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往往：在通向“人才”的途中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2025年5月，再赴醴陵，这是我时隔十年又一次到这座湘东小城。记忆深刻的除了陶瓷、花炮，就是历史上的那些“人才故事”：“朱张会讲”由此发轫，南宋婺学开山人物吕祖谦曾在此办学，王阳明曾讲学于此，左宗棠由此开启“开挂人生”。

人才已经成为“第一资源”，是影响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参数。再次来到醴陵，在和当地人的交流中，除了“五贤”（朱熹、张栻、吕祖谦、王阳明、左宗棠）的故事，我也留意到“柔性引才”“湘雅乡情”的现实故事。

归来途中，一个核心问题始终萦绕：从古至今，醴陵这些动人的“人才故事”是如何产生的？其生发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一、透过地理看历史

近年来，“地理”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一方面是“全球地理意识”的凸显，另一方面是“透过地理看历史”逐渐成为不少人的爱好。民间谚语中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留”与“流”之间，随着地理空间的延展来增加“脱颖而出”的可能性。而著名的“孔子周游列国”，也是通过来来往往来寻找人尽其才、大展宏图的机会。

我一直在思考，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人才故事”背后，什么因素在起作用？眼光更长远一些，从人类文明版图的思想坐标来看，同样是“人才故事”，为什么有些人“有缘”到醴陵，而很多人“无缘”到醴陵？

“有缘”到醴陵，像朱熹与张栻的“朱张会讲”，像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前的“渌江书院主讲”，像陶澍与左宗棠的“渌江夜话”。

以近代以来的海外名人为例，如马可·波罗、利玛窦、李希霍芬、鸟居龙藏、伊东忠太、恩斯特·伯施曼、罗素、泰戈尔、汤因比等都曾来过中国，但为何恩斯特·伯施曼曾到过醴陵，而其他人没有到过，原因何在？

如果从地理因素来解读，原因很简单，一个人是否到过某地，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要么成为“出行目的”，要么成为“交通枢纽”，换句话说，要么成为“罗马”，要么通往“罗马”。

政治地理学家亚历山大·B.墨菲在其著作《地理学为什么重要》中提出，要学会“以地理视角透视世事的洞察力”，进而学会“地理学思想”和“地理学思维”。其实，这就是“透过地理看历史”，把“地理学思维”作为必备的认知素养。

二、在地理中理解城市历史

地理不仅仅是历史的背景，更是历史的舞台，历史的重要参与力量。在影响一座城市生长的多种力量中，地理的因素是最为稳固、也最为持续的力量。

“朱张会讲”的故事已成经典，众所周知，发生在长沙的岳麓书院。按理说，和醴陵毫无关系，而之所以说“朱张会讲”在醴陵发轫，就是基于地理因素。公元1167年，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千里赴约，经江西，赴湖南，历经一个月的行程，到长沙岳麓书院，与张栻一起探讨学问。湘赣交界绵延数百公里，从江西进入湖南，醴陵本为备选道路之一，但醴陵临近长沙，更兼渌江水道，经此转入湘江，再去长沙极为便捷，这样“备选”就成为“必选”，乃至“首选”。而张栻百里相迎，两人在醴陵汇合，短暂休息，便就此开启“朱张会讲”的序幕。这场思想的碰撞，也让醴陵因地理之便，被载入了理学发展的史册。

对于王阳明来说，公元1507年和1510年两次途经醴陵同样是“必选”。第一次途经，目的地是贵州龙场，因上书获罪，被贬至贵州，自北京回老家绍兴府余姚县，再去贵州，经江西，过湖南，湘赣古道上的醴陵是必经驿站，当地盛情礼遇，并邀请讲学，让他倍感热情，三年后，从贵州去南京赴任，同样要再过醴陵。根据浙江余姚王阳明故居“真三不朽”展厅的《王阳明讲学处》分布图，王阳明一生中有21处最重要的讲学地点，湖南占5处，其中醴陵独占3处，分别是泗洲寺、靖兴寺和渌江书院。地理因素，让醴陵成为王阳明思想脉络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至于陶澍与左宗棠的“渌江夜话”更是如此。陶澍是湖南安化人，时任两江总督，在江西萍乡阅兵时，因临近家乡，便告假探亲，醴陵是其离开江西、回到湖南的第一站。此前我曾分析过两人相遇的必然性，除了没有“血缘”，两人存在“地缘”（乡土乡亲之缘）、“历缘”（履历职业之缘）、“业缘”（同窗同伍之缘）、“志缘”（志同道合之缘）、“文缘”（文脉相通之缘）等。其实，两人机缘巧合有此佳话的前提是“巧缘”，即源于地理，由此才让另外的“五缘”得以实现。

根据湖湘人才领域专家陶用舒先生的研究可以看到，当代“长株潭都市圈地图”与近代“湖湘人才地图”几乎重叠，同为湖湘大地，近代湘江下游的湘潭、长沙、宁乡、浏阳、湘乡、醴陵六个市县，占湘江流域人才的74.63%，几乎占湖南全省人才的一半。地理角度看，这些县域几乎都在长沙的辐射圈，临近省城，“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是占尽地理之便，方便人才的“来来往往”。

正如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没有地理，便没有历史。”在通向“人才”的途中，“来来往往”是解读那些历史上“人才故事”的地理密码。

三、在治理中理解城市现实

2022年，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专程到醴陵调研，拍摄《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他最感兴趣的是醴陵陶瓷的工业遗址与工业技艺——这算是地理与治理因素的融合。

如果说历史上的“人才故事”不能忽视地理的作用，那么，现实的“人才故事”则要注重治理。就近年的轨迹来看，醴陵在治理层面运用纯熟的是“柔性引才”。自2020年以来，醴陵市通过与湖南红网集团等机构深度合作，举办“渌江讲坛·建宸大课堂”系列活动，开展数十场学术讲座、名家对谈、采风汇演等。先后邀请到鲍尔吉·原野、王跃文、龚曙光等名家讲学，并邀请到龚曙光担任渌江书院山长，为醴陵注入文化活水，以此推动更多的“来来往往”。

文学方面，“湖南作家醴陵行”等文学采风活动，邀请到韩少功等作家，推出一系列醴陵产业为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让产业故事有了文学表达。

艺术方面，“设计艺术家醴陵行”的主题研讨会，迎来数十位来自清华美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以“城市文化创新设计”的名义赋能城市品牌。

城市方面，创新性借用“外脑”，聘请一系列“城市观察员”，从城市软实力、决策咨询、城市品牌等方面建言献策，把城市作为案例去观察，把城市作为方法去思考，提出因地制宜的可行性意见。

此外，“湘雅乡情”活动，以“乡情”为纽带，吸引湘雅专家们来醴坐诊，打造成医卫领域柔性引才的品牌。

文化、艺术、医卫、智库等层面的“来来往往”，让醴陵的人才磁场持续增强。无论哪个领域的“柔性引才”，其本质在于通过治理提升“来来往往”的频次与品质——而毗邻省会长沙的地理因素，依然在治理中不容小觑，区域核心城市的辐射力显然有助于人才的“来来往往”。

四、“来来往往”就是要制造“流动性”

观察城市的历史时引入地理视角，观察城市的现实时通过治理来观察，我在醴陵的讲演定题为《始于地理，成于治理：中国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源动力观察》，也是此意。

醴陵的“来来往往”主要依托于区域性的地理优势与治理创新。若将视野升至国家乃至全球层面，这种“流动性”的竞争则更为直观地体现在航空枢纽的角逐上。就中国城市格局来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舆论上一直有讨论，哪个城市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城”？不管哪个城市，或许都很有特色，但换个角度都未必是名副其实的“第三城”。其实，评选所谓的“第三城”，有一个反映城市活力与吸引力的关键参数，即人与物的“来来往往”——这集中体现于航空通勤的繁忙程度。

最新资料显示，2025年，成都双流、成都天府两场共完成客运吞吐量9020.6万人次，首次突破9000万人次，同比增长3.3%，紧随上海、北京之后，成为中国内地第三个迈入“九千万俱乐部”的航空城市。同时，完成货运吞吐量117.0万吨，也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9%，规模在中国内地城市排名第5。

事实上，成都10小时可抵达全球主要枢纽，亚洲主要城市“当天往返”，不仅仅是打破了内陆城市的地理局限，更是将“来来往往”提升到更高层次。治理层面的交通改变，将会愈演愈烈，这只是一个缩影。对醴陵而言，亦可借力长株潭都市圈交通优势，进一步打通人才流动通道，让“地理之便”叠加“治理之利”，放大“来来往往”的效能。

时隔十年再赴醴陵，从历史人才佳话到现实人才磁场，愈发印证，“地理”赋予一座城市发展的可能性与边界感，而“治理”则决定了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吸引力与软实力。“来来往往”，就是要制造“流动性”，要么在地理层面提供“流动之便”，要么在治理层面提供“流动之利”。

对那些非一线城市、非枢纽型城市而言，“来来往往”的启示更在于，如何在更大的区域网络乃至国家战略中，通过精准的治理创新，将自身嵌入“来来往往”的流量之中，将潜在的“路过地”变为有价值的“目的地”。

大迁徙时代，机会与活力从来藏在“来来往往”之中，让人才的“流动”变为城市的“动能”，小城故事，正因其深刻的“来来往往”，足以走向更广阔的时代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