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困局：多罗使华与礼仪之争下的历史迷途

吴志良

澳门圣保祿学院一隅，1710年6月8日，多罗枢机主教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无声息地消逝。那小小的房间，曾是他囚禁的天地，亦成为他生命最后驻留的驿站。窗外，澳门街市上华洋杂处、方言交错的日常景象仍在继续，像一曲复杂却和谐的协奏曲，然而多罗心中却永锁着一个巨大遗憾：康熙四十六年冬，他作为罗马教廷的特使抵达北京时，心中满载着对沟通与理解的期盼，却未曾料到最终竟坠入这般不可逾越的深渊。

1705年的世界，东西方各自沿着迥异的轨迹运行。中华大地，康乾盛世正绽放夺目光彩，康熙帝江山稳固，胸襟开阔，对西学兴趣盎然。他不仅延揽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入朝效力，更乐于与他们探讨天文历算、几何测量等学问。紫禁城之内，康熙常与传教士们促膝长谈，西方精密的仪器与新奇的知识，曾一度成为宫廷里被尊重与珍视的风景。

同时的罗马教廷，在宗教改革浪潮的冲击之后，内部紧绷着捍卫正统的神经，对外则燃起全球传教的热忱。教廷所忧虑的，是利玛窦等人推行的“适应策略”——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使用“天”或“上帝”称呼造物主——这些做法在教廷眼中已触碰了信仰纯洁的边界。教宗克勉十一世最终派遣多罗为特使，携带着要求中国教会终止“中国礼仪”的严苛指令，踏上了这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

1705年12月4日，多罗终于踏足北京城。起初，他受到了康熙皇帝体面的接待。觐见安排于畅春园，气氛庄严而隆重。康熙起初以礼相待，赐宴款待，言语间流露着对远方来客的尊重。康熙帝曾言：“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人留用外，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可见其愿意接纳真正怀有学识技艺之人。

然而，当康熙最终清楚得知多罗此行核心使命——禁止中国教徒行祭祖尊孔之礼——时，风云骤变。在康熙眼中，祭祖尊孔绝非单纯仪式，而是维系社会伦理与国家秩序的核心支柱，关乎“孝治天下”的根本。康熙震怒之下，在朱批中直斥：“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利玛窦所开创的调和之路，在康熙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合法性。

多罗不顾皇帝态度已发生根本逆转，坚持己见，1707年初在南京，他断然颁布了那份注定引发风暴的《南京通谕》，明确禁止中国教徒参与祭孔祀祖。此举无异于向清廷公开挑战。康熙的反应迅速而强硬：多罗被拘捕，押解至澳门监禁。康熙谕旨严厉，称“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并明令：“多罗之言，轻狂无理。此等人不可让他在中国住。”

多罗被押至澳门后，囚禁于圣保禄学院旁边的一住宅中。这座位于东西交汇点的城市，曾见证过无数文明的相遇与对话，此刻却成了一座困住特使的牢笼。他于1710年在幽禁中郁郁而终，教廷使者的雄心最终在南海之滨折戟沉沙。

澳门，以其独特的历史境遇，在东西方激烈碰撞之时，竟意外地担当起一种缓冲角色。多罗虽被囚于此，但相较于内地，此地氛围终究略为宽松，教廷的讯息仍能艰难地在此中转。圣若瑟修院等机构，默默保存了多罗的遗物及其时代的历史碎片，使那段激烈冲突的岁月不致完全湮灭。澳门以其特有的包容性，为水火不容的双方提供了一个避免更惨烈直接冲突的隔离地带。

礼仪之争的实质，远非表面习俗之争，它深植于两种文明对世界秩序与权力归属的根本理解冲突之中。在康熙与清帝国的视野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下共主”，拥有最终裁决权，包括裁决宗教事务的权力。而罗马教廷所坚持的，是超越世俗国家的普世宗教管辖权，教皇拥有对全球信徒信仰实践的最终解释权。当康熙质问“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教廷干涉内政的极度反感与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坚定维护。两者在权力话语体系上根本性的不可通约，使任何技术性的调和都显得脆弱无力。

礼仪之争的伤口并未随多罗的离世而愈合。雍正、乾隆时期，禁教政策日益严厉，中西交流的闸门被重重落下。昔日活跃于宫廷与知识界的西学传播几乎中断，思想交流的河流近乎干涸。当近一个世纪后，马戛尔尼使团再次叩响中国大门时，双方已陷入更深的隔膜与误解泥潭。清廷对英国使团所代表的近代国际外交规则与工业文明成果视若无睹，而英方则愈发认定中国傲慢闭塞。误解的坚冰越结越厚，最终导向了那场用炮火强行“对话”的悲剧——鸦片战争。多罗使华的挫败，早已埋下了日后灾难性冲突的伏笔。

多罗最终被澳门仁慈地收容，并在此走完生命最后一段路。澳门这座小城，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见证者，默默守护着那具未能归葬罗马的遗骨，也守护着一段充满碰撞与隔绝的沉重记忆。回溯多罗使华这场激烈碰撞，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沉浮，更是两种文明在相遇时难以避免的深刻困境——当对话变成独白，再宽阔的海面也架不起理解的桥梁。

多罗的遗骨静卧于澳门，而历史的深重回音至今不息：文明间的对话，需要放下“唯一真理”的执念，在尊重差异的基石上，方可寻觅共存的智慧。这被时光反复浸染的功课，至今仍被人类艰难地修习着。

（原载《大公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