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文脉：建设一座“好的城市”

文/高明勇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曲北朝民歌，写出阴山南北的辽阔，黄河“几字弯”环绕的鄂尔多斯、土默川平原上的呼和浩特，千百年来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舞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道出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源远流长。

日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日新书院与呼和浩特市社科联共同主办一场学术会议，主题为“礼乐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专家学者。时光倒溯，2024年10月，也是在内蒙古，在鄂尔多斯，举办了一场“城市与礼乐双向奔赴”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集结为《制礼作邑：从鄂尔多斯出发看中国城市文明》一书。我当时专门写了一篇政能亮文章，《世界城市日，重新打量中国城市》，提出回到思考城市问题的“原点”。

从鄂尔多斯到呼和浩特，两场会议一脉相承，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是：如何“看见”文脉，建设一座“好的城市”？

一、作为“事件”的“会议”

这是一场有望成为“学术事件”的“学术会议”。选择什么样的“场景”举办“会议”，本身就有了成为“事件”的可能性。“作为事件的会议”，是指会议自筹备时起便具备激发思想的潜质，同时，会议本身的影响力足以构成公共话题。而一场“会议”能否真正成为“事件”，核心要素之一在于，能否提出重要命题，进而产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原创学术成果。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那些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会议”，大多源于“场景”与“命题”的叠加效应而成为“事件”。如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一群中青年经济学者在浙江湖州德清的莫干山上，围绕价格改革等重大议题激辩，成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再如博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海南岛渔镇，因亚洲论坛而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政治经济对话的重要舞台。再如乌镇，因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落户，从江南水乡跃升为全球数字治理的对话场。此外，还有夏季达沃斯，将大连、天津等城市与全球经济议程深度绑定。亚布力论坛，以企业家为主体，在东北雪乡中生发出“中国的达沃斯”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

学术场景、现实命题、思想成果，这三点是这些案例的共性之处，三者缺一，可能会议只是会议；三者合一，会议才有可能成为事件。

一年前，2025年7月14日，时隔十年，党中央再次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文脉赓续，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治理增效一起，写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核心议题。这也意味着，城市不再只是经济指标等硬件建设的集合，而是文明延续的载体。

从赓续文脉的视角，在地处北疆的呼和浩特，在这个时间节点，重新审视中国城市，既是一种学术思辨，更是梳理出一条从价值观到方法论的认知链条：什么是“好的城市”？什么是“好的城市观察方法”？什么是“好的城市传统”？什么是“好的城市叙事”？

二、什么是“好的城市”？

什么是“好的城市”？这不仅涉及城市观察的标准，更关乎城市观察的观念与态度。

哈尔滨工业大学赵志庆教授在会上提出“好的城市”这一命题，并从五个相互关联、逐层递进的层面展开阐释：城市运行是否更高效，城市发展是否更加公平，城市治理是否更有秩序，城市生活是否更能凝聚共同体，城市建设是否更有利于延续文明。这五个层面从城市运行和公共治理出发，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关系与文明传承，为理解和评价“好的城市”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价值框架。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们对“好的城市”的认识不断深化，评价标准也日益丰富。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发展的评价重心更多集中在效率层面，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能力等受到较多关注。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公平逐步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考量，公共服务均等化受到更多重视。此后，秩序又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议题，治理精细化和风险防控能力不断加强。

赵志庆教授认为，对“好的城市”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效率、公平和秩序层面，还应关注城市能否形成稳定的社会信任，能否增进居民的归属感和共同体认同，能否在发展变化中延续自身的历史文脉与文明价值。也就是说，城市既要满足现实的发展与治理需要，也要成为承载共同记忆、维系社会关系和延续文明传统的公共空间。

与会学者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但对“礼以立序，乐以致和”形成高度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呼和浩特这场会议表面看来是在谈论一个看似古老的学术话题，事实上是在探讨一个极其现实的城市治理命题：当中国城市从“增量扩张”进入“存量提质”阶段，当“内涵式发展”成为主线，“建造了多少建筑”可能影响着城市的硬实力，而“延续了什么文脉”则直接影响着软实力。

其实，这正是以“礼乐文明”观照当代城市的现实意义。

三、什么是“好的城市观察方法”？

有了“好的城市”这个价值坐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观察和认识城市？

正常来说，有两种视角。一种是回到现场，从现实出发。清华大学武廷海教授与郑伊辰提出，我们需要“植根大地”地理解中国城市特性，认识中华城市体系在世界人居文明中的独特价值。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中国城市自诞生以来即表现出鲜明的体系特征，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进，中国城市体系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之抟成、广域空间之治理中起到了枢纽作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面向未来，需要更加重视城市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依托城市体系来规划国土空间，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另一种是回到文献，从历史出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杨英研究员则推崇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提出的“在文献中做田野”，即逐层剖析法，走进文献层层累积的不同时空，还原特定时空下真实存在的衣食住行与制度典礼。她认为要深入不同层次、不同文类的礼类文本，重返这些礼类文本生成的历史现场，探寻文本与历史情境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两种方法的启示在于，不能把古代城市文献仅仅当作“资料库”来用，而要当作“社会记忆的痕迹”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深度理解一座城市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如此布局，为什么承载着这样的文化记忆。

根据武廷海教授的研究，中国古代都城选址，向来将城市置于天下山川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量。山川脉络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复杂演进，这种演进不是纯地理学的，而是“天地人城文”的综合思考。中国古代的地理，究其实质，是一种人文地理，形成了一种“王朝都城地理学”。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对山川脉络的认知不断拓展，从中原到北疆、从南方到西域，城市体系的认知框架也随之一再延展。

这也正是我长期观察湖南省醴陵市发展所践行的“有效调研”思路：把具体城市作为方法，让方法回归真实问题，以此完成对一座城市的重新发现。我先后撰写的《拐点之城》《融媒之道》《人才之问》《文旅之本》等，就是“发现”的产物。

四、什么是“好的城市传统”？

“好的城市”需要有“好的观察方法”来认知，而认知的深度取决于对“好的城市传统”的理解。以更为宏阔的视野来看，“好的城市传统”体现为纵横交错的双重维度。

纵向角度，体现为“动力”传统。从礼制与共同体形成的制度动力维度，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进行了纵贯三千年的宏大梳理，分为三大时段，第一时段，上古时期，主要是“族群的认同”；第二时段，中古时期，主要是“王朝的认同”；第三时段，明清以来，主要是“文化的认同”。三个递进的认同层次，恰好对应了城市在“共同体”形成中的三重角色，城市首先是族群聚居的场所，其次是国家治理的平台，最终是文明传承的载体。

横向角度，体现为“比较”传统。“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借用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1917年）中的经典论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顾涛教授从思想史层面展开四个角度的“比较”：华夷之辨，城市在中原与边缘之间的文明界定功能；汉化胡化，城市在文化双向流动中的融汇互鉴机制；多元一体，城市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整合作用；礼乐“新造”，礼乐文明如何在传统根基上实现创造性转化。

“好的城市传统”，虽然无法清晰定义，但至少不能是封闭的、单一的、固化的，而是有边界但能互融、多元但能一体、传承但能创新的。从鄂尔多斯到呼和浩特，其实是“一条线”，这是昆仑—黄河—长城—农牧交错带之一段，阴山是天然屏障也是文明通道，敕勒川的牧场与城市的街巷共存，这既是北方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又是城市更新中需要面对“礼乐新造”的现实课题。

五、什么是“好的城市叙事”？

赓续文脉，如果说文化传统是一座城市的“底子”，城市叙事便是它的“面子”。一座城市如何讲述好自己的故事，不仅决定其文化形象如何为外界所认知，更影响着当地居民如何建立一种共同体意识。

《制礼作邑：从鄂尔多斯出发看中国城市文明》的主要价值，就是跳出传统以中原都城为中心的研究脉络，从北方草原城市的视角出发，展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吸纳力，厘清了“城市解析礼乐、礼乐指引城建”的双向关系。

这也正是“好的城市叙事”有别于“一般城市宣传”的关键所在，一般宣传把城市当作“产品”来推销，“好的城市叙事”把城市当作“文明”来诠释。无论地处中心或地处边缘，当一座城市被放置到秩序建构与文明韧性的层面打量时，在城市的物理空间、行政区划之外，成为被赋予精神厚度的文化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呼和浩特社科联近年来的系列出版物，正是“好的城市叙事”的区域实践。如《石器时代呼和浩特地区文化探源研究》（崔思朋、薛红伟、于宏建）等，从考古学和文明史维度将城市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叙事中定位；在历史文化研究层面，有《千里阴山图：诗史互证的长城南北农牧交融》（赵子阳）、《清代绥远城的设立与边疆文化交融》（斯钦布和），《恪靖公主与清代北部边疆治理探微》（吴红波），《人间大爱：国家的孩子在呼和浩特》等，从文献、记忆和情感等多个层面编织城市的文化肌理；而青城叙事散文集《阴山下》（安宁）、青城十六景文学作品集《敕勒川》（呼和浩特社科联、内蒙古文学馆）等，则以文学的方式，让一座城市从抽象的行政概念变为可感可知的文化形象。

这些作品，方法不同，精神一致，都是让城市在叙事中被“重新发现”。

六、城市，是文明的空间投影

文脉赓续，何为“好的城市”？进而言之，如何“看见”文脉，建设一座“好的城市”？

“好的城市”，意味着礼乐相济，既重视效率和公平的“硬件”建设，更重视公共秩序、社会信任和文明认同的“软件”建设。

“好的城市观察方法”，无论是回到现场，从现实出发，还是回到文献，从历史出发，都要连接历史与现实，连接现场与文本，在文献叠加与山川河流中理解超越治理的文明逻辑。

“好的城市传统”，是从族群认同、王朝认同到文化认同，在“多元一体”的传统背后，意识到城市是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载体。

“好的城市叙事”，既注重论从史出，也注重诗史互证，有效传播，重塑形象。

“看见”文脉，也呼应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确立的目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当然，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的学术会议能否真正成为“学术事件”，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回应时代命题：城市应当如何承载文明、赓续文脉？从鄂尔多斯到呼和浩特，这两次会议共同佐证了一个判断，即边疆城市不是“边缘城市”，而是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视角。

“看见”文脉，方能读懂城市。由此可见，看见文脉、守护文脉、赓续文脉，是建设一座高品质现代化城市的必然逻辑。

作者系政邦智库首席研究员，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