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评论写作的问题意识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一、什么才是“问题意识”

所谓的“问题意识”，既是常识，也是共识。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写评论，无论是做实事，还是做理论，必须要有“问题意识”。

而所谓“问题”，往往意味着困难、差异、反常、冲突和疑惑，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问题”恰恰又是转机。

古往今来，“问题意识”一直为智识之士所重视。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就是“问题意识”。而明代学者陈献章将“问题意识”视作学问的原点：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更无别法也。即此便是科级，学者须循次而进，渐到至处耳。（《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同样，波普尔认为，知识的演进就是问题—猜想—反驳的反复迭代。

当代学者、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则认为“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求学是求“学问”，重点不在记住答案，而在怎样发问，在于如何提出更好的问题。“求学重点是学会发问，问出一个好问题，再以好问题为向导，驱动从已知探索未知。”

进而言之，什么才算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对应的话，是否还存在“坏问题”，二者的区别在哪？什么才算是一个“真问题”？如果一个“好问题”长期存在，并转化为一个“老问题”，到底算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好问题”？为什么会有“真问题”与“伪问题”之别？

学者董毓在研究批判性思维时提出关于一个好的探索性问题的一些共性：是研究者关心的议题，甚至有趣；值得研究，能够研究，可以合理讨论；具体：不能空洞抽象，不能太大，不能有太多中心点、变量，但也不能太小、太简单，要有丰富性；对探究的目标、对象范围和方法具有指示性、界定性，还要能表达清楚。

当代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萧延中教授在讲稿《如何写好一篇学术论文》中说，“问题意识”通常是在骨子里关涉全局性的某种深度焦虑和切肤感悟。并从五个维度进行界定：其一、“问题意识”必须跟“大担忧”（great concern，或理解为“重大关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二、这类性质的“问题”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其三、这类“问题”没有一个Y或N的固定答案。其四、这类“问题”的内部必然充满了张力。其五、这类“问题”没有终结，对这类“问题”的释放将意味着迎接更深层次问题的到来。同时，确立了一个“三不一是”的基本原则。所谓“三不是”是，“一不是”：“问题意识”不是“意见”（idea）。“二不是”：“问题意识”不是“议题”（issue）。“三不是”：“问题意识”不是“知识”（knowledge）本身。所谓“一是”是：如果你要检验自己的“问题意识”是否明确清晰，那你就问问自己：我这篇论文究竟想要告诉读者什么？如果你能用一两句话，把这个问题表达清楚，就说明你的“问题意识”明确清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得沉下心来再反复地思考、琢磨，直到完成这一提炼过程。

对于评论写作而言，“问题意识”就是前置性的必要条件，甚至可以绝对地认为：没有问题，何来评论？

总之，“问题意识”需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致力于解决问题。

二、为何缺乏“问题意识”

一个普遍悖论在于，“问题意识”固然至关重要，现实中写作者却普遍匮乏这种意识。

近些年，我经常去各地讲课，一般在讲座结束时留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供同学们提问交流。不少时候，这十分钟的时间，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除非老师点名。问题在于，这种“没有问题”“不会提问”的现象并不鲜见。

投射在评论写作上，尽管每天都充斥着大量的评论文本或短视频评论，“问题意识”的缺乏依然是当下评论写作（尤其是初学者）的普遍困境。

要么无问题可谈，流于空洞抒情，将“问题”理解为借着新闻事实来说话，而非从中挖掘那些反常、冲突和矛盾。不少评论文本看似旨意高远，实则脱离具体的社会问题、公共议题，通篇宏大叙事，大词空词漫天飞，没有对现实议题的持续观察，更没有对问题本身的独立性思考，对读者来说，读完之后不知所云，更无法引起共鸣。

要么树错靶子，没有找对真问题所在，避实击虚，避重就轻，或干脆一味针对“伪命题”去谈，南辕北辙。不同立场决定不同角度，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或许都是真问题，但在价值排序维度，有些立场看到的可能是无关痛痒的表象问题，真正的“问题意识”，绝不是单纯地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更不是简单地将个人情绪、个人偏见代入公共议题，否则，只是逞一时之快，反而容易混淆视听。

要么浅尝辄止，隔靴搔痒，游离于问题表面。评论写作中，经常看到的一类现象，就是徘徊于“表层的真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人云亦云，跟风式表达，简单的点赞或批判，或泛泛而谈，就事论事，忽视问题背后的复杂性根源，如体制、机制、历史、文化等因素，更缺乏问题解决之道的独立性思考，于读者，无启发之功，于问题，无解决之效，于自身，无精进之力。

问题何在？“问题意识”是如何一步步淡出我们的大脑？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思考与现实脱节。不少评论写作者，习惯于办公室思考，看看新闻，刷刷热搜，扒一些二手资料，凑几句名言金句，洋洋洒洒，一篇千字文一挥而就。岂不知，评论写作与纯粹的理论研究有很大差异，评论与现实问题联系更直接、更密切，一旦脱离现实土壤，脱离真实场景，脱离真切感知，问题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自然，真正有价值、有温度的公共问题就无从谈起。

同时，批判性思维的缺失。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导致不少人缺乏主见，要么盲目跟风，要么迎合普遍情绪，既很难在相同中找不同，更难以在不同中找相同，社会需要什么观点就制造什么观点，哪种看法容易走红就表达什么看法。

归根到底，是观察立场的偏差。作为评论写作者，应该是基于公共立场去思考，基于理性立场去表达，而非单纯的个人立场或利益立场。同样一个事实，或一组事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观察立场，千差万别。比如一些“职业打假者”，一般在消费者看来是权益维护者，但在某些商家看来是麻烦制造者，另一些商家看来可能是攻击同业的工具，而在公共立场来看，“职业打假者”的生存土壤、产生机制更值得探讨。

当我们谈论“问题意识”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维度是——这些问题发生在怎样的语境中？对中国评论写作者而言，这个语境就是“中国问题”。

三、为何强调“中国问题”

从事评论写作之初，我主要聚焦“中国问题”，并确定一个“中国问题访谈计划”。何谓“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与“问题意识”是什么关系？评论写作为什么要关注“中国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认为，“任何学问的正确开端是且仅应是这一学问的思想史。”他认为思想史的核心意义，对教育而言，就是熏陶学生们关于重要问题的敏感性。什么是“重要问题”？三个要素：1、挥之不去，反复发生；2、以前已有足够多的学者讨论过从而在学术传统里可以找到问题的痕迹；3、足以打动研究者的心灵，让他相信这是“属于他的问题”。（《思想史的基本问题》）

评论的“问题意识”，本质是时代意识、本土意识。无疑，从评论思想史维度提出“中国问题”，就属于这种“重要问题”。“中国问题”既是“中国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于中国的”重要问题，更侧重学理层面的综合思虑。在现实语境里，当“问题意识”纳入治国理政的范畴，作为与行政行为保持互动的新闻及新闻评论，更有必要深度思考“中国问题”。而舆论场上经常出现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模式”等语词，一个重要前提是基于“中国问题”而衍生出来的。正是不断面对、不断解决一个又一个现实而具体的“中国问题”，才逐步上升到“方案”，进而提炼出“经验”，并抽象为“模式”。

在《评论之道，建构中国问题解释力》一文中，我曾提出，追根溯源，梳理中国百年评论史，就会发现，“中国问题”一直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命题而存在，并在不同的时段呈现出“五副面孔”：

以罗素的《中国问题》、费正清的“中国问题观察”为例，是作为文化比较的“中国问题”；

以胡适的平社《中国问题》为例，是作为思想资源的“中国问题”；

以王造时的《中国问题的分析》为例，是作为国情研究的“中国问题”；

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为例，是作为解决路径的“中国问题”；

以汪丁丁的“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为例，是作为研究方法的“中国问题”。

“中国的”重要问题，能衍生出治理问题、经济问题、人才问题、科技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环境问题、边疆问题等。

“关于中国的”重要问题，则呈现为一些关键关系的平衡，强与弱、民与主、文与野、治与乱、和与同等。

在著名媒体人胡舒立的评论集《舒立观察：中国十年之真问题》中，“改革”的字眼比比皆是，涵盖政经、法治、民生、经济、产业、金融等，即便是纵目全球，同样是在反观中国如何改革，而“改革”也可以抽象化理解为“治与乱”的平衡。在胡舒立看来，这是评论写作的“一致性”，一以贯之的观点。其实，持续深耕本土真问题，是评论写作者的职业定力。

而保持关于重要问题的敏感性，也是评论写作者成熟的重要标志。

四、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培养“问题意识”，需要注重积累，也需要刻意训练，但并非一蹴而就。

就个人经验，试举数法。

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评论应该是最接地气的文体之一，可以引经据典，可以“抽象化”思考，但不能“端”，不能“装”，一定要深入真实的现场，有效调研，结合“问题”的土壤，聚焦解决“问题”的种种因素考量，只有把“问题”放置在现实的坐标系中，思考才能有的放矢，表达才能入木三分。

基于“经验”，借鉴“先验”，追求“超验”。围绕“问题”的判断与决策，往往先要借鉴“先验”——通过博闻强识，多方探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转化为个人的判断；继而依赖“经验”——正如中医针灸的“手感”，欧阳修笔下卖油翁“惟手熟尔”，成熟的评论写作者将认识论与方法论融为本能；最终追求“超验”——向内返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对人无偏见，对事有是非。“偏见”，是评论写作的天敌之一。曾创办《自由中国》的雷震在《我们的态度》中声称，一向秉持“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的立场，强调应以社会利益为最终评估标准。评论写作者首先是一位活生生的人，作为人，必然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知识框架，有自己的观察模型，但在写作时，起码的理性客观是要有的，这就是对人无偏见，对事有是非，不因人废言，不因言废人。否则，所有的“偏见”都将“问题意识”导引到未知的方向，从而失去正确判别是非的标准。

训练思辨方法，构建思考模型。在真实世界里，“问题”往往是复杂而多变的，单一的学科知识，单一的思维方法，面对多因多果的复杂问题，都很难真正理解。这就需要训练思辨方法，并构建跨学科、多维度、立体型的思考模型。比如，如何通过“问题意识”来精准选定评论选题？不妨尝试“评论写作三五模型”，“三”，即三性原则，公共性原则——选题一定是关乎公共利益、面向公众的重要议题；时效性原则——选题是当下社会最为关切，紧扣社会热点、政策落地、时代发展的重要议题；价值性原则——选题本身不但有讨论意义，还能引发进一步思考，并有延展空间的议题，并非鸡毛蒜皮，毫无价值。“五”，即五题方法，就像打靶瞄准一样，“标题+选题+议题+问题+命题”，五点一线。写作者往往容易忽视“标题”的重要性，如果一篇评论写完以后，连一个好标题都很难想出来，其效果至少也要打个折扣。而这个思维模型，本身就是从“问题”中提炼出来。

1928年，梁漱溟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如何成为今天的我》时曾提出“学问八境”，其中第二层境界，就是“发现不能解释的事情”：“有主见，才有你自己；有自己，才有旁人，才会发觉前后左右都是与我意见不同的人。这时候，你感觉到种种冲突，种种矛盾，种种没有道理，又种种都是道理。于是就不得不第二步地用心思……这时你就走上求学问的正确道路了。”这里的“冲突”“矛盾”都是“问题意识”的集中体现。

和做学问一样，评论写作同样也有境界之分、高下之别，其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区别标准，就是“问题意识”。

评论写作的境界高下，不在辞藻之华丽，不在篇幅之长短，而在能否于普遍无疑处生疑，于众说纷纭中发问。可以说，有无深刻而清醒的“问题意识”，既决定一篇评论的分量，更直接影响着一名评论写作者的格局与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