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良
拿到章文钦教授历时十余年编纂的《澳门诗词笺注》时，最先打动我的，是黄天骥教授在序言中的一句话：这不仅是一部“澳门建埠以来的史诗”，更是一部“反映四百年中西文化交融的诗史”。
全书三卷四册，近百万字，收录二百一十三位诗人的一千一百六十六首诗词。如此浩瀚的体量，让人忍不住追问：澳门弹丸之地，何以承载如此深厚的诗情？何以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诗人笔下反复吟咏的对象？
答案，要从四百年前说起。
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因上疏触怒皇帝，被贬为广东徐闻典史。南下途中，他踏足了彼时葡人入居已近四十年的澳门。在《香嶴逢贾胡》中他写道：“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又在《听香山译者》中描绘葡人少女：“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这是中文诗歌第一次为澳门留下文学影像。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段短暂邂逅竟深深嵌入汤显祖的文学血脉——在《牡丹亭》中，男主角柳梦梅正是从广州出发，途经“香山嶴”出海。澳门不仅是诗人路过的地方，更成为中华文学想象的一个坐标。
从汤显祖开始，澳门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诗人的视野。
明末清初，屈大均游历澳门，留下大量诗文。“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道出了澳门在珠江口众港口中的龙头地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记录了十七世纪澳门作为国际贸易枢纽的盛况。另一首《澳门》，将澳门中西文化交汇的生活细节写得栩栩如生。：“银钱买得番人女，马首琵琶学汉音。莫笑殊方风味别，半兼夷夏作肴斟。”
然而屈大均的诗中更有深沉的忧患，“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对葡人武器之精良深感忧虑；“筑城形势固，全粤有余忧”，担忧澳门可能成为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屈大均生于明清易代之际，深受爱国传统与民族气节影响。在清朝文治武功极盛之时，他便以强烈的民族情结和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了葡人通过武力“频挑衅”、入居澳门是久有预谋的。这种欣赏之外更有警惕、惊叹之中不失清醒的复杂情感，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澳门最真实的心态。
清代中叶，澳门更是成为文人墨客争相吟咏的对象。乾隆三年，广东诗人林国桓游妈阁庙，在石壁上题诗：“岸穷海角应无地，路转林深别有天。一任飞潜空际色，半分夷夏杂人烟。”“半分夷夏杂人烟”七个字，精准捕捉了澳门中西杂处的独特气质。而首任澳门同知印光任及其继任者张汝霖，既是治理澳门的官员，又是吟咏澳门的诗人——他们用诗记录巡视经历，合著的《澳门记略》更成为世界上首部系统介绍澳门的专著。诗词与史志相互印证，让我们看到澳门虽中西交汇，却始终在中国官府的治理之下。
然而到了晚清，一切都不一样了。鸦片战争后，葡萄牙逐步侵占澳门半岛及氹仔、路环两岛。光绪十三年（1887），葡萄牙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取“永居管理澳门”的权利，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受到严重侵害。赵天锡的《濠镜》诗沉痛写道：“航海初来借一枝，卑楼安肯室堂窥。疆臣亦有深谋处，大局翻非异昔时。”生动概括了从明清到晚清澳门的历史变迁。陈徽文在《濠镜杂诗》中悲愤疾呼：“竟许西夷受一廛，遂令声教阻南天。岂知卧榻旁余地，新睡他人四百年。”宋太祖尚知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而明代以来的地方官府竟在卧榻之侧留下一片余地，西洋“夷人”在此酣睡了四百年。字里行间，是士大夫回天无力的沉痛。
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葡总督亚马留强行推行殖民统治，驱逐驻澳华官，强征华民税赋，平毁华人坟墓。澳门百姓沈志亮愤而刺杀亚马留，后慷慨赴义。此事在晚清诗坛引起巨大震动。潘飞声在《澳门杂诗》中写道：“田横岛上汉家儿，双手挥戈事最悲。”邱逢甲以“谁报儿孙首發冤？宝刀饮血月黄昏。要携十斛葡萄酒，来醉秋原壮士魂”凭吊这位义士。杨应麟则赞曰：“若忆当年沈义士，万人争看好头颅”。语皆悲壮，充满敬仰之情。
魏源、何绍基、郑观应、康有为等一代风云人物相继踏足澳门并留下诗篇。康有为“香江陆海感苍茫，濠镜山川对夕阳”，目光已从风物好奇转向更深层的家国忧思。郑观应在澳门完成了震动晚清思想界的《盛世危言》，诗作同样被收入书中，成为澳门与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紧密相连的文学证据。
进入民国，澳门诗词创作迎来新的高峰。汪兆镛、张学华、冼玉清、冯秋雪……一大批因战乱避居澳门的文人儒士，在这片土地上结社唱和，延续着中华诗教的传统。汪兆镛居澳期间写下《澳门杂诗》一卷，自言“辛亥之变，避地于此”。抗战期间，澳门更成为不少内地文人暂避烽火之地。同盟会元老廖平子于1938年携眷避居澳门，创办手抄诗刊《淹留》，以笔代枪，抒发山河遭劫的血泪，宣传抗日救亡，诗作中有流离之痛，更有不屈之志。
四百年的诗词长河，让我们看到澳门不仅是一座诗情画意的城市，更是一座承载着家国忧患与民族记忆的城市。山海自然是诗意的底色，地形貌似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因而自古被称为“莲花宝地”；“镜海”澄澈如镜，正是一幅天然的诗意图景。中西文化交融是诗意的神韵——教堂钟声与庙宇香火在窄巷中交织，中式歇山顶与西洋卷棚顶共生，“半分夷夏杂人烟”道尽了这份独特。而最深沉的诗意，则来自一代又一代中国诗人四百年的凝视——从屈大均的忧患意识到晚清诗人的悲愤疾呼，从民国文人的流离之痛到抗战志士的不屈之志，他们赞美过澳门的繁华，也忧虑过澳门的命运；他们惊叹于异域风物，却始终以中华文脉为根。
《澳门诗词笺注》是一部大书，也是一座桥梁。早在“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出现之前，诗人们就已经用他们的方式，为这座城市完成了最深刻的文化测绘。那些沉睡在古籍里的文字从未远去——它们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复杂、也最深沉的精神底色，是澳门永远的诗意故乡。
（原载：深圳《书都》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