，或许意味着另一个高潮的到来。“评论周刊”的消逝，当然是一种遗憾，但也迎来了网络评论的兴起，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相信时代是前进的。

高明勇：我知道您最近这些年精力主要在短视频方面，接触短视频后，关于评论写作的认知有哪些变化？

王爱军：我是2017年开始负责“我们”视频，也是开始全面拥抱互联网，至今已近十年。从历史的眼光看，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普及，缘于机械印刷的普及，这是第一次“表达革命”。从白话文再到短视频，缘于智能手机的普及，这是第二次“表达革命”，预示着无门槛的“全民表达”的真正到来。

高明勇：你更看重文字评论还是视频评论，为什么？

王爱军：中国的短视频用户超过10亿人，这么庞大的群体，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可能会有人没有系统地读过书，但肯定几乎所有的网络用户都看过短视频。所以，视频评论一定会蓬勃发展。

高明勇：这一点比较有意思，您如此看重视频评论，但个人并没有做视频评论，“时评研究室”公号似乎也没有把视频评论列入重点推荐，为什么？

王爱军：由于视频评论的发展还处于初期，做得好的还不是很多，也缺乏确定的标准，评选还是有些滞后。接下来，我们计划先培养一批视频评论员，然后慢慢提高发展。

至于个人，精力有限，目前还没有出镜的打算，将来再说吧。

高明勇：记得当时新京报评论版国内较早提出“拒绝杂文”，为什么？你以前也写杂文，如何看待评论与杂文的异同？

王爱军：我想主要原因还是杂文的理性不够。那个时候，一些杂文写作字里行间都是讽刺、挖苦、嘲讽，缺乏平等姿态。新京报评论当时刚刚创办，这种风气与我们的追求是不适合的，所以提出“拒绝杂文”，不但如此，刊发在版面上的评论，不用反问句，不用感叹号，非常注重遣词造句。不过后来的杂文写作，都已经时评化了，同时，杂文写作里的修辞手法，如比喻、典故、故事等，时评也在吸收。

高明勇：您理想中的“好评论”是什么样？这个标准，会因为纸媒评论或网络评论有所不同吗？

王爱军：从本质上说，好评论就是好评论，不会因媒介的差异而产生很大的差距。我心目中的“好评论”，有五个标准，前四个就是刚才说的要符合时代特征，能共情、有叙事、会下沉、有个性。第五个标准是有专业，评论写作还是要有专业知识，专业判断，不能说外行话，这些都具备了，就是好评论。

高明勇：目前的短视频内容，包括很多自媒体，很多都是“输出观点”，算是一个“评论的时代”吗？

王爱军：我认为目前的视频评论和当年刚兴起时的报纸评论创作差不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虽然看上去很热闹，但非常有见地的评论家还是比较稀缺的，有些可能是不屑，有些可能是不会。

高明勇：“评论的价值”“评论的定义”是否需要重估？

王爱军：记得当年刚开始做新京报评论的时候，我们几个编辑也是频繁拜访各路专家，邀请他们参与到评论写作中来。视频评论同样如此，可能经过多少轮的大浪淘沙，才可能有一批卓越的视频评论家会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评论的价值”“评论的定义”自然会被重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