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珠双辉,各展所长:港澳异同及其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角色(二)
吴志良
如果说殖民历史为香港与澳门刻下了不同的制度基因,那么回归后的经济发展则清晰展现了两地基于各自禀赋所选择的差异化路径。学术界提出的“经济的香港”与“文化的澳门”,其前半句精准点明了香港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核心功能。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澳门没有其独特的经济价值。深入剖析两地经济的核心支柱、运行逻辑、转型挑战及其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定位,方能理解为何两个特区如同动力配置迥异的双引擎,共同驱动着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航船破浪前行。
一、核心产业与优势:自由市场的巨轮vs适度多元的探索
香港:高度国际化的“超级枢纽”
香港的经济是外向型、服务型、高度自由市场的典范。其核心竞争力构筑于四大支柱之上:
1. 国际金融中心:全球领先的股票市场(IPO集资额长期名列前茅)、资产管理中心(管理资产规模超4万亿美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球约75%的离岸人民币支付)、风险管理中心(保险与再保险)。其普通法系、资金自由流动、低税率、成熟监管、顶尖金融人才构成了难以复制的综合优势。
2. 贸易与物流枢纽:依托世界级的深水港和国际机场,以及高度发达的物流网络,香港长期是全球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地。
3. 专业及工商支援服务:法律、会计、咨询、建筑设计、工程等专业服务高度发达,国际化水准一流,为企业在区内乃至全球运营提供强大支撑。
4. 科技创新萌芽:近年来,在政府大力推动下,香港正积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其优势在于顶尖的基础科研实力(多所大学位居世界前列)、自由开放的创新环境、连接国际资本的能力,目标成为大湾区乃至全国的“前端研发+融资+知识产权贸易”高地。尽管成果转化和产业链配套仍是短板,但潜力巨大。
香港经济的灵魂在于其“超级联系人”角色,无缝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资本与机遇。
澳门:博彩主导下的“适度多元”之路
澳门的经济结构呈现出高度集中与适度多元并存的特征:
1.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核心——博彩旅游业:这是澳门无可争议的经济命脉。自2002年赌权开放引入国际竞争后,澳门博彩收入一度超越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尽管经历波动(如疫情冲击),其“一业独大”的特征依然显著(博彩及相关产业贡献超80%的政府财政收入、约60%的GDP和大量就业)。豪华酒店、娱乐表演、高端餐饮等紧密围绕博彩业发展。
2.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这是澳门最具独特性与战略价值的功能定位。依托其历史纽带、语言文化优势(葡语官方地位、熟悉葡语文化的人才和人脉网络)、以及中央政府赋予的平台地位(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设于澳门),澳门在促进中国与9个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产能对接、金融服务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桥梁角色。
3. 特色金融探索:利用“一国两制”和自由港优势,澳门正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离岸人民币债券)、财富管理、绿色金融等,寻求经济适度多元化的新增长点。
4. 文化创意及会展产业: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和多元文化特色,澳门积极发展文化创意、美食之都品牌以及会展经济(MICE),以丰富旅游内涵,减少对博彩的过度依赖。
澳门经济的核心挑战与机遇,都围绕着如何实现“博彩适度规模下的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自由度与开放度:典范vs监管下的开放
香港: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标杆
香港连续多年被权威机构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其核心特征包括:资金、货物、人员、信息自由流动;简单低税率制(利得税16.5%,薪俸税最高15%);政府极少干预市场(积极不干预理念);高度开放的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健全的法治保障契约精神与公平竞争。这种极致的自由开放是其国际竞争力的基石,但也意味着其经济更易受全球经济周期和地缘政治波动的冲击。
澳门:开放框架下的政府引导与重点监管
澳门同样是自由港,实行低税率(所得补充税最高12%,职业税最高12%),资金进出自由。然而,其经济自由度在具体领域体现出更强的政府引导和监管色彩,尤其在博彩业:
──特许经营与严格监管。博彩业实行特许经营权制度(目前六家持牌运营商),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如《博彩法》)及强大的监管机构(博彩监察协调局)对赌场运营、中介人(“叠码仔”)、反洗钱等进行极其严格和细致的监管,以保障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政策引导多元化。特区政府通过土地批给、税收优惠、产业政策(如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工具,积极引导和扶持非博彩元素(会展、文创、金融、中医药、高新技术)的发展,力图改变过度依赖博彩的局面。
这种模式体现了在保障核心产业稳定规范运行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寻求多元化发展的“澳门特色”。
三、面临的挑战与转型:固化的焦虑vs多元的迫切
香港:突破瓶颈,重塑动能
香港的优势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1.产业结构固化与竞争力隐忧:金融、贸易物流、专业服务等传统强项面临区域竞争加剧(如新加坡、上海、深圳)、创新活力不足、成本高企(尤其租金和人力)的压力。产业升级速度有待加快。
2.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自由市场催生的巨大财富效应未能普惠共享,基尼系数长期处于高位,住房问题极端严峻(劏房现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次矛盾。
3.科创产业化的瓶颈:虽有顶尖科研,但成果转化、产业链配套(缺乏大规模制造基地)、市场应用场景不足等问题制约其发展成为真正的产业支柱。
4.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作为高度外向型经济体,国际关系变化、外部制裁或金融围堵风险对其影响尤为敏感。
转型方向:巩固提升传统优势(金融、航运、贸易),全力加速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关键载体),发展绿色金融、数字经济等新赛道,并着力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释放社会活力。
澳门:摆脱依赖,拓展空间
澳门的挑战核心在于其结构的脆弱性:
1. “一业独大”的脆弱性:博彩业极易受外部冲击(如疫情、经济衰退、中国内地政策调整如反腐、签证政策),导致整体经济和财政收入剧烈波动。
2. 经济适度多元化的路径与成效:尽管努力多年,非博彩产业体量仍相对较小,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有限。如何找到切实可行、具有规模效应的多元化路径是关键难题。
3. 人才结构瓶颈:现有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多元化发展所需(如金融、科技、高端会展管理)存在错配,吸引和培养多元化人才是当务之急。
4. 土地与空间资源极度匮乏:澳门地域狭小,严重制约产业布局和发展空间。
破局关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中央赋予澳门破解空间人才制约、实现产业多元化的“国家方案”。澳门必须抓住机遇,在深合区内大力发展中医药、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文旅体育等产业,真正实现“澳门资源+全球技术+创新政策+横琴空间”的融合。
四、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独特角色:超级增值人vs精准联系人
尽管路径不同、挑战各异,香港与澳门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宏伟战略中,均扮演着不可替代且高度互补的关键角色:
香港: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
国际资本门户与风险管理中心:仍是外资进入中国内地最重要、最信任的桥梁。其成熟的金融市场是内地企业境外融资(IPO、发债)的首选地,也是管理汇率、利率等风险的核心平台。
人民币国际化关键节点:全球最大、最活跃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提供全面的离岸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存款、贷款、债券、外汇、清算),支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带一路”投融资与专业服务枢纽: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国际化的项目融资、银团贷款、风险管理(保险/再保险)、法律仲裁、工程咨询等专业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走廊核心引擎:发挥基础科研强(尤其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完善、融资能力强、国际联系广的优势,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强大制造和转化能力结合,打造“香港研发+大湾区转化”的创新生态链,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
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作为国家最具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特质的城市,香港是展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遵守国际规则的最佳窗口。
香港的核心价值在于其高度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综合优势,能为国家引入全球高端要素资源(资本、技术、人才、规则)并实现价值倍增。
澳门:“精准联系人”与特色功能担当
中国与葡语国家无可替代的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这是澳门最核心、最具差异化的国家使命。利用语言文化相通、商业网络成熟、平台机制完善(中葡论坛)的优势,为中国企业与葡语国家(包括西班牙语)在贸易投资、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尤其人民币在葡、西语国家的使用)等领域提供精准高效的对接服务,助力国家拓展新兴市场,深化南南合作。
世界级旅游休闲目的地:丰富“一国两制”内涵,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吸引力(与香港的都市旅游、大湾区内地的文化自然景观形成互补的“一程多站”)。发展非博彩元素(文化、美食、会展、休闲)是关键。
特色金融试验田:在中央支持下,探索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离岸人民币债券、绿色债券)、财富管理(面向葡、西语国家、东南亚及大湾区居民)、绿色金融等,形成与香港错位发展、服务特定需求(如葡、西语国家、大湾区)的特色金融体系。
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其成功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软实力输出,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典范(此点将在第三篇文化篇详述,但其经济价值体现在吸引特定客群、发展文化产业上)。
澳门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连接葡(西)语世界的独特渠道、高度专业化的平台功能以及“一国两制”下多元文化共存的示范意义,能为国家在特定区域(葡、西语国家)和特定领域(文旅休闲、特色金融)提供精准链接和特色服务。
结语
香港,这艘以自由市场和全球网络为风帆的巨轮,正奋力突破产业瓶颈,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同时,向科创蓝海扬帆,为国家引入并增值全球顶级资源。澳门,这座在博彩业基石上寻求多元新生的精致都会,则依托中央赋予的横琴空间和葡语国家平台优势,致力于成为国家与广阔葡(西)语世界之间的精准桥梁与特色服务枢纽。两者动力配置迥异,面临的浪涛不同,但目标一致:在国家发展的宏大航程中,以各自不可替代的引擎之力,驱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共同谱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篇章。它们的成功转型与协同发力,将是国家经济巨轮破浪前行的关键保障。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