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行天下：“大出海”的“全球地理意识”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出海”，或许是当下中国最受关注的“热词”之一，从“产品出口”到“企业出海”，各显神通。从特色企业、地方政府到主流媒体，几乎都将其列入战略动作。

2015年我去醴陵调研，在接受《株洲晚报》采访时曾说，“希望今后醴陵陶瓷的宣传推广能做得更有国际范儿”，“如何让受众真正对醴陵瓷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是要想办法走出去”，“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学会借船出海，对外打造中国陶瓷的一流品牌。”2024年，中国广告协会“出海领航者研习社”走进海尔集团，我在题为《何谓品牌，如何出海：中国企业品牌出海的常识、本质与逻辑》的演讲中提出，“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应当具备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战略思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环境。”

十年间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企业出海在本质上要重视“全球地理意识”。政治地理学家亚历山大·B.墨菲在《地理学为什么重要》（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提出这一概念，并指出要学会“以地理视角透视世事的洞察力”，这一点在醴陵瓷业的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立足湘东丘陵的高岭土资源，借力渌江水运与长株潭交通枢纽，是谓“本土地理”，最终实现产品远销世界，是谓“全球地理”。正如林雪萍在《大出海：中国制造全球出征的关口与突破》（中信出版社）中所言，“地理问题已经成为出海的战略核心”，“从地理空间寻找最大的价值，是企业塑造全球化性格的必然一步”，醴陵瓷业正是循着这条路径，从“产品出口”走向“品牌出海”：日用瓷远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居全国第一，全世界每4个瓷杯，就有1个产自醴陵；同时，醴陵的电瓷出口量居全国第一，“凡有电网处，必有醴陵瓷”。

可以说，在“大出海”时代，“全球地理意识”早已成为解读一座城市生长力的重要标签。

一、“瓷行天下”里的“国际范”

2026年年初醴陵电瓷电器行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透露，截至目前，醴陵市有规上电瓷电器企业76家，其中34家具备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供应资质。2025年上半年，出口额达到3.36亿元，增速超过44%，产品畅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链带动就业约8万人，产值突破77.4亿元。

就在2025（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上，来自俄罗斯、英国、美国、日本等19个国家的33家国际企业、47个国际品牌，以及国内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个陶瓷产区的308家企业（个人）参与。这不仅刷新了醴陵瓷博会的国际化程度，更凸显了醴陵在全球陶瓷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资料显示，醴陵陶瓷产业集群是我国产业体系最齐全的陶瓷产业集群，集群产值超过800亿元。醴陵聚集了陶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15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35家，陶瓷产品涵盖工业陶瓷、日用陶瓷、艺术陶瓷三大类4000多个品种。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小城，有五分之一的人在从事着制瓷产瓷工作。

2024年8月，由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湖南省陶瓷行业协会等机构参与编订的湖南省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醴陵瓷器》顺利通过评审，并于2025年3月底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系统规定了醴陵瓷器的保护范围、原料要求、加工工艺、质量检测方法及标识规范，覆盖生产、销售全流程。

“标准”的建立固化了质量优势，而醴陵“国际范”的真正魅力，则体现在更动态、更深刻的层面。我此前曾分析说，“国际范”首先体现在开放包容的心态和精气神，文化底蕴是其核心竞争力之一，“国际范”也来自潜移默化的历史积淀，科技创新能提升其时尚含量，而日渐完善的产业地图，对国际规则的理解与贡献，不断为醴陵的“国际范”增加注解。（《千年醴花：彰显国际范，与世界对话》，高明勇）

“国际范”的背后，必然是“全球地理意识”的培育。

二、“瓷行天下”，始于“本土地理”

瓷行天下的根基，主要是在对本土独特地理空间与优势资源的深刻认知之上。

醴陵的本土地理首先体现在地形地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醴陵地处湘东丘陵，三山环绕，渌江自东向西穿城而过，独特的地质构造孕育了储量丰富、品质上乘的高岭土。据民国《醴陵县志》记载：“东堡乡小沩山，地产白泥，溪流迅激，两岸多水碓以捣泥粉，声音交接，日夜不停，故瓷厂寝盛，今上下皆陶户，五方杂处。”可以说，这一天然的地理优势，让醴陵从唐宋时期便窑火不熄，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陶瓷产区，为走向全球奠定品质根基。

其次，本土地理体现在交通出行。自古以来，醴陵便是湘赣边界的交通枢纽，渌江连通湘江，汇入长江，水路运输便利。近现代以来，交通优势更是凸显，铁路、公路路网逐步完善，紧邻长沙、株洲两大枢纽城市，为陶瓷产品的运输提供了便捷。

同时，本土地理还体现在产品品牌上。2007年，“醴陵瓷器”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次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醴陵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和生产装备，不断提升陶瓷工艺水平，不断开拓东盟、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截至目前，醴陵共有“醴陵红瓷”“醴陵釉下五彩瓷”等4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华联”“红官窑”等10个中国驰名商标，以及18个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

2023年，醴陵陶瓷产业集群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从行业地位来看，如今醴陵电瓷产量占全国的43.3%，日用瓷远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坚实的本土地理根基，如同扎根大地的发达根系，为醴陵陶瓷的“出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而真正让其枝繁叶茂、瓷行天下的，则是一种主动拥抱世界的“全球地理意识”。这种意识，在醴陵早已有生动的实践。

三、“瓷行天下”，兴于“全球地理”

在醴陵调研期间，我特地去了群力瓷厂、国光瓷厂等一些老瓷厂旧址，并从当地图书馆的“瓷厂志”里寻找“国际范”。

“全球地理意识”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的全球布局，即地理空间的拓展，实现“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醴陵瓷”。

1985年醴陵撤县设市，到2025年正好40周年。2025年，醴陵陶瓷总产值突破700亿元，其中日用陶瓷出口占全国30%以上，炻瓷马克杯更是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1/4。此前一年，2024年9月，醴陵窑大遗址成功入选第六批国家级工业遗址名录。

以40年为周期来观察，40年前的1986年，星火瓷厂总产量2776.26万件，出口率达到76.04%；国光瓷厂总产量3407.91万件，出口率达到82.20%。其中，星火瓷厂从1956年开始，工业总产量为2365.35万件，出口率达到57.40%。一直到1959年，出口率维持在46%—50%，1965年达到64.89%，1966年甚至达到85.85%，当然，产量也出现波动，少则不足1000万件，多者超过2000万件。七八十年代，出口率基本维持在60%—80%。

根据群力瓷厂1988年“产品出口分布图”，彼时醴陵陶瓷已远销欧、亚、美、非、大洋洲的数十个国家，从欧洲的英国、法国，到亚洲的日本、伊朗，再到非洲的扎伊尔、赞比亚，“醴陵瓷”的足迹已遍布全球主要市场。

据星火瓷厂“出口瓷销售分布图”（1988年），在亚洲，有日本、泰国、尼泊尔、阿富汗、伊朗、新加坡、科威特、缅甸、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黎巴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在欧洲，有苏联、波兰、丹麦、英国、荷兰、瑞典、法国、希腊、挪威、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联邦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在非洲，有埃及、利比亚、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在美洲，有美国、古巴、智利、加拿大、阿根廷等。

由此可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醴陵陶瓷出口已覆盖欧、亚、美、非、大洋洲的数十个国家。

二是人员的全球交流，即地理文化的互通，让醴陵陶瓷工艺与世界同行双向赋能。以群力瓷厂为例，出访方面，1966年3月至11月，时任党总支书记彭励彬赴阿尔及利亚考察。随后，从1971年至1979年，彩绘工程师丁华汉、烧成工艺工程师林德仁、制模艺人杨海明、工艺工程师韩建国等接连去工作，基本都在一年半以上。来访方面，1958年，就有来自罗马尼亚陶瓷考察组的专家前来考察。持续到八十年代，来自波兰陶瓷考察组、日本陶瓷技术考察组、英国伦敦出口公司、美国华明公司、泰国陶瓷考察组、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保加利亚陶瓷考察组、日本瑞浪市陶瓷考察组等各国考察团前来交流。

三是技术的全球接轨，即地理视野的前瞻，让醴陵以开放姿态对接全球先进生产力。事实上，醴陵更是早在1903年就已与国际对接。当时，清末著名实业家熊希龄联合醴陵地方士绅文俊铎，奏请清政府创办“醴陵瓷业公司”和“醴陵瓷业学堂”。师资力量来自德国、日本，讲义“制陶法”是外籍教师编纂，机械生产设备从海外引进，从技术革新到现代教育，这种“国际范”对振兴陶瓷业及出口、出海都影响深远。特别是釉下五彩瓷在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展览中获奖，也成为“全球地理意识”的有力注脚。

醴陵陶瓷的“全球地理意识”，本质上是“本土根基”与“全球视野”的双轮驱动：立足本土的资源、交通、文化禀赋，筑牢产业护城河，同时，以地理思维布局全球市场，实现产品、技术、人员的多维出海。这种发展逻辑，不仅适用于陶瓷产业，更能为县域特色产业突破“地域局限”、迈向全球提供参考。

在中国企业/城市“大出海”的浪潮中，不能仅停留在战术层面的“走出去”，更需培养一种战略层面的“全球地理意识”，一种对空间格局、区位互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刻洞察与主动塑造能力。

大出海时代，唯有扎根本土，方能行稳致远；唯有放眼全球，方能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