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篇：文化认同与软实力——香港的中外交融与澳门的文化共存

明珠双辉，各展所长：港澳异同及其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角色（三）

吴志良

历史长河冲刷出不同的制度基石，市场力量塑造了相异的经济引擎，而文化的积淀则赋予香港与澳门最深邃的灵魂印记。我们强调“文化的澳门”，揭示了澳门在中华文明谱系中的独特光芒，但这绝不意味着香港是文化的荒漠。恰恰相反，两地在文化层面展现出同样鲜明却迥异的特质：香港是中西文化深度碰撞与交融的熔炉，孕育了影响全球的现代流行文化；澳门则是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典范，其历史城区静默诉说着四百多年的跨文明对话。理解这种文化基因的差异，对于定位它们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独特作用至关重要。

一、文化底色与特质：快节奏熔炉vs慢生活共存

香港是澎湃的中西文化“熔炉”，文化基因是动态、混杂且充满张力的：

基底与冲击：深厚的岭南文化（粤语、饮食如点心及烧腊、传统节庆如天后诞、黄大仙信仰）是其根基。然而，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带来了深刻的西方（尤其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烙印：英语的广泛使用、法治精神、契约意识、国际视野、教育体系、生活方式（下午茶、赛马）、乃至城市建筑景观（中环摩天大楼群）。

熔炼与创新：这两种异质文化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在香港这个特殊的时空里激烈碰撞、相互渗透、再创造。这催生了独一无二的“港式文化”：高度商业化、快节奏、务实高效、充满活力，极具包容性与适应性。其巅峰体现是上世纪末风靡亚洲乃至全球的香港流行文化——港产片（动作片、警匪片、文艺片）、粤语流行曲（Beyond、四大天王）、电视剧、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塑造了数代人的集体记忆，成为中华文化现代化、国际化表达的先锋。

都市景观：摩天大楼与唐楼并存，米其林餐厅与街头大排档同在，黄大仙祠与圣约翰教堂相望，构成视觉化的文化交融图景。

澳门则是“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样本，展现的是一种相对平和、包容的“共存”模式：

主流的坚守：中华文化（岭南文化为主体）在澳门社会生活中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粤语是通用语，传统节庆（春节、端午、中秋）氛围浓厚，民间信仰（妈祖、哪吒、土地公）香火鼎盛，中式建筑（庙宇、民居）遍布。这种传统文化的延续性较香港更为显著。

多元的共生：葡萄牙四百多年的管治留下了深刻的天主教文化印记：众多历史悠久的教堂（如大三巴牌坊前身圣保禄教堂）、宗教节日（如苦难耶稣像巡游）、葡式建筑（色彩明艳的葡式住宅、碎石路）。更独特的是“土生葡人”文化——欧亚混血族群形成的独特身份、语言（土生葡语/Patuá）、饮食（非洲鸡、马介休）、习俗和社群认同。

共存的典范：与香港的“熔炉”不同，澳门的多元文化更多体现为“和而不同”的并存。不同信仰的场所（妈阁庙与玫瑰堂）比邻而建，不同风格的建筑（中式庙宇、葡式教堂、现代赌场）交织于城市肌理，不同族群（华人、土生葡人、其他外籍人士）在狭小的空间里相对和谐地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澳门历史城区”列为世界遗产，正是表彰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共存数百年且持续发展”的独特典范。这种文化生态孕育了澳门悠闲、包容、重视人情的“小城气质”。

二、身份认同构建：多元交织vs家国融合

香港是复杂多元的认同拼图，其身份认同构建是一个更为复杂、动态甚至充满张力的过程：

多重标签：香港人常同时拥有多重身份标签：“国际都市人”（强调其全球化属性）、“香港人”（强调本土性与独特性）、“中国人”（国家民族认同）。不同世代、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的人群，对这些标签的侧重和解读差异显著。

历史与现实的塑造：殖民历史、移民社会的流动性、回归历程的波折、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与差异、近年来的社会事件以及国民教育的推进，都深刻影响着港人的身份认知。“香港人”身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情感基础，但其内涵以及与“中国人”身份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和群体中存在不同解读，有时甚至出现紧张关系。

文化作为粘合剂：在政治认同存在讨论空间时，共享的“港式文化”（粤语、流行曲、影视、饮食、生活方式）往往成为维系社会凝聚力和塑造“香港人”共同体的重要情感纽带。

澳门则有相对融合的家国情怀，其身份认同呈现出更高程度的融合性与稳定性：

清晰的国族认同：“中国人”身份在澳门社会具有广泛而深厚的共识和高度的自豪感。这得益于中华文化的传承、相对平顺的回归历程、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如自由行政策、横琴开发）以及经济繁荣带来的获得感。

“澳门人”的本土认同：“澳门人”身份同样根深蒂固，但它与“中国人”身份并非对立，而是高度融合、相互强化的。澳门人普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同时为澳门的独特文化和成就感到自豪。

社团文化的凝聚作用：强大的社团网络在澳门社会治理和社群联络中扮演核心角色，这种基于乡谊、行业、慈善的社群主义有效促进了社会内部的和谐与认同整合，强化了“澳门家园”的归属感。

土生葡人的桥梁认同：土生葡人群体通常拥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认同，他们视自己为澳门的一部分，是连接华人社群与葡语文化世界的天然桥梁。

三、作为文化交流桥梁：超级码头vs特色窗口

香港是全球文化要素的“超级码头”，凭借其高度国际化、市场化、信息自由流通的优势，成为全球文化要素汇聚、展示与再分发的超级枢纽：

国际前沿阵地：世界顶级的艺术展览（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表演艺术（歌剧、音乐会、演唱会）、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学术会议、思想论坛在此频繁举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创意和观众，是感知全球文化潮流的前哨站。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高端平台与创新引擎：香港拥有成熟的国际市场渠道、专业的策展和营销能力、国际认可的创意人才（设计师、导演、艺术家）以及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使其成为将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如徐冰、蔡国强的艺术，当代中国电影、设计、时尚）推向国际主流舞台的最有效平台之一。香港不仅能“展示”，更能进行“国际化包装”和“价值提升”，推动中国文化元素的现代化、全球化表达，其侧重点在于现代性、流行性、商业性和全球普适性。

澳门则是跨文明对话的“特色文化窗口”，其文化桥梁作用更侧重于特定领域和深度的文明对话：

“共存”模式的活态展示：澳门本身就是“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成功实践样板。其保存完好的历史城区、活态传承的民俗节庆、土生葡人文化，生动展现了不同文明如何在一个细小空间里长期和平相处、相互尊重。这种“澳门模式”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研究价值，是中国向世界讲述“和而不同”理念的最佳实体故事。

中国与葡语国家/拉丁语系世界文化交流的核心枢纽：这是澳门最独特、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凭借葡语官方地位、熟悉葡语文化的人才库、深厚的历史渊源以及中葡论坛等机制化平台，澳门在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及更广泛的拉丁语系世界）在语言教育、学术研究（汉学、葡语研究）、文学翻译、艺术交流（视觉艺术、音乐、舞蹈）、宗教对话（天主教）、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是深化双方理解、促进民心相通的战略节点，其侧重点在于历史深度、文明互鉴、特定文化圈层的深度链接。

四、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独特作用：全球传播力vs跨文明对话力

基于上述特质，香港与澳门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扮演着互补且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

香港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高端平台”与“创新引擎”。

高端展示与价值提升：为中国最顶尖、最具创新性的当代文化艺术成果提供对接国际标准、吸引全球目光、实现商业价值最大化的世界级舞台（如通过巴塞尔艺展推介中国艺术家，通过电影节推广中国电影）。

国际创意与人才的聚集地：吸引全球顶尖文化创意人才（艺术家、设计师、策展人、制片人）汇聚，成为东西方创意碰撞、孵化新理念和新形式的沃土，并将这些创新元素反哺内地文化产业发展。

流行文化输出与叙事塑造：虽然港产流行文化巅峰期已过，但其积累的经验、人才和渠道网络，仍能在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的现代中国文化产品（如流媒体内容、游戏、设计品牌）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全球文化叙事竞争。

文化资本与国际规则对接：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文化项目融资、艺术品的收藏与交易（拍卖行）、知识产权运营等方面具有优势，能有效引入国际资本和运作规则支持中国文化“走出去”。

澳门是中华文化“共存”典范与跨文明互鉴的“战略支点”。

“一国两制”文化成功实践的展示窗：生动证明在坚持中华文化主流地位的前提下，完全能够实现不同文化的包容共存与繁荣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自信，并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提供“澳门方案”的启示。

中国与葡（西）语国家民心相通的“金桥”：通过深度的语言文化交流、学术合作、艺术互访、青少年交往，有效增进葡（西）语国家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好感和认同，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软环境建设，其作用精准、深入且难以被其他城市替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试验田：在相对稳定和谐的环境中，澳门有条件深入挖掘和活化岭南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资源，结合现代创意和旅游休闲，探索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如结合世遗景点的文旅体验、文创产品开发）。

多元文化创意产业的培育基地：依托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和“交流合作基地”定位，发展特色会展（文化主题）、影视制作（讲述澳门故事、中葡故事）、创意设计（融合中西元素）、美食文化推广等产业，丰富自身内涵，同时服务于文化交流目标。

结语

香港与澳门的文化灵魂，奏响的是风格迥异的双城乐章。香港，以其澎湃的熔炉之力，将中西文化淬炼成影响世界的现代流行符号，今日更肩负着将中国创新文化推向全球前沿的使命，是国家文化“出海”的超级码头与创新引擎。澳门，则以四百年共存积淀的智慧，静默展示着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力，并以其独特的葡语纽带，成为国家深化与广阔葡（西）语世界文明对话的战略支点，是彰显“和而不同”理念的特色文化窗口。

在国家致力于提升文化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征程中，既需要香港这样的“全球传播高手”，以国际化的语言和平台展现中华文化的现代魅力与创新活力；也离不开澳门这样的“跨文明对话专家”，在特定文化圈层深耕细作，促进深度理解与民心相通。唯有让这两颗明珠依据其文化基因各展所长、交相辉映，才能编织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更加丰富、立体、动人的锦绣画卷，让文明交流互鉴的星光，照亮人类共同的未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