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七事变”谈“事变”这个词
吴志良
又到7月7日。
八十九年前的这一天，日军在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华民族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的艰苦岁月。然而，一个耐人寻味也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当年日本发动这场投入近百万大军的侵略战争，其政府却从未公开正式向中国宣战，而是将其冠以“支那事变”之称。表面看，这只是称呼的不同；深究之下，这恰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语言包装上的精妙算计，也再次警示我们，在这个“符号与武器已经等同”的时代，日本当年的欺骗性语言操作，与当今诸多行径一脉相承，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事变”二字背后的语言陷阱
“事变”一词，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欺骗性？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周鸿军曾深刻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善用中性术语‘事变’伪造历史，粉饰其首先发动偷袭侵略战争而中国只是抵抗的本质。‘事变’这一术语使人习惯思维认为：打架双方都有责任，应各打五十大板。但事实上日方是加害方，中方是受害方，日本用中性术语漂白洗净其反人类罪行……”
这一判断切中了要害。“事变”在语义上让人联想到纠纷或摩擦，天然带有“双方各有责任”的暗示。强盗在金融区公然抢劫弱者，弱者奋起反抗，新闻报道却称为“群殴”；多年之后，后人将无法从报道中分辨是非。这就是“事变”二字的迷惑力所在。
从法律层面看，日本此举另有深层用意。日本已经签署《巴黎非战公约》，“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之工具”。若承认是“战争”，则公然违反国际公约，陷日本外交于被动。更关键的是美国的《中立法》——一旦确认交战国身份，美国将禁止向其出口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而这些恰恰是日本侵华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于是，日本选择“不宣而战”，以“事变”规避法律困境，既掩盖侵略罪责，又为获得西方战略物资留下操作空间。
对于中国而言，这也是一段沉痛的历史。当时的国民政府同样没有及时宣战，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才正式对日宣战。这一局面，既暴露了旧中国的积贫积弱，也折射出话语权的严重缺失。“事变”一词最终被中国两岸媒体沿用至今，客观上延续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史学话语，应该尽快拨乱反正。
从历史话语到现实图谋
历史从未远去。今天，当我们审视日本的种种动向时，“事变”式的话术操作依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最具代表性的，是历史教科书中的系统性篡改。在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操弄下，侵略被模糊为“进入”；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被轻描淡写为“南京事件”，对加害者身份避而不谈，却炮制所谓“受害人数未定论”；而“慰安妇”制度则被说成是“自愿”和“商业行为”，完全掩饰了“性奴隶”的本质。
“南京事件”——这难道不是又一个“事变”式的操作吗？“事变”本意是掩盖侵略战争，“南京事件”则意在抹去屠杀的铁证。日本右翼势力在靖国神社解说词中，把侵略中国说成“自卫战争”，太平洋战争被说成“维护亚洲”。从“支那事变”到“南京事件”再到“自卫战争”，语言操作之套路如出一辙：偷换概念、伪造正义、推卸罪责。
在军事扩张领域，日本的修辞术同样令人警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宣称将在年内完成修改和平宪法的草案制定，推进防卫预算大幅增长与进攻性军事能力建设；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还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改，原则上放开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然而，所有这些动作，都被包装在“强化自主防卫能力”的修辞外壳之下。一边是实打实的军事扩张和宪法突破，一边是“和平主义”“专守防卫”的语言掩饰，与当年“以‘事变’之名行侵略之实”的手腕何其相似！
更重要的是，在涉台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频频挑动对立，麻生太郎公开抛出“危急关头予以反击”等挑衅言论。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这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挑动对立、制造事端，借机推进“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日本右翼正是通过制造外部“危机”，为扩军修宪寻找理由，其实质与当年借卢沟桥之“事变”发动全面侵华别无二致。
掌握话语权，警惕历史重演
历史早已证明：用语言漂白侵略罪行，比用谎言粉饰现实更加危险。当年的“支那事变”之称呼，不只是一场语义上的游戏，而是为一场大规模侵略战争提供合法性包装，让日本国民相信这并非不义之战，让国际社会难以判断冲突性质，让后世难以从官方表述中还原真相。正如日本《赤旗报》20年前所强调，“称呼的变化，与对战争的评价和定位密不可分。”
今天，面对日本在历史教育中的系统性操作，在教科书中的系统性篡改，在涉台问题上的持续性挑衅，在军事扩张、特别是武器制造领域的持续加速，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外交部早已明确表态：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而掌握话语权，正是捍卫历史正义的第一步。
从“支那事变”到“南京事件”，从“专守防卫”到“强化自卫能力”——语言是历史的载体，也是欺骗的工具。在“七七事变”八十九周年之际，我们有责任追问历史真相，有责任保持清醒目光，更有责任让后代理解：那些看似中性的词汇背后，隐藏着侵略者未尽之图谋。愿我们铭记历史，不为延续仇恨，而为警示那些战争爱好者的野心，绝不能让历史的悲剧再度重演。
（原载：大公报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