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成“学”，立“学”何为：通往“醴陵学”之路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醴陵市城市观察员

中国的“地方学”研究正在发生变化，从传统“地域学”转向现代“城市学”。这一转向，既是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学术投射，也是地方知识体系特色化、精准化的必然选择。当“地域学”转向“城市学”，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何以成“学”，立“学”何为。

作为千年古邑、产业名城，湖南省醴陵市具备独一无二的立学“根基”，从“醴陵观察”升级为“醴陵学”，是醴陵城市文化软实力升级的必然路径，也是县级“城市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一、当“地域学”转向“城市学”

从传统“地域学”转向现代“城市学”，有着相对漫长的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城市进程的一个“拐点”，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一方面是地级城市的变化，“地”改“市”，大多数“地区”改为“城市”，另一方面是县域城市的变化，随着“县”的管辖权从“地”到“市”，不少县域撤县改“市”。这些改变，意味着“城市”的独立性更为凸显。四十年的历程，中国城市进程高歌猛进，2024年城镇人口占比为67%，预计2035年将提升至75%。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两个转向”：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是中国城市进程的又一个“拐点”，特别是“要重视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积极培育城市文明，塑造城市精神。”在人文经济学的背景下，“文化软实力”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有力抓手。从注重“硬实力”到注重“软实力”，城市也将迎来更多柔性关注。

传统的“地域学”，或以“某某学”出现，如湘学、浙学、赣学、关中学等，或以“某某文化”“某某研究”出现，更多是以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共同体为边界，其核心是文脉梳理与文化谱系的结合，空间维度“跨城连域”，时间维度“重古薄今”，关注重点多侧重人文历史，与现代产业、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关联度相对较弱。在城市主导区域发展的今天，这种“泛区域化”的叙事模式，很难精准回应当下城市文化身份认同的现实需求。比如，“地域学”的研究成果，像江苏的“凤凰文库”，湖南的“湖湘文库”等，一省辖区内的城市文化都是其组成部分，然而，这无法涵盖某个具体城市的全貌。

所谓的“城市学”，兴起于日益增速的城市进程，以特定城市为独立研究单元。相比于“地域学”，“城市学”在空间维度边界清晰，时间维度古今贯通、面向未来，关注重点则是凸显经世致用，涵盖历史、经济、规划、治理、生态等多个领域。一线城市，以“北京学”（如陈平原的《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上海学”（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为代表；省会城市，以“南京学”（如薛冰的《南京城市史》、《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上、下）），“成都学”（王笛的成都研究）、“武汉学”（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为代表；地级城市，以“苏州学”“泉州学”为代表。

就文化表达与出版呈现而言，上世纪九十年代已初见端倪。1994年9月16日，学者陈平原在《北京日报》刊发《“北京学”》，“我一直关注以北京为代表的都市建设、都市生活、都市文化以及都市书写”。1994年，学者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被誉为“现代中国的双城记”,开启了地域文化和城市文化比较的先河。

“城市学”的凸显，也是“地方学”适配现代城市文明的必然升级。当然，还有更多的泛“城市学”现象，比如城市传、城市研究等，以及“城市观察”等，都可纳入“城市学”范畴。

以“南京学”为例，近年来相关研究作品蔚为大观，作家叶兆言先生专门写出《南京传》，仅以南京大学的学者为例，学者程章灿教授的“南京三书”（《山围故国：旧闻新语读南京》《潮打石城》《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学者丁帆教授的《消逝的风景》，学者张光芒教授的《南京百年文学史》、《南京文学地图》，作家王振羽先生的《南京乎》，学者李恭忠教授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学者罗晓翔教授的《陪京首善：晚明南京的城市生活与都市性研究》等，此外还有不少关于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等领域的研究。

特别是近年来，南京市社科联（社科院）、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和南京城市文化研究会共同策划推出的学术集刊《南京学研究》，让“南京学”得到更为系统性呈现。

显然，这种扎堆出现的现象并非偶然，无形中对提升南京的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大有裨益。

二、何以成“学”：“城市学”的标准体系

严格地说，“城市学”还很难清晰定义，或者说很难评估一座城市是否拥有“立学”的资格，不过基于常识性的共识还是有的，至少不可能把行政级别作为准入门槛，关键在于城市的“独一无二性”，特别是学理层面的“体系化价值”。

设置关于城市的“某某学”，并非随意标榜，而是有章可循。何以成“学”，就目前“北京学”“南京学”等相对成熟的案例来看，至少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大多数：

其一，历史标准——独特的地域禀赋。没有独一无二，或者不可替代的历史基因，城市便难以成“学”。学者许金晶在分析“南京学”何以成学时指出，首要原因在于“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拥有相当长时间的建都史。”“尽管在南京建都的政权，多以地方和区域政权为主，但如此多政权建都于此，也足可反映南京之于江南区域和整个中国的中心城市地位。”（《城市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从<南京学研究>创刊说起》）悠久的建城史，稳定的地名称谓，清晰的社会建制，明确的文脉渊源（包括传统的书院，历代的名人，知名的学派等）……无疑，传承有序的历史底蕴，将为城市立学之基础。比如著名的“八大古都”，得天独厚。

其二，文明标准——独特的文化辨识。独特的城市文明与城市精神，是城市身份认同的核心载体，这些不仅仅在国内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在全球范围也有一定的辨识度。学者陈平原与王德威曾以“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为名，先后在北京（2003）、西安（2006）、香港（2010）、开封（2012）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顾涛、武廷海发起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2024）举办“城市与礼乐的双向奔赴”学术座谈会，这些城市的共性之处在于鲜明的文化辨识。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言，并非城市史专家的我们，只是在从事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的同时，将“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如此学术姿态，缺点是不够专业，好处则是带入不同学科的视野，与诸多领域的专门家就“城市问题”展开深入对话。也正是独特的文化辨识，让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有话可说，具备“深入对话”的可能性。

其三，技术标准——独特的产业基础。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提出：“为什么15世纪之前，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更为有效的中国文明，到了15世纪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历史实证角度看，问题的实质是为什么中国领先了世界一两千年，但是却没有像英国一样爆发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出资本主义呢？技术与产业的因素，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生产力与生命力，同样是城市能否立学的关键要素。不少知名的城市，不仅拥有传承千年且至今仍是支柱的传统特色产业，并且成功转型，形成“文化+产业”的融合模式，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紫砂之于宜兴，陶瓷之于醴陵，产业影响力远超城市行政量级。

其四，价值标准——独特的精神遗产。城市的精神遗产，与一个又一个的人物有关，那些生命史里跌宕起伏，为城市留下一连串的印记。以“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明史》）的王阳明为例，在他身后，“阳明心学”逐渐衍生出八大学派，江右王门(今江西、皖南西部)、楚中王门(今湖南、湖北)、闽粤王门（今福建、广东）、浙中王门（今浙江）、南中王门(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的大部)、北方王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泰州学派(今江苏泰州市)与黔中王门（今贵州），对于“八大王门”来说，都是一种珍贵的精神遗产。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红色文化，抑或工业文化，在城市精神坐标系上都有独特的价值。

其五，学术标准——独特的学术积累。城市立“学”，离不开丰赡的学术积累，从历史文献到学术著作，从学术机构到活动研讨，都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与学理体系，而从概念到体系、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构建，是能否“立学”的关键。以“苏州学”为例，其研究专项项目分为“苏州学基础理论研究”“苏州历史文化研究”“苏州城市建设研究”“苏州当代发展研究”“苏州人和苏州城市精神研究”五大选题方向，建立在这种系统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深度挖掘“城市学”的学术积累，才有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学术研究与地方发展深度融合”。

当然，这套标准体系也并非没有疑问。围绕县级城市能否“立学”，至少存在以下三重质疑：县级市/县级城市的体量是否有足够的学术资源支撑一个“学”？ “城市学”如何避免与现有的“地域学”重叠？ 如果各个城市一拥而上，“城市学”是否会沦为地方自嗨或政绩工程？

三、从“醴陵城市观察”到“醴陵学”

自2025年5月受聘“城市观察员”以来，我也一直在思考，在“城市学”的维度，“城市观察”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照上述“城市学”标准，反观醴陵，合乎标准，优势突出，成立“醴陵学”，也是顺理成章。

历史标准方面，醴陵之名早于秦代，东汉初年即正式置县，两千余载从未改易。两千多年的历史延续性，构成了“醴陵学”最基本的时间纵深。南朝文学家江淹曾封“醴陵侯”，著有《江醴陵集》，为醴陵增加了历史厚度。

文明标准方面，无论是历史上影响一时的莱山书院、超然书院、江东书院、近思书院等，还是延续至今的渌江书院，无论是朱熹、张栻、吕祖谦、王守仁、左宗棠的“五贤”故事，还是“侠女”红拂女，都让醴陵颇具文化辨识度。尤其是近年来，以“渌江讲坛”作为文化领域柔性引才品牌，主动将这种文化辨识接续下来。

技术标准方面，醴陵有两大世界闻名的身份，一是世界釉下五彩瓷的原产地、中国“国瓷”红官窑所在地，一是花炮祖师李畋故里，同时拥有“中国陶瓷之都”和“中国花炮之都”两大称号。史料记载，醴陵陶瓷始于东汉，距今已逾1700年，釉下五彩瓷自1906年问世以来“蜚声中外”；花炮则自唐初发源，如今畅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产值达两百余亿元。2008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下，这些产业依然释放出强劲的经济活力。

价值标准方面，醴陵是著名的红色热土，据不完全统计，在醴陵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先后出现295位国共两党将军，1000多位黄埔军校毕业生。毛泽东曾多次亲临醴陵，尤其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醴陵就是重点调研对象之一，从醴陵走出了李立三、左权、耿飚、宋时轮、蔡申熙、程潜、陈明仁等一批仁人志士。密集的历史人物群，红色基因与千年书院传统、陶瓷与烟花等技艺文明的交织，客观上也形成了鲜见的复合文化结构。

学术标准方面，历代《醴陵县志》、渌江书院文献、陶瓷花炮史料、红色革命文献，构成“醴陵学”的文献基石。不同时期，都有相应的研究作品，如民国时期傅熊湘的《醴陵乡土志》，傅角今的《湖南地理志》，近年来陈益元的《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以1949-1957年湖南醴陵县为个案》，成体系的《醴陵文史资料》，醴陵市文联的《南社中的醴陵人》，这些学术积累让醴陵富有学理层面的观察价值。包括被称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英国硕士学位的女性”的“醴陵女儿”袁昌英，通晓英文、法文、拉丁文，著有《法国文学史》，翻译了不少法国文学论著，是中法文学交流桥梁的建筑师之一，代表作品《山居散墨》《行年四十》《孔雀东南飞》等，也是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缩影。目前尚缺少系统性学术集刊，这正是“醴陵学”未来需要填补的空白。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立“学”，并非单纯聚焦过往历史，也涉及城市的“未来学”，让城市研究具有更为宽阔的延展性。“千年瓷都 五彩醴陵”城市品牌的持续升级，“醴陵炒粉节”等文旅事件屡屡破圈，带动周边地区的出游热潮，2025年上半年入选“全国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潜力百强”。

相较于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及地级城市的“立学”，县级醴陵“立学”，不仅有望填补中国县域“城市学”研究的空白，其样本价值也更加凸显“醴陵学”的独特性。

事实上，“醴陵学”并非凭空构想。近年来，渌江讲坛已邀请韩少功、唐浩明、王跃文等数十位知名学者开讲，形成了一批可梳理的演讲文本；“醴陵城市观察员”的系列专栏，积累了不少前沿观察与深度思考；“醴陵炒粉节”破圈的背后，也隐含了城市品牌运营的方法论……这些鲜活实践为“醴陵学”提供了最初的田野素材。这种深厚传统与现代活力的接续与融合，共同构成了“醴陵学”的现实关注与未来方向。

四、立“学”何为：如何构建“醴陵学”

构建“城市学”，不是简单的贴标签，也不是刻意的造噱头，而是出于对历史的敬畏，系统梳理历史文脉、精准提炼城市精神、有效赋能产业升级、专业塑造城市品牌，更是对中国县级“城市学”范式的创新探索。

取名易，成事难，关键在于立“学”何为？

“醴陵学”之作为，在于守护文脉，传承基因。系统梳理醴陵2000余年文脉，抢救性保护陶瓷、花炮、书院、红色文化遗产，提炼“醴陵精神”，增强身份认同的标识性与认同感。

“醴陵学”之作为，在于赋能升级，打造标杆。深度挖掘陶瓷、花炮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产业+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打造“世界瓷都、中国花炮之都”升级版。

“醴陵学”之作为，在于塑造品牌，提升能级。“醴陵学”将成为醴陵的显著文化IP，可有效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与影响力，助力醴陵的城市品牌实现新的跨越。

“醴陵学”之作为，在于范式创新，成为示范。“醴陵学”的构建，有望系统梳理总结治理经验与发展创新，丰富中国“地方学”研究的体系，为同类县级城市提供可资借鉴的“立学”范式。

“醴陵学”研究什么？在研究范畴上，“醴陵学”可以贯通古今，经世致用，进一步细化为若干板块。比如“醴陵历史学”，包括建城史、建制沿革、人口迁徙等，“醴陵文化学”，包括渌江书院文化、名人文化、非遗文化等；“醴陵陶瓷学”，包括陶瓷史、技艺史、产业史、交流史等；“醴陵花炮学”，包括花炮史、产业史、创意史等；“醴陵红色学”，包括农民运动、革命旧址、革命家事迹、红色精神传承等；“醴陵治理学”，包括城市规划、产业治理、文化保护、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等；“醴陵未来学”，包括城市定位、产业趋势、文化创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径等。

如何推动“醴陵学”？根据“城市软实力金字塔模型”，需要着力提升治理精度、链接浓度和决策高度。

——需要搭建学术平台：依托渌江书院打造学术阵地，实现文脉传承与学术研究共生。成立“醴陵学研究院/研究所”，联合高校（如湖南大学、湘潭大学等）、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专家学者等多方资源，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协同研究机制。

——需要整理史志文献：编纂“醴陵学文库”，包括《醴陵通史》《渌江书院志》《醴陵陶瓷史》《醴陵花炮史》《醴陵红色史料集》等，筹建数字化文献数据库。

——需要推进学术研究：设立“醴陵学”专项课题，聚焦陶瓷文化创新、文旅资源融合、书院文脉传承、红色精神价值等重点方向，持续产出专著、论文、报告等成果。

——需要推动成果转化：将“醴陵学”研究成果融入城市规划、产业政策、文旅开发、文化传播，打造“醴陵学+文旅”IP，让学术成果“活起来、用起来”。

——需要加强传播推广：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比如展览、讲座、文创产品等形式，普及“醴陵学”知识，讲好醴陵故事，让“醴陵学”成为醴陵的城市新名片。

——需要举办学术活动：定期或不定期举办“醴陵学国际论坛”，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研讨交流，发布研究成果，提升学术影响力。

小城亦有大学问。“醴陵学”的构建，必须直面何以成“学”，立“学”何为的问题，未来也并非在学术版图里插上一面旗帜，而是为两千多个中国县城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城市化的下半场，一座小城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被历史记住，被未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