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生命史”观察“城市性”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谈到一个地方，人们往往会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进而谈到人杰地灵，英才辈出，钟灵毓秀。“人才”与“地域”的关系，不仅仅为民间津津乐道，即便是对严肃的学术研究而言，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无论梁启超先生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1924），还是钱基博先生的《近百年湖南学风》(1943)，都将“人才”与“地域”的关系推向极致。

观察醴陵城市发展，引发我不少思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人”，是一方“平凡的人”，还是一方“非凡的人”？这“一方水土”，既有关多大，更有关在哪？是处于边缘（省界）的“水土”，还是毗邻中心（省会）的“水土”？（《始于地理，成于治理：发现中国城市的源动力》，政邦智库，2026年1月29日）如果把这里的“水土”主要指城市，那么，从“人才”的角度出发，会涉及一系列的问题，这个“人才”是谁？他做了什么？这座城市对他意味着什么？从“城市”的角度出发，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城市？他对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又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

从相对严谨的学理层面来看，关注“人”，关注“人才”，主要是关注基于个人史的生命史，关注“水土”，关注“城市”，则主要是关注基于城市史的城市性，城市观察，也即透过“生命史”来观察“城市性”——一座城市的灵魂，就蕴藏在无数个体的生命轨迹之中，而一个在此孕育的“生命”，无论走多远，都带着这座城市的烙印，而那些与这座城市有交集的“生命”，人生地理中也不仅仅多了一个地名。

一、何为“生命史”

正如历史学家王笛教授所言，城市终究是“人”的城市。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不关注个体的人。虽然我们的历史书也会讲到人，但是这个人几乎都不是个体的人，用的是“人民”“群众”“民众”“大众”“老百姓”，要不就是“工人”“农民”等等，看不到个体。（《高明勇对话王笛：城市终究是“人”的城市》，政邦智库，2026年1月27日）

关注个体，一般来说更关注“个人史”，侧重于一个人客观经历的编年记录与功绩罗列。在此基础之上，我更关注“生命史”。何为“生命史”？有别于个人传记的叙事框架，和个体生命的外在轨迹，更关注生命的体验与价值。“生命史”，主要是关注那些被尊崇的、被传承的、被遗忘的、被误解乃至被污名的个体，或为知名人士，或只是“小读书人”，他们都曾经是一个地方最鲜活的生命，最灵动的生命，曾经拼搏过、奋斗过、挣扎过的生命。“生命史”，就是褪去面具标签看真实人性，透过显赫功绩看精神内核，穿过命运起伏看生命底色。

“生命史”，意味着目光会投放在“微观史”与“日常史”，会注重“历史微观层面的毛细血管”作用，换句话说，关注个体生命在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体验、感知、选择、创伤、欢愉与意义建构。不仅仅是“他做了什么”，更是“他为何成为他？”“时代与城市如何在他身上刻下烙印？”“他给这座城市的影响体现在哪？”

“生命史”更侧重聚焦个体生命的完整轨迹、精神体验、价值追求，以及个体与时代、地域、群体的互动关系，核心是“还原一个鲜活的生命，解读生命背后的时代与地域密码”。通过关注个体的完整轨迹，还原个体的鲜活体验，挖掘个体与地域的共生价值，为我们解读“城市性”提供“以微观见宏观、以个体见群体、以生命见城市”的独特视角。

二、何以“城市性”

“城市性”，虽然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出现，但这并非单一维度的概念，更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学术术语，而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与性格，是一座城市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根本属性，是一座城市在历史积淀、空间营造与文化认同中形成的独特气质。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城市性”的解读各有其侧重，但最终都会指向“人与城的互动关系”。

要想读懂“城市性”，就要理解城市的根本性——即城市为何成为城市，城市的普遍性——即诸多城市普遍性存在的共性，城市的本土性——即城市在本土生态中呈现的特殊性。

要理解“城市性”，需要从经典定义回到中国语境，需要一种能深入其肌理、感知其温度的观察方法。之前我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武廷海教授对话时，我们谈到“中华文明的城市性与中国城市的体系性”的问题，他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强调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而对城市在中华文明中的价值明显认知不足。文明探源工程已经表明，农业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厚积”的量变，城市则是文明形成阶段“薄发”的质变，无论是国际的通行观点，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学术成果，都将城市作为文明形成的关键标志之一，甚至可以说，无城市则无文明。而“中华文明的城市性”意味着可以将城市作为切入点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源头，深入挖掘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高明勇对话武廷海：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城市性”》，政邦智库，2025年9月10日）

城市因人而兴盛，人因城市而成长，人与城之间的共生性，是“城市性”的本质内核，二者相互塑造、不可分割，城市为个体提供生存空间与精神滋养，个体通过生产创造与社会参与来不断丰富城市的肌理、完善城市的功能、升华城市的气质，以人与城的互动为动力，最终呈现出一座城市独有的辨识度与生命力。

就是说，“城市性”是动态的、多元的，是一座城市的“集体性格”，需要透过具体的人与事来得以洞察。

三、透过“生命史”观察“城市性”

学者陈平原先生所言，很多人都知道一篇文章、一篇课文、一个作家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城市需要文学，有好作家的城市很幸福。

学者王德威在《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中指出，“文学与香港这座城市的关系，难以化约为相辅相成的逻辑。城市可能激发作家的原创风格，但也往往抹煞他（她）们最基本的写作条件。”

一个生命与一座城市之间的关系，远比表面看起来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作家梁衡曾围绕瞿秋白撰写出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由此提炼出散文“觅渡精神”，已经成为常州的城市名片。

担任醴陵城市观察员之后，在我的笔记里，记录着一个又一个与醴陵有关的“生命”，有土生土长的醴陵人，如傅熊湘、傅角今、文俊铎、宁调元、袁昌英等人文学者，有程潜、陈明仁、李立三、蔡申熙、左权、宋时轮、耿飚、李明灏等革命家，有朱熹、张栻、吕祖谦、王阳明、左宗棠、陶澍等在醴陵留下传奇的人，也有熊希龄、毛泽东等深刻影响这座城市的人。

我为每个“生命”建立了一个档案，保存着他们的文字，他们的回忆，他们的功绩，他们的传记，以及现场考察的故居。

以傅熊湘（1882—1930）为例，这位从醴陵走出的“小读书人”，并非功勋赫赫的显贵，但其经历足够传奇，办过报（与宁调元等在上海创办《洞庭波》杂志，与胡适等编辑过《兢业旬报》，与张默君编辑过江苏《大汉报》，主编过《长沙日报》），结过社（与柳亚子诸人结南社），教过学（先后在渌江中学、萍乡中学、正本女校、长沙明德学堂任教），写过诗（《南社丛选》有诗102首），著过史（著有《醴陵乡土志》和《湘灾记略》），当过官（历任湖南省参议员、省长署秘书、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中山图书馆馆长、第三十五军参议，沅江县县长、安微省民政厅秘书、省棉税局局长等），经过商（曾任醴陵模范窑业工场总经理）。其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沉浮，折射出传统士人在时代剧变中的挣扎与坚守。他的生命轨迹，既离不开醴陵“山深民强”的地气滋养，也印证了这座城市在激荡年代中孕育的韧性。透过他的生命史，不仅可以看到个人命运的起伏，更是醴陵“城市性”中那股“隐而不彰、韧而不屈”的精神底色。

这一系列具体的“生命史”标本，共同构成一张有血有肉的、不断生长的“醴陵心灵地图”。

这些个体的生命史，清晰地呈现了人与城的共生逻辑：城市为个体提供成长的土壤与发展的舞台，个体为城市注入精神的养分与发展的动能。以生命史观察城市性，正是要捕捉这种共生关系，让城市性的解读不再局限于城市本身，而是聚焦人与城的双向奔赴，彰显城市性的动态生命力。

从“生命史”观察“城市性”，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如何诗意地栖居”的追问。城市不再是冰冷的建筑集群，而是由无数个体的欢愉、创伤、选择与意义编织而成的“生命场”。

当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城市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当我们读懂每一段生命的“史”，城市便拥有了不朽的“魂”。这不仅是一种观察方法，更是一种尊重个体价值、理解城市复杂性的人文态度——正如醴陵的渌江水，因千百条溪流的汇入而奔涌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