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说马：中西文化语境下的“马”
吴志良
农历丙午年正月初一，当中国人在“双火叠加”的红马年互道“马到成功”时，万里之外的英国人或许正在白金汉宫看皇家马队换岗。这匹从史前洞窟奔来的生灵，如何在不同文明的版图上踏出了殊途却同归的蹄印？
距今一万七千年前，法国拉斯科洞窟的史前画师在石灰岩壁上勾勒出野马奔腾的轮廓。几乎同一历史时段的东亚大陆，尚无驯马的明确证据——那批将在殷墟车马坑中嘶鸣的家马，还要等待数千年才从欧亚草原西端跋涉而来。
这是马的悖论，也是理解马文化的起点：它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华夏，却长成最具本土辨识度的精神图腾；它在西方被反复书写为“民族纯粹性”的象征，血统里却流淌着整个欧亚大陆的基因。当我们谈论马年时，究竟在谈论什么？
几乎所有文明都为马点赞。这并非文化扩散的结果，而是人类面对同一生物禀赋的本能反应。
马是速度的化身。无论亚述战车还是蒙古骑兵，无论是希腊奥林匹克赛车还是汉唐驿道“八百里加急”，人类对效率的追求凝结为对马的崇拜。马是力量的载体。“千乘之国”衡量国力，正如欧洲骑士的战马象征武德；腓力二世将自己双马赛车夺冠的瞬间铸于金币，与汉唐帝王将骏马刻入陵寝的用心并无二致。马更是英雄的镜像。关羽赤兔、亚历山大布塞法卢斯，人与马的结合部是人类对“超越自身局限”的永恒渴望。
然而，共鸣止于生物层。当马进入文化象征系统，中西文明为它套上了截然不同的辔头。
在中国文化中，马首先属于国家。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后汉书》一语道破。商周礼制以“天子驾六”定尊卑，汉唐马政以苑监牧场储战力，明清驿传以八百里加急通天下。马从来不是私产，而是编户齐民般的国家资源。这种秩序化的使用逻辑，深刻塑造了中国马文化的底色。
因此，中国评价一匹良驹，标准不是血统纯正，而是“德性”完备。儒家为马赋予忠、勇、仁、智的人格——战马不弃主、驿马不逾矩、仪仗马不惊逸，皆是伦理秩序的具象化。唐代“昭陵六骏”被刻成浮雕，不是因为品种名贵，而是因为它们曾与帝王同历生死。在这种语境中，马是关系的载体，而非孤立的个体。
最典型的莫过于“伯乐与千里马”的隐喻。这套话语看似在谈相马，实则是在谈识人与被识——臣子期待明君，士人渴望举荐，人才与知遇构成一组完整的政治伦理叙事。马在这里是“被定义者”，其价值需借他者完成。
这种文化逻辑同样体现在生肖体系之中。马对应地支“午”，处于十二生肖第七位，其排序并非竞赛名次，而是时间秩序的符号化。《春秋运斗枢》称“樞星散为龙、马”，生肖与北斗星象相配，是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缩影。民间虽流传玉皇大帝赛跑故事，但学术共识指向天文崇拜、图腾遗风与精怪信仰的复合源流。马年不是“属马的年份”，而是“时间之马”行至午位的刻度——中国人通过生肖，将个体命运织入宇宙节律。
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老骥伏枥……这些成语不只是在说马，更是在说理想的人、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命状态。当徐悲鸿在抗战时期画下昂首奔腾的野马，他笔下的不是动物，而是民族的呐喊。
西方之马，却走向了另一条路。
在欧洲文化传统中，马首先属于个人。中世纪骑士与战马形成近乎契约的关系——领主赐予骑士土地与坐骑，骑士回报忠诚与武勇。这种个体化绑定使马成为身份的直接投射：“一匹马！我愿以王国换一匹马！”理查三世在博斯沃思战场的哀嚎，道破了王权对肉身坐骑的绝望依赖。
西方对马的最高赞美是血统纯正。阿拉伯马、柏布马、土库曼马被欧洲贵族视为珍品，16世纪起经由威尼斯、热那亚源源输入，最终在18世纪英格兰孕育出“纯血马”——三匹阿拉伯种公马成为现代竞赛马匹的共同祖先。有趣的是，这种被英国人骄傲地称为“民族象征”的马种，恰恰是跨文明杂交的产物。唐娜·兰德里一针见血：“通过将东方马匹英国化，贵族文化既掩饰又承认了自身对异域事物的依赖。”西方马文化对“血统纯粹”的执念，与基因层面的高度混血构成反讽的张力。
神话与艺术中的马同样烙刻个体印记。希腊飞马珀伽索斯蹄踏赫利孔山，诗泉涌出；北欧八足神马斯莱普尼尔往来死生之界；独角兽需处女方能驯服——每一匹都是特立独行的神兽，不依附帝王，不服从礼制。文艺复兴以降，达·芬奇为米兰公爵设计骑马像，斯塔布斯独自在林肯郡解剖马尸，德加在蜡稿中反复揣摩赛马步态，皆以个体艺术家的凝视面对马。这与中国画马传统“重神韵、轻解剖”迥异，却同样抵达对美的理解。
英国文学中马更承载民族认同。莎士比亚笔下的战马、斯宾塞《仙后》中的良驹，被反复书写为“英格兰精神”的化身；而学界早已揭示，这些“本土特质”是跨区域基因交流与跨文化修辞操作的双重结果。西方之马的矛盾性恰在于此：它以个体英雄主义为表象，实则是民族国家建构中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符号。
中西马文化的分野，根植于生产方式与政治秩序的深层结构。
中国是农耕大一统帝国。马并非本土物种，却因军事、交通、礼仪的刚需被国家强力驯化。从汉武帝求“天马”于大宛，到元代站赤系统遍布亚欧，马是超大规模治理术的工具。这种语境中不可能孕育“个人坐骑”观念——任何一匹驿马都属于帝国的神经末梢。
西方是封建骑士社会。马与分封制深度绑定：骑士（knight）词源即“骑手”（rider），采邑（fief）最初甚至指代“提供骑兵服务的封地”。马是封建契约的物质凭证。这种语境中，良驹与骑士形成近乎拟人化的伙伴关系，史书中以专名称呼名马，如布塞法卢斯、特洛伊等。
两种逻辑各有其美。中国之马是秩序的织锦，每一根丝线都编织进帝国纹理；西方之马是个体的勋章，每一匹名马都镌刻着主人的荣耀。
这就是马的意义。它驮过亚历山大的铁蹄，也驮过张骞的符节；载过骑士的长矛，也送过驿卒的文书。它混血的基因里藏着整个旧大陆的秘密。当它成为生肖图腾，既不是东方的马也不是西方的马，而是人类共同仰望过的、那一掠风驰电掣的影子。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马年说马，说到底说的不是马，是人与时间、人与自身、人与世界那场永不落幕的奔腾。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