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漏无声——文化交融与当代回响

《滴漏》，庇山耶着，姚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志良

庇山耶的代表作《滴漏》（Clepsidra）出版多年，影响力一直局限于葡萄牙文学圈内。谁曾想，百年之后，这位“把自己逼出葡萄牙国境”的诗人，会成为澳门中西文化对话的持久象征。2026年，庇山耶逝世百年之际，澳门文学馆“登上没有航向的船”纪念活动将他置于文化节核心。一个用葡语写作、百年前逝去的诗人，为何能持续召唤今天的关注？

答案或许在于，他的创作提前实践了某种“跨文化生存”——那是欧洲象征主义与东方诗学传统的首次深度对话。

《滴漏》全书共收录三十余首诗歌，被葡萄牙文学界视为象征主义诗歌典范，对20世纪葡萄牙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佩索阿等现代主义诗人奉其为创作圭臬。表面看，它是法国象征主义（魏尔伦）的葡语回响——庇山耶从魏尔伦那里听到“把音乐放在首位”的告诫，追求“暧昧的音乐”、“灰色的旋律”。然而，细读则能发现中国美学的渗透。

庇山耶长期旅居澳门，其创作受到中国古典诗歌启发。他翻译明代诗歌的实践并非偶然的猎奇，而是有意识的诗学对话：中国诗歌语言的模糊和多义、“对想象力的强烈刺激”与象征主义追求的暗示、朦胧、音乐性产生了隐秘的共振。

《滴漏》中，这种共振清晰可辨。诗集以“滴漏”——中国古代计时器——隐喻时光流逝，展现东西方诗学的交融。庇山耶诗歌中时间的流动感、对“空寂”与“留白”的偏爱，与葡语诗歌传统的雄辩形成鲜明差异。他在诗中写道：“你们这些从视网膜上掠过的形象，为何不停留？”这种对瞬间与永恒的沉思，既带有象征主义的颓废气质，又暗合中国古典诗歌对时光易逝的感喟。葡萄牙文学评论界认为，这部诗集标志着欧洲象征主义与东方诗学传统的首次深度对话。

庇山耶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以中国美学为透镜，重新过滤了欧洲象征主义，创造出一种“有节制的迷醉”。这是文学层面的文化交融，其成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异国情调”——他并非简单地借用中国意象装点诗篇，而是在诗学观念的深层与中国诗歌相遇。

《滴漏》和《中国挽歌》一样，出版后也未产生广泛影响。这种“寂寞的准确”，却恰恰成为其遗产中最珍贵的内核。1997年，姚风翻译的《滴漏》中译本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镜海译丛”，首次将庇山耶诗歌完整引入汉语世界。姚风的译文精准还原了原诗中的修辞功能，在处理“哭泣的雨巷”等澳门地域意象时，采用直译与意译结合的方式保留文化特异性。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姚风译本，使庇山耶获得更广泛的汉语读者。至此，这位百年前试图以葡语重塑中国诗的诗人，终于等来了汉语的回响——一场迟到的双向奔赴。

庇山耶的遗产，远不止于诗集本身。他的形象在澳门文化记忆中被不断重述与激活，已从历史人物升华为文化符号。

2024年4月，澳门人出版社出版“Camilo Pessanha‘s Macau Stories”，作者诸葛行和许贝文从庇山耶视角出发，以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交织的形式，讲述昔日澳门，透过见证人的角色，还原澳门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既不是官方传记，也不是历史书籍，而是一个捕捉了澳门精髓的‘故事中的故事’”。内容涵盖庇山耶在澳三十年间的相关历史话题，包括1910年路环海盗事件后他在战争委员会服务，以及清朝统治结束后他以澳门葡萄牙代表团一员迎接孙中山的故事。两位作者将自己的想象力融入故事，展示庇山耶生活、工作、宗教、创作等多面貌，带领读者以西方视角探索澳门，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感受多元文化共融之美。

澳门艺术家马若龙的作品中，庇山耶常以“穿着中国传统长衫的葡萄牙人”形象出现——一个葡国灵魂，却流放在中国的心脏。这一视觉形象，精准捕捉了庇山耶的文化位置：他既非纯粹的殖民者，亦非被同化的他者；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身份，却又深深地嵌入澳门的文化肌理。这种混血式身份，恰好契合澳门“第三空间”的文化特质。

庇山耶还有另一重面孔。在澳门，人们称他为“活死人”。这源于中国民间“肖像与绰号的天才”——还有什么比“活死人”更能形容这位自我放逐的颓废艺术家？他厌恶社交，衣着邋遢，无论是梦游般地穿梭于市集，还是在自家半裸着裹在床单里，交替于致命的麻木与鸦片的兴奋之间。然而，正是这位被视为“活死人”的诗人，却对中国艺术抱有真挚的热情。他收藏中国艺术品，现分别藏于里斯本和科英布拉博物馆内。他对中国历史和语言颇有研究，这种研究不是殖民者的知识攫取，而是一个诗人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精神漫游。

回望庇山耶的百年遗产，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个文化中介者的形象。他以生命实践了一种可能性：在保持自身文化根脉的同时，真诚地进入另一种文化的精神世界，文化交融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可以在“之间”状态中创造出新的诗意。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文化冲突加剧的当下，庇山耶的澳门经历提供了一种温和而深刻的启示。真正的跨文化对话，不是单向输出或全盘接受，而是在他者中认出自身，又在自身中容纳他者。

庇山耶“害怕回归……但怀旧之情又使我难熬。”这种对故土的复杂情感，恰恰道出了文化漂泊者的宿命。他最终选择长眠澳门，用死亡完成了最后一次文化选择。如今，庇山耶街、百元澳币肖像、文学馆的展陈、新书的出版、墓园里的诗作朗诵——这一切都在诉说：百年之后，他已成为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诗人的身体归于尘土，但他开启的文化对话仍在继续，如滴漏无声，却绵延不绝。

（原载《大公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