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魏英杰：好的评论写作不该为“流量焦虑”所困

在评论界，魏英杰是一位独特的存在。在纸媒时代，经常活跃于各个报纸的评论版，在自媒体时代，参与创办的“冰川思想库”风生水起，一边写评论，一边录视频，同时着力于自媒体运营。多种角色之间跳跃腾挪，有何心得？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老朋友魏英杰，谈谈在“不服软”的时代，如何进行评论写作。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魏英杰，知名评论人。自媒体“冰川思想库”创始人与运营负责人。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先后担任多家报纸评论员和评论部主任。策划出版《不服软的时代》等书。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

访谈纲要：

高明勇：记得有一次陈季冰兄给我发来一篇评论，说想在凤凰评论发表，我很好奇，他说，即便作为发起人之一，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稿子能在冰川发出来。作为“冰川思想库”负责人，内部的发稿标准和运营机制是什么？

魏英杰：冰川思想库从创立一开始，就采取内容与运营分开的机制，在内容方面有专门内容负责人和团队。一开始负责内容的是任大刚，负责运营的一直是我。目前负责内容的是张明扬。季冰并不负责编辑事务和日常运营。在日常工作中，由内容负责人最终决定选题、作者和最终确认发布。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在冰川上发文章，选题都要经过这个操作流程，再进行撰稿和发布。当然，我在负责运营的同时，也会参与内容的把握，但最终还是尊重内容负责人的意见。

高明勇：几位发起人算是“合伙制”，如何理解并克服“中国式合伙人”的问题？

魏英杰：在运营上，我们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合伙制”，因为我们成立了公司实体，而公司股份是冰川初始团队平分，当时正好是5个人，所以每个人的股份都是20%。所以我们5个人都是创始人和股东。

但这么操作明显不利于公司化运营，所以运作一年多以后，大家协商一致，我向其他4位合伙人购买了部分股权，这样我就成了大股东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后来一位合伙人因故退出，然后又引进了张明扬和关不羽两位新成员，形成了现在的格局。虽然股权有所变化，但我们始终是以合伙人和“同仁办刊”的精神来运营冰川的，有事大家一起商量，尊重多数人意见，而不单纯以股份多少为主做决定。

你问我怎么克服“中国式合伙人”问题，其实我也不懂“中国式”的特点和区别是什么。我只是觉得，凡事只要内部公开透明、民主决策，特别是在利益分配机制方面协商一致，一碗水端平，就不会有什么大矛盾。特别是作为团队负责人，自己要肯吃亏，多吃亏，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这就从机制上保证了团队的基本稳定性。

高明勇：我知道您曾长期在报纸做评论，负责自媒体后，有没有不适应？

魏英杰：其实是有一个过程或者过渡的。在创办前，我多少也参与或者进行过新媒体方面的尝试，包括自己做过公号，也负责吴晓波频道的一个财经栏目。而在创办冰川思想库后，我仍然在报纸担任评论员五六年，直至2021年才彻底转向新媒体运营。做报纸评论，就是每天看新闻、找选题、写稿子或者看稿子，做新媒体，基本上也是如此，都是做文字工作，所以没有什么不适应的。

高明勇：您认为两种不同类型评论平台的异同是什么？

魏英杰：当然，做报纸评论和自媒体是有区别的，前者你根本不用考虑有多少订阅数和阅读量，也不会在标题上花费太多精力，但做自媒体不考虑这些不行。本质上自媒体是一种“流量经济”，无论从内容还是商务运营来讲，都是建立在流量的基础上。虽然我们并不唯流量考量——比如我们经常发表数千字的深度评论，但没有流量肯定是不行的。一篇文章连一点流量都没有，只能说明你的判断完全错了，你的内容不行。这完全是一种市场导向和选择。作为信服市场的人，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不过，传统媒体的经验对做自媒体并不是减分项，反而是一种加持。长期的报纸媒体训练出来的人，对选题会更加敏感，也会更讲求事实和客观，而且对文字的要求也会更高。直至今天，我们对每一篇稿件都是精益求精，力求没有错别字和语法错误，更不可能不顾事实而只追逐眼球，你的从业经历和身份自觉都不允许你这么干。在鱼龙混杂的自媒体时代，我认为这是需要坚持的可贵品质。

高明勇：从纸媒到自媒体，对“评论价值”的理解有哪些变化？

魏英杰：这个问题提的好，纸媒和自媒体评论对“评论价值”的理解确实有很大不一样。就我个人感觉，纸媒时代的评论，由于没有商业上的考虑，会更多地考虑社会公平和制度正义等议题，而自媒体时代的评论，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热点、流量、商务等等，所以写什么、怎么写，反而没有纸媒时代“纯粹”。或者说，纸媒评论更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而自媒体评论则难以避免地受“流量焦虑”所困。即便冰川这样的从纸媒评论员转型而来的自媒体，也不敢说自己不在乎流量，而只会说流量重要，但表达更重要。

所以，对“评论价值”的理解，纸媒时代关注的是“我想表达什么”，而自媒体时代更多关注的是“怎样让更多人看到”。你可以发现一个现象，现在只要一有什么热点，许多自媒体都一拥而上写“同题作文”，这并不是该热点事件具有什么深刻含义，或者反映了什么制度问题，而是写热点事件更容易被平台抓取，更有流量。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

当然，从广度和深度来讲，自媒体评论远比纸媒时代发达，不仅生成的评论更多，而且涉及范围更大，探讨问题也越深入。毕竟，纸媒受身份和版面字数所限，很难畅快地、深入地探讨问题。这却又是自媒体的一大优势所在。

高明勇：“冰川思想库”的同仁以及周边的朋友近来也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评论人转型当历史作家，比如陈季冰的《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连清川的《曹操的自白书》，比如张明扬的《弃长安》《入关》《崖山》等，从关注现实的评论写作转入关注历史的非虚构写作，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魏英杰：这肯定是一个好现象。虽然现在出版业也在惨淡经营，但只要还有读书人，就仍然会有坚持写作的作家。文字不灭，作家不死。我注意到，评论人转型当历史作家，可能会存在专业上的壁垒，但也拥有很多专家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讲故事的人，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的敏感性。

比如陈季冰的《逝去的盛景》，就非常成功地运用了他多年来擅长的作为媒体人的深入观察与分析能力。如果读过陈季冰的评论作品，就知道他总能在对某一新闻事件进行全局性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分析结论。这一写作能力，让他的评论作品视野开阔，大开大合。如今，他把这一掌握材料和分析材料的能力运用到了历史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而连清川则是充分发挥了他曾经作为深度调查记者的写作传统，以深度调查的笔触切入历史人物之中。在《曹操的自白书》一书，他笔下的曹操，与他曾经调查过的新闻事件和人物（如莆田游医），并没有什么差别。写作对象不同，技巧与方法是一样的。这也让他的作品非常具有可读性，洋洋洒洒，读来一点都不累。

张明扬另有独到之处，他总是能把一个历史片段写得明明白白，推陈出新，同时又能够犀利地指出这背后的根源所在。应该说，张明扬既掌握了历史事件的“新闻式写作”，又充分发挥了他作为评论人的特点。

说白了，历史不过是过去的新闻，他们从关注现实转入关注历史，看似一种妥协和退却，实际上却是一种纵深和挖掘。至于专业壁垒，在当下的研究与写作便利环境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只要写作者找到合适的切口，不要过于抱有历史专业研究的野心，还是能够打开一个历史写作新局面的。

高明勇：长期的评论写作，个人有哪些代表作？

魏英杰：前段时间我统计了一下，从2003年左右开始涉足时评，到目前为止我的评论写作数量超过3000篇以上。高峰时期一年要写200篇以上的时评，产量不低。但是要说代表作，我现在能想起来的也就几篇而已。比如获得南方周末2009年十大评论之一的《面朝真相，春暖花开》（2009）。又如发在《中国经济时报》的《医改：为何要改，为谁而改？》（2005），还有像《执法部门不能诱民入罪》（2009，上海商报）、《跨省抓医生，鸿茅药酒底气何在》（2018，钱江晚报），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

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写的评论是否产生过什么影响。所谓代表作，从时评的角度来讲有几个判断标准，首先是看作品对推动现实进步是否发挥了作用，其次是看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力，第三是文本本身的文字水平和可读性。时评是一种速朽的文体，很多时评作品不讲究文字，但影响很大，关键就在于其现实批判的力量。

高明勇：有没总结过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魏英杰：至于说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我自己而言，无非是一些价值理念的重申。这些价值理念是由一系列关键词组成的，比如社会公平、市场经济、权力监督、真相追问、开放包容，等等。在时评蓬勃发展的初期，我们美其名曰“启蒙”。然而不得不遗憾地说，这种启蒙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我们孜孜以求的价值理念，在当下不仅难称共识，甚至愈发割裂，一些偏狭极端的思维反而大行其道。

高明勇：您之前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藏书多，阅读量非常大，您如何看待评论员的阅读与写作？

魏英杰：其实我的藏书并不算多，我身边和认识的朋友中，不少人藏书比我丰富，比我专业。不过，我没有任何读书的家世背景和积累，原先家里每一本书都是我自己购买收藏的，就这一点可以说是费了不少功夫。不仅如此，我的正规学历只有高中，所以在前互联网时代，我的知识积累大抵都是依赖于“读自己的书”，也就是通过自学而来。这一点对我影响也颇大。

作为一名评论员，不仅要有稳定价值观，更重要是要有专业立场。我一直和人说，评论员要有自己的“工具箱”。大约来说，一是经济学常识，二是法律视野，三是社会学架构。这些“工具”，评论写作者不一定都能熟练掌握，但缺乏专业知识打底，其评论文章就可能流于泛泛之谈。尤其是现当下，经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其分析能力和问题意识强过很多普通的时评写作者。如果评论员不一直保持阅读和学习的状态，就可能赶不上趟了。

高明勇：评论写作领域，一直有评论与杂文的较量，一方面不少评论作者以前是从事杂文写作的，另一方面不少媒体的评论版是拒绝杂文的，作为新晋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如何看待评论与杂文的异同？

魏英杰：从文体来讲，时评和杂文的区别很明显。时评是针对新闻事件、热点问题的分析评论，杂文则没有严格的时效限制，更为灵活。时评要求有严谨的逻辑论证，不能过度发挥，杂文则更注重主观性和讽刺性。所以，从文本来看，一篇文章是时评还是杂文，是很容易判断的。

不过，现如今有一种“大杂文”的概念，就是把时评也纳入杂文这种文体里，这也是说得通的。实际上，无论是时评、杂感、随笔，都可以归入广义的杂文这个概念。浙江省杂文学会新任会长徐迅雷本身是杂文家，也是知名时评人，他也是大杂文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学会刚上线的公号所发表的作品，就包括了时评和杂文等体裁。时评和杂文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在这一点上二者是高度一致的。我也赞同打破二者的体例藩篱，以激发“大杂文”的生命力和表达空间。

高明勇：我知道您也在做短视频评论，接触短视频后，关于评论写作的认知有哪些变化？

魏英杰：做了一段时间短视频后，我深深感受到文字和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表达形式。简单讲，文字评论讲究逻辑论证、层层递进，而视频评论则相对“简单粗暴”，需要不断地抛出格言警句，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文字评论中，我们经常要罗列数据、举出事实，但如果在视频中这么做，读者既记不住，而且也不会感兴趣。你念了一堆数据，只会让人云里雾里，不明所以。

高明勇：更看重文字评论还是视频评论，为什么？

魏英杰：我当然更看重文字评论，或者是我本质上还是文字工作者，并不适合视频创作。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么多年的从业经历和文字训练，我不可能完全“抛开事实不谈”，而只是去追求吸引眼球的话术和结论。所以，虽然我们也进行一些短视频创作尝试，但是并不成功。同时，我们也只能接受这种“不成功”。

高明勇：您理想中的“好评论”是什么样？

魏英杰：好的评论有很多种，这么多年接触下来，我认为，一篇“好评论”至少要符合以下一种特征：诉诸理性（逻辑）的力量，如徐贲的评论；诉诸专业的力量，如斯伟江的法律评论；诉诸知识的力量，如海边的西塞罗的结合历史的评论；诉诸风格的力量，如王五四的评论，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好的评论作者，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价值观稳定，风格鲜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高明勇：长期的评论写作，不少作者会感慨“评论的无力”，但同时又在不停地写，您如何看待并缓解这种“焦虑”？

魏英杰：这种“评论的无力”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写作的困境。时评是为事而评，多年写作下来，很多新闻事件背后反映的问题，问题的根源，本质上是一样的，不管怎么写，也跳不出这种“重复的咏叹调”，因而感到无力。另一方面是面对现实的无奈。写作时评的人，至少一开始都是抱着强烈的现实关怀，雄心勃勃地想靠自己的文字推动社会进步，但当他发现这个社会并不是朝着自己预设的方向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并不是变得“越来越好”，无可避免地就会产生“幻灭感”。我们上面说的所谓“启蒙的失败”，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要消除这种“焦虑”，大概是不可能的，否则只能说明自己已经死心了。怎么缓解这种“焦虑”呢？不妨多一点“有感而发”，少一点“无病呻吟”。如果一方面感到无奈，一方面又为写而写，只会陷入精神的内耗，文章也会变得索然无味，让人看不下去。你自己的提不起精神，怎么可能写出让人信服、能够激发人们思考的文章？

高明勇：冰川思想库的文章结集，书名叫《不服软的时代》，“不服软”算是一种态度和方法？

魏英杰：这个“不服软”确实更多是一种态度。其背后意思就印在腰封上：改变不了潮水的方向，也要坚持不被潮水改变方向。我们也许无力改变现实，但一直在努力着不让现实改变我们。说白了，这就是一种价值立场的坚持。哪怕整个世界都在转向，我们也坚持认为，这种坚持是有意义的。只能这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