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前开会时,偶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郭璐老师。她将古典文学文献与古代古城空间结合起来,从“文学”来解释“城市”,让人耳目一新。
交往中了解到,她曾组织学生开展地方志研读与家乡调研,和学生们“重新发现家乡”。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郭璐老师谈谈城市、规划与文学。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郭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城市规划史、中国古代城市营建史等研究。2024年获第七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第一名。著有《地区设计:秦汉隋唐长安地区区域空间秩序营建》《先秦传世文献所见早期规划》《中国城市规划史》(合著)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
高明勇:我知道您是西安人,当年是陕西省高考理科第一名,后来一直研究中国城市规划史,接受媒体采访时您说,“除了受学建筑工民建的外公耳濡目染外,很大原因是在少年阶段就对人文色彩和综合色彩的东西感兴趣。当时感觉建筑学既不是纯粹的人文学科也不是纯粹的理工学科,就选了这个。”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故乡西安,对您有哪些影响?
郭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西安南郊出生长大,从空间范围看应当是在唐长安城延康坊、兴化坊一带,据说我中学上学时常走的一条小路就是唐长安的坊间路。闲暇时出游,常是大雁塔、小雁塔、兴庆公园等古风悠长的地方;购物娱乐,则要“进城”,到厚厚的明城墙包围的城市中心商业区,去城隍庙、东大街;到了寒暑假,则有回老家泾阳县探望的机会,乘车自西安出发,一路北上跨过渭水,道路两侧的农田中就开始出现三三两两高大的历代陵冢,是黄土台塬上最庄重肃穆的地景。在这样一片被深厚历史浸润的土地上长大,会不可避免地对曾经形塑这片土地的力量感兴趣,这对于我的学术道路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高明勇:您曾组织学生开展地方志研读与家乡调研,和学生们“重新发现家乡”,有哪些新的发现和感悟?
郭璐: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参与由武廷海老师主持的《中国城市规划史》课程教学,这是一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课,这门课程最后的作业就是让同学们去探究自己家乡的历史,同学们来自清华各个不同专业,在此之前几乎都没有接触过建筑或城市规划的知识,更不知道地方志是什么,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和这次作业的机会,他们阅读方志,重新认识自己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同学们常常惊喜地表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家乡原来是这样形成的,而植根于天南海北的作业也带给老师们很多惊喜,每一块小小的土地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延续千百年的故事,而中国历史上又有极为悠久和宝贵的文献传统,二者相结合有极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有待不断探索。
高明勇:您之前获得第七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第一名,这个还是很了不起。清华大学建筑研究一直都有很好的传统与口碑,您曾师从吴良镛教授,也提到他的“师生双向认识”,他对您的影响都哪些?
郭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一直有非常好的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1946年梁思成先生在创立建筑系后曾长期开设中国建筑史等课程,1980年代吴良镛先生专门开设《西方城市史》,并对中国城市史作专题探索,后来在德国卡塞尔大学讲学时还专门开设了《中国城市与建筑》共 10 讲,并将部分讲义出版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纲》(A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ity Planning)一书。2003年,张悦老师开设了《中国古代城市营建史概论》课程,2017年武廷海老师开始担任课程负责人,2020年又开设面向全校本科生的《中国城市规划史》课程。我非常有幸,能够在这样的教学和科研团队中成长,能够受到这样一个悠久传统的滋养。
我2008年本科毕业后即师从吴良镛先生攻读博士,至今已追随先生18年,刚入学时一位学姐带点玩笑地跟我说“你的人生将分为两部分,认识吴先生之前和认识吴先生之后”,当时不甚理解,现在则深为赞同。有时遇到一些事情、一些问题,我经常会问自己,如果吴先生遇到这件事会怎样做?
高明勇:上次咱们在鄂尔多斯开会时,您提到和武廷海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京都赋所见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别开生面。如果从研究本身来说,很多研究者往往更看重考古发现、传世文献的价值,相比较而言,您认为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体现在哪?
郭璐: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及其规划的研究,文学作品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文学作品中包含着大量其他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的城市空间相关的信息,清人徐松写《唐两京城坊考》时,就大量利用唐代小说来考证坊里、宅第、寺观、街巷的具体位置;文学作品还蕴含着丰富的人居营建的思想,体现了古人建构城市空间的意图,都邑赋就是典型的例子。文学作品还能赋予很多城市和城市空间以特定的文化内涵,乃至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例如兰亭、滕王阁、岳阳楼等等。
高明勇:我看您也梳理《历代赋汇》中关于古代“京都”的各种赋,前些年《光明日报》也推出了“百城赋”的策划,从古到今,为何这么多人选用“赋”这种文体来表现城市之美?
郭璐:京都赋是中国古代赋体文学的传统题材,是描写和赞美都城的一种文学作品,自汉代以来一直是文人创作的重要领域,其中包含有大量都城空间的历史信息。京都赋的作者所描绘的多是与自己同时或时代相近的都城,其本质上反映的是当时社会文化观念中的都城空间形态。历史上京都赋写作的高潮往往是在政权面临都城选址与规划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时期,作者通过京都赋来对都城空间进行记述与评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认为京都赋的功用就是“体国经野”。京都赋对于都城空间的描写,虽有主观情感的铺陈,但往往基于谨严的研究考证,具有客观的真实性。
高明勇:您认为古代的“京都赋”对我们今天用“赋”来写城市,有哪些启示?
郭璐:正如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所言:“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其内容多可与史书记载及考古成果相印证。可以说京都赋兼有文学的流光溢彩与科学的严谨务实,其“体国经野”的宏大气魄对于今天的城市书写仍然具有重要启发。
高明勇:您在演讲中也提到,当我们讨论“都城”时到底在讨论什么?我们所定义的“都城”与古人理解的“都城”是否存在概念上的偏差?您如何回答这一问题?
郭璐:学术研究的基础是概念,都城在古人观念中可能是一个多空间尺度的复合,甚至没有刚性的边界,既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墙内之城(walled-city),又有辅助、拱卫它的郊区、京畿。甚至天下尺度上的名山大川也与都城有关,所谓“岳镇方位,当准皇都”。
高明勇:参加清华大学“水木开卷·从游悦读”活动时,您推荐吴良镛老师的《中国人居史》,提出“以人居观察历史”,认为“人居史”不是建筑史,不是城市史,也不是园林史,您所理解的“人居”和“人居史”主要指什么?
郭璐:人在大地上生存,创造属于人类的生存空间,这个创造的过程和成果就是人居的历史。它是文明的成果,也是文明的载体和动力。因此吴先生说:“中国人居史既是中国人居的变迁史,也是中国文明历程的发展史。”
高明勇:对今天的城市建设有什么资鉴?
郭璐:中国人居史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文化自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建筑、规划、园林等学科的业知识、问题意识、学术基础、基本概念绝大部分都来自西方的学术体系,作为中国人应当了解本国人居的起源、历程与基本价值,系统挖掘中国古代人居营建的知识体系。而“文化自觉”的目的其实是“以古鉴今”,当然大家可能会想,古今人居环境相差甚远,历史何以资鉴当代呢?吴先生在书中引用了王夫之的话:“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则心心相印,古人之心无不灼然可见。”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人居的物质空间形态也不断变化,但人心、人性的变化是有限的,古今人性是相通的,从这一点出发,中国人居史可以为今天的人居建设提供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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