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帆远影——庇山耶与文化识别的双重奏

吴志良

1894年4月10日，一艘从里斯本驶来的航船缓缓靠近澳门南湾码头。二十七岁的庇山耶站在甲板上，望向这片陌生的东方土地——错落的屋檐、飘扬的帆影、混杂着粤语和葡萄牙语的市井喧嚣。他刚从科英布拉大学法律系毕业三年，本可以在葡萄牙本土谋求一份安稳的职业，却选择将自己“放逐”到这个被称为“上帝圣名之城”的远方。

这位携带世纪末忧郁气质的青年诗人不会想到，他将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余生二十二年，直至1926年长眠于澳门圣美基墓园，从地理终点变成了精神归宿。他在诗中写下“我害怕回歸……但懷舊之情又使我難熬”，那种对故土的复杂情感，恰恰道出了文化漂泊者的宿命。彼时的澳门，鸦片烟馆与庙宇香火并存，葡式碎石路与中式青砖巷交错，正是这种混杂的文化景观，成为庇山耶精神漫游的起点。

抵达澳门后，庇山耶在利宵中学教授哲学，同时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中文研习。这在当时的澳门葡人社群中极为罕见——绝大多数殖民官员满足于居高临下的统治，鲜有人愿意俯身进入另一种语言的世界。而庇山耶的“中国迷恋”绝非猎奇，他收藏中国艺术品，研读中国典籍，更在友人帮助下开始翻译中国诗歌。

据庇山耶在《中国文学》演讲中自述，一册刊有明朝十六首小诗的集子，被他从澳门沙栏仔附近的旧杂货店中用两元钱购得。这本集子是清代学者翁方纲赠予赴粤学生的礼物，辗转流落至旧货摊，最终被一位葡萄牙诗人用微薄的价钱赎回。命运在此处显示出它的幽默：一件承载中国文人情谊的物品，经由异域诗人之手，即将开启新的生命。

庇山耶从中翻译了八首，包括王守仁的《登阅江楼》《龙潭夜坐》、徐祯卿的《古意》《春思》、李梦阳的《湘妃怨》等，以《中国挽歌》（Elegias Chinesas）为题发表。他在翻译时采取了一种近乎虔诚的方式：先由华人指导找出诗歌作者，用拉丁字母拼出地名，再按原文逐字逐句翻译成葡文。这种翻译策略显示，他试图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诗歌的原貌，而非将其粗暴地纳入西方诗歌的框架。

庇山耶对中国诗歌的理解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中国诗歌的优胜之处在于语言的模糊和多义，“对想象力的强烈刺激”是其魅力之一。这种认识令人惊讶——一个来自西方的诗人，在十九世纪末竟能敏锐地捕捉到中国诗学的核心特质。象征主义追求暗示、朦胧、音乐性，而中国古典诗歌恰恰擅长以有限的词语激发无限的想象，两者在此产生了隐秘的共振。

且看他对王守仁《龙潭夜坐》的翻译。原诗首联“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庇山耶译为：“充满这极度纯洁的夜晚的花香是从哪里来的？在荆棘丛生和陡峭的岩石之间，在发出轻微声响的小溪附近，有一间茅草屋。”他保留了每一句的意象，却将中文凝练的五言扩展为解释性的长句。尽管格律与对仗无可避免地流失，但他努力保持诗歌的思想内容与意境，甚至在译文中注入了象征主义的抒情气质。

《中国挽歌》的翻译并未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诗人、翻译家姚风点出了跨文化交流中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真正的理解往往先行于时代，注定经历寂寞。庇山耶的翻译实践，其意义不在即时的轰动，而在示范了一种态度——尊重异质文化的完整性，拒绝将其简化为殖民想象的材料。这种“寂寞的准确”，恰恰是文化交流中最稀缺的品质。

庇山耶并非封闭书斋的隐士。他担任律师，多次代理法官职务，1900年出任物业登记局局长。他的杂文集《中国》记载了1912年5月孙中山在澳门接见中西知名人士的情景，亲眼见证了这位改变中国的革命者。他还曾在1910年路环海盗事件后，参与处理战后事务。这些经历使其成为中西交往的历史见证者，其文化识别也由此超越了单纯的文人雅趣，融入了澳门日常政治的肌理。

澳门新马路中段拐弯处，有一条庇山耶街，连接着“烂鬼楼”的旧货摊地带，通往白鸽巢公园的贾梅士石洞。这条街道不仅是地理坐标，更象征着他已融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诗人曾这样描述澳门贾梅士洞周围的景象：“在澳门极其容易由于思乡而产生出对想象的颂扬……从视野中的中国房屋、中国寺庙、中国坟冢、中国那令人迷惑的石刻、比比皆是的长方形红纸、浑黄的河水以及河上穿梭游弋形状可笑的中国船只和神奇的席制风帆而陷入抽象的遐想。”这段文字中，既有异乡人的疏离感，也有对东方景象的迷恋——这正是庇山耶式文化识别的核心：在疏离中靠近，在迷恋中保持距离。

1926年3月1日清晨，庇山耶在南湾75号寓所内逝世，拒绝“魂归西天”，长眠于澳门西洋坟场。他用死亡完成了最后一次文化选择，将自身彻底交付给这片土地，成为澳门文化混血特质的生动写照。

庇山耶的一生，是一场漫长的文化识别之旅。他从科英布拉出发，带着世纪末的忧郁与象征主义的诗学追求，在澳门这片土地上与中国文化相遇。他没有成为汉学家，也没有被同化为华人；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身份，却又深深地嵌入澳门的文化肌理。这种“既非纯粹殖民者，亦非被同化他者”的中间状态，或许正是跨文化交流最珍贵的可能性——在他者中认出自身，又在自身中容纳他者。

今天，澳门文学馆将庇山耶与汤显祖、吴历、贾梅士并列，作为与澳门有深厚渊源的文学家重点介绍。1982年发行的百元澳门币上，印有他的肖像。这些纪念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提醒着我们：在一百多年前，曾有一位葡萄牙诗人，用他的生命与创作，提前实践了某种“跨文化生存”——那是一种以诗意穿越语言边界、以敏感容纳异质文明的尝试。他的《滴漏》诗集，恰如时间的隐喻：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跨文化理解，同样需要耐心、谦卑，以及那一点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诗意固执。

（原载《大公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