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党禺：AI能“高仿书法”，但无法“见文生情”

在过往经历中，我虽然做过上百期访谈，但以学者研究者居多，艺术家较少，尤其是书法艺术家。偶有学者专注书法，也是兼职，访谈几乎没有重点谈书法。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何为“书法”，何为“书法家”，社会上都有不同的认知，甚至分歧很大。

党禺先生有多重身份，不管是从事书法写作，还是书法研究、书法批评，都在聚焦书法。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他一起谈谈“书法”。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党禺  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政协书画会理事、粤港澳书法家协会主席。著有《书家必携》（1990）、《党禺书画集》（1996）、·《党禺书法艺术·行草卷》（2006）、《党禺书法艺术·心象卷》（2013）、《党禺书法艺术·心画卷》（2014）、《读写经典·党禺艺术丛书》（2017）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

高明勇：您专注书法艺术五十多年，我想问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书法”？

党禺：书法本意是指书写汉字的方法，后来逐渐演变为历史存世、现当代写的得好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历来就有两种功能属性：工具性和艺术性。1986年起，我在河南高校、海南高校先后编写《书法教程》，就明确提出：中国书法有工具性书法和艺术性书法两种。

工具性书法，就是把汉字写得正确、清晰、美观、流利。

艺术性书法，则是以汉字为对象，以毛笔为工具，以点线、结构、章法为表现内容的造型艺术。

工具性是艺术性的基础，艺术性是工具性的升华。书法成为艺术，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传达出、或激发出作者的心性、情感和喜怒哀乐。

著名美术评论家翟墨先生曾用四句话概括我的追求：有道之技、有控之狂、有根之怪、有情之象。

技术有道，狂放有控，怪异有根，意象有情——四者缺一不可，这，是我对艺术性书法的审美准则。

高明勇：过去二十年间，我虽然做过数百期访谈，基本以学者研究者居多，偶尔有专注书法者，比如南京大学的学者方延明、丁帆、程章灿、徐兴无等老师，比如评论家盛大林、杨耕身、王爱军，都是兼职写书法，我们在访谈中没有重点谈书法，作为书法家接受访谈您是第一位。当然，我也有一些专门从事书法的朋友，如邵兴国老师，刘凤山老师。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原因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内部原因，我更侧重关注公共生活层面，加上是书法的门外汉，虽然也喜欢，但并没有去专门练习，一个是外部原因，社会上普遍对书法及书法家的认知比较纠结，难以评价，在您看来，到底如何才算是“书法家”？

党禺：确实，社会上对“书法家”的认知很纠结。先澄清一个事实：1980年之前，中国没有“书法家”这个专门的职业。中国文联1949年成立，下属各种协会，唯独没有书法家协会。直到1981年5月，中国书协才成立。

“家”字源自诸子百家，是对某一领域达到极高境界者的尊称。能称“家”，不但思想独特、艺术精湛，还要对后世产生影响，成为历史公认的榜样。就书法而言，王羲之，王献之，以及唐楷四大家颜柳欧赵，都是以毕生心血成就时代高度，并兼具思想深度，引领一代风骚，他们的作品，既是工具性书法的典范——端正、美观，同时又具备艺术性的风格和意趣，所以流传千年。而历代状元试卷，虽然工整，却极少成为法帖——因为缺乏艺术性书法的核心要素：传达心性与情感。

真正称得起“书法艺术家”的，历史早有答案，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顶流书法家。

中国书法的艺术自觉，始自王羲之。张旭、怀素的狂草，不以汉字识读为旨归，但成就了人类情感宣泄的艺术经典。现在有“天下三大行书”之说，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第二是颜真卿的《祭侄稿》，第三是苏东坡的《寒食帖》，后世之所以对他们顶礼膜拜，首先是其点画结构的艺术形式美，达到了独步天下的境界；其次是他们的创作，无一不是饱含情感、感人肺腑的真情流露。

高明勇：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书法家”的定义是模糊的，为什么？

党禺：至于社会上对“书法家”认知的纠结，我猜或许有几个原因：

其一，没有区分工具性书法和艺术性书法，喜欢端正整齐；

其二，被强大的“官本位”所迷惑，用身份或者官位评判艺术；

第三，没有自己的审美，人云亦云，不知道自心的审美与安放。

高明勇：之前您的书法作品我看过一部分，一个粗略印象，一种张扬/张狂的风格，有些“叛逆”的色彩，似乎在“传统”“法度”之外更注重“自由”，但您在《读写经典·党禺艺术丛书》的序言中说《致敬传统》，您所说的“传统”主要指什么？

党禺：《易经》云：新新不停，生生相续。

传统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从甲骨到篆隶，从魏碑到唐楷，从章草到狂草，每次变化，都是一个创新，在成为经典的同时，也是下一次创新的起点。因此，我在1982年就提出：传统的核心就是创新。

书法传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不是某种固化的形式，也不拘泥于某家某帖。

即便是冠绝后世的王羲之，加上唐太宗李世民的追捧，成为传统中最耀眼的顶流，但也还是传统中的一份。

对此，西中文先生有过准确描述：“书法艺术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其传统已经形成一条包罗万象的滚滚洪流，大的方面，有帖派文人书的传统，也有碑派民间书法的传统；有庙堂书法的传统，也有浪漫主义书法的传统；有主流派的传统，也有非主流派的传统。因此，要正确全面的理解书法传统，就不应该仅仅盯住某一个方面，更不应该只承认某种书法风格是书法传统，而把其它风格排斥在外”。

所以，学习传统，临帖是基本功，而且是一辈子的功课。

我的临帖一向与众不同：一旦写得像了，必须马上放下，换一个风格相反的帖——不能被传统“吸进去”。

传统犹如阿里巴巴的山洞，无数的珍宝令人眼花缭乱，必须时刻做好标记，找回出去的路。

高明勇：我知道不少人学习书法都是从“临帖”开始，您如何在年轻时就开始四处“访碑”，“碑帖双修”？

党禺：1972年，我人生第一次访碑，背着书包，带着馒头，一头扎进西安碑林，东张西望，贪婪又绝望——好东西太多，怎么才能学完啊。

1983年在云峰山，直面山崖上的巨大碑刻，我印象非常深刻，先辈的笔迹历经千年而不朽，那一刻的震撼，让我五体投地。云峰石刻的四十多通拓本，我用硫酸纸一笔一划双钩复制，整整一个多月，成就了我后来的魏碑功底。

数字时代，信息信手拈来，但书法的“肉身经验”不可替代。传统不是信息，是古人充满激情的生命印记，学习传统，就是和前人的生命体验相互印证。

2015年前后，我在北京游学五年，常常流连于故宫、国家博物馆。离京前的冬月，为了一睹《千里江山图》，72岁的我连续两天往故宫跑，抢到号了，还得再去排队四小时。但是，真迹现前那一刻，眼睛霎时瞪大，周围的嘈杂拥挤不复存在，面对金碧辉煌的画作，整个人都呆住。

可以说，屏幕上的高清大图，永远代替不了艺术原作，能量场完全不同。

高明勇：您的“读写经典”系列很有创意，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何选择不同的书法对应不同的文学作品，比如以魏碑来写古歌谣，以隶书来写诗经，以行书写唐宋词，以草书写唐诗，出于什么考虑，有自己的美学标准吗？

党禺：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所有艺术家躲不开的终极之问。

《读写经典》是我的答卷，回答“从哪里来”——以传统技法书写经典诗词，展示了我的艺术脉络，是对五十年艺术之路的回望。

我的艺术追求是：见文生情，因情生意。简言之，为文字内涵寻找最合适的形式，以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即通常所说的艺术表现力。

《读写经典》也是如此：古歌谣的古朴，以雄浑的魏碑表现；《诗经》的率真，以优美的隶书展现；宋词长短句，行草的灵动更合适；唐诗的奔放，与草书的自由相吻合。

同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即使同属魏碑，不同的诗词，也还是有不同艺术风格，文字的委婉与豪放，也必须有与之配合的不同形式。

我最反对的，就是所有创作都是一种面目，千篇一律，如流水线的复制品。书店里常有某家字帖，《心经》如此，《道德经》也如此，字字雷同，犹如一个模子翻刻的，这说明，书家从来没有被那些文字打动过。

我在1989年就大声疾呼：这些毫无艺术个性的重复书写，将活生生的书法艺术，变成程式化、只有文字学意义的书写——这是写字，不是艺术。艺术是生命的象征，没有生命，何谈美感。

高明勇：您曾说“五十岁前不写草”，而一旦写起来似乎更喜欢草书，有评论家评价您的创作，以魏碑铸方草，以狂草开心象，在您提出的“心象书法”理念中，“心象”如何平衡书法传统的千年法度与个人当下的情感表达？

党禺：《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中国汉字是几千年文明史中，对万事万物的抽象化表达，是天、地、人各种关系的综合表达。而“永字八法”确立了书法的用笔原则，书法艺术千变万化，万变不离其宗。

“以中为骨，以侧为变”，毛笔中锋、侧锋的辩证使用，承载了中国书法的审美核心。技法的淬炼，是书法家终生的功课。

我曾立言：五十岁前不作草——因为草书的自由，必须建立在技法纯熟之后。

所以，我早年专攻魏碑、隶书，进入大学教书又以唐楷为宗，中年后专研怀素《自叙帖》，几十年的积淀，传统渐渐融入笔端，创作也一步步进入化境。

翟墨先生说我是“有控之狂”，狂不是失控，而是在法度内戴着镣铐的舞蹈。

我的“心象”系列，满纸云烟，亦书亦画，探寻的是传统书法与现代视觉构成的统一。灵感往往是“因文见情”、“直入当下”的艺术创作，既没有预先设计，也没有刻意表现，而是瞬间的情感迸发——类似于物理学讲的“势”，纯粹是创作冲动。这种创作不仅自由，而且自然。

高明勇：在您的书法生涯中，一路前行的深层动因是什么？

党禺：十年前，太太为我制作的纪录片中有一句话：“拿起笔，在纸上游走，那感觉，远比我在人间行走，要自由自在得多。”这是真心话。早年，我先是当知青，后来做矿工，白天汗流浃背，晚上在灯下沾墨练字。无尽的劳作，书法让我片刻逃离，对未来存着一丝丝期盼。后来，书法拯救了我，凭借连获大奖，30岁时进了文化馆，40岁时成为大学老师，50岁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书法成为我的职业。

特别是1988年，在天津大学跟随王学仲先生进修，老人家的耳提面命，奠定了我后半生的艺术追求。作为徐悲鸿的弟子，王老的艺术宗旨“欧风汉骨”，2013年王老逝世，我写下悼诗：誓立东土厚千韧，敢铸方草随师魂。

如果说，当初迷恋书法或许还是一种逃避，到后来，对理想的执着，对命运的反叛，对不公的呐喊，都在笔端倾泻而出，书法成为我的“生命宣言”。

高明勇：如何面对外界评价乃至批评并保持艺术独立？

党禺：我的一生，都在羊肠小道上左奔右突，废纸三千。

最后，是书法给了我大自在：活着，真情流露，自由书写，夫复何求？

初出茅庐，我就以“狂怪论”闻名书坛，性格执拗，不善处世，非议始终不断。及至后来，离开体制的庇护，南迁北往，既非主流，又远离中心，遭到冷遇和白眼，更是家常便饭。

这些遭遇，反倒成了新的催化剂，我一次次咬牙：我要写得更好，直到无懈可击。

五十年过去，“方草”诞生了，“心象”成熟了。

在流量化、空心化的时代，我用一支笔，守住了自己的心。

高明勇：个人观感，您的书法作品既有传统根基，又有鲜明个性，如何理解“守正”与“创新”在当代书法中的关系？

党禺：从艺五十年，碑帖双修，我创造了两大艺术风格：

一是方草——以碑入草，将雄浑的方折笔法融入圆转的草书，方草的汉唐气象，是我心中雄浑大气的艺术外化。

方笔在传统中一直存在，书法家秦纪明先生考证，怀素《自叙帖》中已有方笔，明朝王铎、清朝张瑞图，对方笔也多有探索。我把传统中存在、但被忽略的方笔激活、放大了。

二是心象——西汉杨雄说：“书，心画也”。我的心象，便是这“心画”的写照。以画入书，书画交融，将汉字、情感与书写形式相结合，强调视知觉，拓展了书法的边界，是对书法未来的开拓。看似不经意地信手拈来，却是对笔法、墨法、纸法的了然于心。心象与传统书法大相迥异，但其本质依然是书法，是当代书法的延展。

很多人把“守正”理解为某家某帖，把“创新”理解为任性乱来。大错。守正，守的是艺术精神，审美哲学，而不是某种形式。

“用笔千古不易”，书法用笔是经过几千年验证而传下来的，必须坚守。

“结体因时而变”，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范式，也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僵化的传统。经典法帖的背后，是一个个创造新范式的鲜活人物。张旭怀素当时被视为“颠张醉素”，一代宗师颜真卿，打破了“二王”范式才成就唐楷高峰。

打开门户之见，遍取百家之长——临帖，是我从不间断的功课，但我从不以描摹古帖作为成就示人。

艺术，必须做到我手写我心。

高明勇：您在书法之外还写了不少的“书法论”，您如何定义“好书法”？

党禺：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技法为表达服务，不能为技法而技法。

必须有情感真实，作品里要有“人”，要有心跳。

高明勇：评判一幅书法作品，您最看重哪几个维度？

党禺：气韵生动——这是首位，是书法的灵魂。

我不能忍受的，或千人一面的“流行书风”，或一拥而上的“展览体”，或一味追求“古意”，变成新的程式化。

技法再精，也还是高级的工具性书法，不是艺术。艺术，是敢于表达情感、敢于打破常规、哪怕不完美但有生命力的创造。

高明勇：关于“书法”，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民间谚语，医生的药方像书法家的字一样飘逸，书法家的字像医生的药方一样难懂，您怎么理解这种现象？书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当审美功能盖过实用功能，是否意味着本末倒置？

党禺：不是本末倒置，而是历史必然。

我们这一代书家，面临历史性挑战，所谓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毛笔退出了日常书写，书法的工具性已经消失，这是书法自诞生起从未遭遇的现实。

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提升书法的艺术美。

书法原本就是抽象艺术，像音乐、绘画一样，不依赖文字内容，形式本身打动人。这就是我探索“心象”的原因——让书法从“读”时代进入“看”时代。

借用西中文先生的总结：“党禺认识到，书法艺术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正因为她植根于独一无二的汉字之上。汉字以象形为基础，音形义相结合，为书法造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意象。书法作为一门成熟的艺术，在造型手段上有充分的自足性，不需要其他艺术手段的介入和替代”。

高明勇：其实这些年，关于“书法”闹出不少笑话，比如“山东博物馆”被网友调侃容易读作“山东情妇馆”，比如“勤能补拙”被误读为“杜甫能动”，比如“宾至如归”被误读为“妇女之宝”，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为什么书法作品会被如此严重误读？

党禺：书法变成“天书”，不是观众的笑话，是书法生态百余年断裂的症候。一语以蔽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简化字到硬笔字，从文革破四旧到改革开放，从资本经济到流量时代——一百多年的历史断层，不是某一个人的错。

可以说，是江湖书家不学无术、故意求怪，败坏了书法的名声；是博物馆、影视剧的把关人，缺乏审美判断，让劣质书法登堂入室；是当今书坛的各种流派，太多人博眼球，争流量，官本位、钱本位扭曲了标准。

书法不再是审美，而是审丑、毁美，大众面对这样的乱象，自然无所适从。

高明勇：是书法家过于追求个性所至，还是观众的审美素养有待提升？

党禺：大众审美是一个社会问题，毛笔退出日常书写，造成两大缺憾：一是书法的“基本功”消失了。古人从小握毛笔，写信、记账都用毛笔，每天都在“无意识训练”。今人一周能写几个毛笔字？二是书法的“大众审美”抽空了。古人即便不会写，耳闻目睹，眼睛也是“熏”出来的。现在除了在展厅、图像里看书法，生活中几乎绝迹。

所以，大众审美素养需要提高，但不能把锅都甩给观众。书法家首先要正本清源，把基本功练好，基础扎牢，再去谈艺术性，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高明勇：就个人观察，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对书法应该是一次“冲击”，严格意义的书法应该还是繁体字居多，中文互联网的兴起，应该是另一次“冲击”，很多人已经到了提笔忘字的地步，AI时代是否迎来第三次“冲击”？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数字化对书法创作、传播与传承的影响，是冲击还是机遇？

党禺：AI可以模仿字形，甚至可以生成像模像样的“书法”，但它永远无法复制“见文生情、因情生意”的生命体验。

短短一百年，书法经历了三次大的冲击：文言改白话、繁体改简体、键盘取代笔墨。每一次都有人唱衰书法，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说，“书法已死”。但是，很多人走了，书法还在，活得好好的。

只要中国人还在写字，用心写字、用字写心，AI就只是工具。如果模仿某种标准写字，AI已经完胜任何书法家。

但是，每一个留在历史上的书法家，都是“不与古同，不与人同，不与己同”，这是AI永远学不会的。

我就是我，不是因为我像谁。

高明勇：您生于河南南阳盆地，受中原文化滋养，中间在海南、北京都生活过，后又长期在岭南生活创作。南北地域的文化差异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党禺：这个问题很有趣。20多年前我初到广州，亲身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差异，还写了一篇小文《南北书风论》，分析地域文化所带来的艺术差异。

一方水土一方人，南北地理差异导致的文化不同，从来都在，这是自然现象。

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借用禅宗“南顿北渐”之典故，将唐代以来的山水画分为两大体系，成为绘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理论。

无独有偶，清代学者阮元的《北碑南帖论》，也将书法划分为北碑、南帖两大体系，打破“二王”的帖学垄断，由此启发了清代碑学的兴起。

我生于河南南阳，前半生在中原，书学功底是魏碑，魏碑的雄强、方正，符合我北方人的性格和气质。

后半生在广州，南方的温润，为生活增添了几分诗意。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除了写字，就是读书。但是，在广州多年，我学会了喝茶，还有，习惯了那碗温润的靓汤。

“谁言书到二王尽，万里南行眼界宽”，地域文化造成的差异，恰好形成交叉地带，带来新的碰撞与融合。雨打芭蕉，小桥流水，渐渐渗入北方的雄强。我在草书的圆转中，加入魏碑的方劲—方草出现了。借用西方的格式塔美学，书写中加入国画墨法—心象成形了。

高明勇：在全球化语境下，不少外国人也对中国的武术、书法、中医等感兴趣，您认为书法作为东方美学的核心载体，应如何与西方艺术对话？书法的“笔墨精神”能否成为一种跨文化的哲学语言？

党禺：西方美学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当代艺术评论界，喜欢以西方美学的视角“拷问”中国书法，既曲解了西方美学，又与书法审美南辕北辙。

我的“心画”系列，借鉴“格式塔”美学，但用的是中国笔墨，写的是传统汉字。创作中打破传统书法的空间布局，大开大合的排列组合，水墨淋漓的笔触，追寻悠远的审美意象。

这些作品不需要过多解释，其构成具备内在的张力，视觉之美，直指人心。

如果选一件代表作，那就是《自由自然》。原本是一幅无心之作，当时用了长锋羊毫，在草书的疾速书写中加入国画笔法，一笔落纸后，墨分五彩，各显其美，浓淡干湿，亦书亦画，成为我个人的艺术经典。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它本身就是哲学——书写中的快慢疾徐，构成上的阴阳虚实，审美内涵太丰富了。“心象”强调形式美，是直入当下的视觉表达。这是我对书法未来的设想，跨越文字，表达人类共同的情感。

高明勇：对有志于书法的年轻人，尤其是想走专业道路的后学，您最想给出的忠告或建议是什么？

党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想我个人的经历，可能给年轻人带来一些启示。1988年，我先是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后又加入中国现代派书法学会（恩师王学仲先生等创办）。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一个“两栖派”。1996年，理论家傅京生的评论文章就指出：“党禺游走于传统派和现代派两端”，确实如此。

在传统派眼里，我是异类——1982年出道伊始，我便力主创新，开辟了“狂怪与美”的研究领域。

在现代派群体里，我又成了保守派——1997年的全国学术会议上，我主张求同存异，被激进的同伴视为落伍。

那时真是“两军挟一卒，荷戟独彷徨”。但说实话，我从未在艺术创作上彷徨过。路是自己的，让别人说去。

36岁提出创新论，那是青年人的锐气——我要不一样的人生。

50岁在中国美术馆办展，那是中年人的突破——我做到了。

70岁完成心象，那是人书俱老的圆融——我找到了自己。

80岁回望一生，终于悟道中庸的境界——不是“我赢了”，而是“我成了”。

这一生，从矿工到书家，从中原到岭南，从大学的象牙塔到体制外的流浪艺术家，我始终走在自己的路上——不依附，不盲从，不攻击，不辩解。

所有吃过的苦，受过的白眼，都化作一缕青烟，我的心中，始终有个方向——写得更好。

只是写，一直写，写到笔墨自由，写到心象自成。

这不是技巧的胜利，这是人格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